2009年04月01日 [世纪大讲堂]               

 王鲁湘：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在西方的文明发展中，贵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贵族不仅意味着一种地位和头衔，也意味着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一种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的东西。那么中国是否存在着贵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它的兴盛带来了什么，它的缺失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在当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诠释它？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著名文化学者刘再复先生。大家掌声欢迎。

王鲁湘：刘先生，我知道1989年离开北京，离开中国以后，就好像一直在世界各地做一种文化的漫游。那么您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再回北京了？

刘再复：19年了，整整19年。

王鲁湘：那这么多年没有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后的这个强烈的这种感受是什么，这种时间的这种，时间差带来的这种感觉？

刘再复：去国19年了，这次借着你们这个凤凰的翅膀，能够回到北京，而且就昨天一天，我也看一下北京了，变化真大，像我住在建国门外，完全另外一个世界，完全认不得了。

主持人包括你那个社科院很熟悉的大楼，外表完全变了。

刘再复：完全变了。

王鲁湘：对。

刘再复：这真是百年之裂变。变化很大！

王鲁湘：那么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您这么多年一直在欧美进行这种游览，包括进行一些文化的深层次的一些思考，有人说过，说实际上一个人出家、远游，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回家，是为了感受到家里头的某种亲切性，或者说为了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家园。那么通过这么多年在欧美的这样一种游历的话，您感觉到就是反过回来，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家园，看自己的家乡，您有什么新的领悟？

刘再复：过去读《荷马史诗》，一个是《伊利亚特》，一个《奥德赛》，我把它读成人生的两个基本经验，基本模式。《伊利亚特》基本上是人生的出发，出征。

王鲁湘：向外。

刘再复：《奥德赛》基本上是个回归。

王鲁湘：回家。

刘再复：尽管我现在还是个过客，但我这次毕竟是个回归，所以挺高兴。

刘再复：看中国，在自己的地方看，有时候不太清楚，到外国回来再看，感到中国现在是非常有活力。

王鲁湘：包括像贵族精神这个问题的思考，可能都是在欧美，特别是在欧洲进行游历的过程中间，然后有一只眼睛反过头来看向自己的家园的时候，在对比中间产生的一个灵感，是吧？

刘再复：也有，比如欧洲，整个贵族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到了法国革命以后，打断一下，它有个贵族的系谱，所以他们形成了一些贵族的精神，到现在还继续下来。这方面对我也有一些启发。大国的崛起，不光是一个物质的问题，不光是个经济的问题，它有时候还是人文的问题，精神上的问题。所以我讲这个题目，跟在海外看的有关系。我在出国以后，大概将近走了30个国家，有好处，把视野打开了。视野打开以后，再看我们这个国家，会看得更清楚，当然也更低调。这么一个大国，能够到今天也不容易。

王鲁湘：对。好，那么现在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再复先生进行演讲，他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欢迎。

刘再复：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是《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学，就是现代文学，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学理论。那么在思考“五四”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运动，我一直评价很高，“五四运动”的文化领袖，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们是充满慈悲心的，他们对我们中国的下层的劳苦大众非常关心，所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情，我们知道明治维新，它当时有一个重要口号，说是版籍奉还，那么“五四运动”做了件什么事呢，是文字奉还，就是文字不能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也应该让多数人都能够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所以现在要把文和言统一起来。所以要用白话文来写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种文字奉还的一个伟大的工程。

另外还有，“五四运动”从思想史来说，它有两点，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有两个大的发现，一个发现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资源已经不足以迎接现代社会的挑战了。这是一点重要的发现，它当时抓住孔夫子作为代表，但是这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第二个，它发现了在我们中国的大文化的传统里面，逻辑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阙如，就是不足，这两个大的发现，使得“五四运动”永远带有历史的合理性，永远不可抹煞。

肯定这两个大的发现之后，我对“五四运动”也做了一些反省，其中有一个方面是当时“五四运动”由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来的，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这个建设国民文学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贵族文学，有问题。提出这个口号有两个概念的错位。一个概念错位，就是他们没有分清贵族精神和贵族特权的界限，也可以说没有分清贵族阶级跟贵族文学的区别。什么叫做贵族，我们翻开《辞典》它一定会告诉你，贵族就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特权的阶层，所以贵族特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要对它推翻，它带有历史的合理性。

刘再复：但是贵族精神，贵族文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他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了贵族政权，那开始他激进的一些年头，当然最后，他把贵族的精神，贵族的文化留下来。所以在法国，最高的勋章，最高的奖章，都叫做骑士勋章，这个骑士就是次等贵族，骑士是代表侯爵，公爵去替国王打仗的，文化精神跟贵族特权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概念的错位。

另外一个概念的错位是什么呢？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搞错了，贵族精神的对立项不是平民文学，不是国民文学，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这是很大的概念的错位。我们这个平民，平民很多都有贵族精神的。你像《红楼梦》里面的那个晴雯，

她身为下贱，心比天高，所以那个贾宝玉的《红楼女儿誺》里面就说“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很高贵的，精神很高贵的，贵族精神讲的是人格的贵贱，是人格的高贵，这一点是不能够轻易否定的。五四运动就发生这两个概念的错位，所以我们今天我探讨贵族精神的时候首先从“五四运动”的反省开始。

那么第二个问题，我想谈一下就是什么是贵族精神，什么是贵族精神。这个贵族精神，其实我们来看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的文化史，社会史，你就会发现，很多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都对贵族精神不断做定义，在这个定义里面很多是冲突的，很多是不同的看法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罗素，托克维尔，他们这些对贵族都不断进行定义。但是我把他们的定义归纳一下，我把贵族精神归纳成几点。最基本的，就是它的核心的精神几点。

贵族最重要一个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这是尼采道破的。这个尼采是很天才的，他是19世纪最后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预感到20世纪这贵族将会死亡，也就是贵族精神将会灭亡，他很天才，预见到这个，所以他当时就高举贵族主义的旗帜，所以他在《善恶之彼岸》这本书和《道德系谱学》都写得非常好，他对贵族进行定义，那么定义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对人的一种自由意志，对人的个人的尊严的一种充分的肯定，尼采他这点有一点是有道理的，他认为上层人跟下层人，他的道德准则跟精神准则是不相同的，所以他的道德标准和精神标准是不同的。他鼓吹说，就是上等人，就是所谓贵族要向下等人开战的，他是贵族主义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说的这条自尊的精神，这是对的，贵族很讲究自尊，我们知道贵族有一个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就是决斗，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贵族伟大的诗人，他们就是决斗而死，那么这个决斗的行为语言，说明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有一种东西是比我生命更加重要的，这就是我个人的尊严，这就是自尊。所以这点是贵族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精神。

还有另外一个，这是讲原则精神。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尊，强调个人的自由意志，强调个人的尊严，但是贵族他知道，我们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人与人是相关的，既尊重我们自己，还要尊重别人，所以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当中要讲规则，讲原则，要讲游戏规则，这是贵族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决斗的时候，比如说我们20米内，你拿着手枪，我拿着手枪，到有一个人倒下为止，一个人死为止，但是你不可以违背规则，你一旦违背规则，首先你就是失败者了，所以要严格遵守规则。

就是说，除了自尊之外，还有个自律，英国它的贵族传统很发达，所以它产生了一种游戏公平原则，就是费尔泼赖，鲁迅先生写《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那时候他是比较激进的，当然在当时有他的道理，后来80年代初，王蒙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论费尔泼赖应该实行》，认为公平原则还是要实行的。要有游戏的规则。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说贵族精神的反面，它的对立项，它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最糟糕的就是不讲原则，不讲规则，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鲁迅先生在定义流氓的时候说，凡是没有一定理论线索可寻的，都可以把他称为流氓，就是没有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游戏规则，都可以称为流氓。所以第二条就是原则精神，这是属于自尊之外的自律。

那么第三条就是他的低调，低调。凡是贵族，他的精神里面一定是低调的，这个低调是什么？就是自尊，自立之外，还要有个自明，贵族虽然拥有财富，拥有土地，有钱，但是他自明，因为他有比较高的学养跟修养，知道世界有多大，历史有多长，我们自己的位置，个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么地方，他自己知道，所以不敢唱高调。

其实比较有力量的人都应该是低调的。所以鲁迅先生说，那个猫是比较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叫，而老鼠是没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也是这样，大象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它的耳朵是覆盖着的，兔子没有力量，它耳朵是翘起来的。凡是财大气粗的人都不是贵族，凡是贵族一定是财大而气不粗，这种低调是学养跟修养形成的一种精神。我们中国有时候有一句话说，皇帝话少，皇帝，按照托克维尔的定义就是说是第一贵族，所以他呢不能讲太多的话，也要低调才行，所以皇帝话少，不能讲太多。

第四一个呢，贵族的精神是淡漠名利，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这一点是中国南朝时期的沈约在《高士赞》里面特别提出来的，他当时谈到贵族有好几个，他包括把隐士都放进去了，他贵族比较宽泛的一个定义，那么也包含着贵族，因为沈约本身他是一个贵族，他对贵族下了几个定义，比如避世，避言，就是要离俗世，俗人的社会远一点，再一个，他一定要淡漠名利，要安于比较清贫的生活，比较质朴的生活，不要大块吃肉，他把争名夺利看成是一种耻辱，所以这也是贵族精神很重要的一个。

这四点是我概述贵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贵族精神它有历史的积淀，特别在欧洲，贵族历史传统比较久，那么经过长期的积淀以后，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贵族的精神，贵族精神形成以后，它本来是贵族主体创造的，那么后来慢慢形成人类共同的一种财富，大家觉得这种精神不错，变成公认的一种优秀的精神遗产跟精神境界。骑士精神，他也慢慢形成他自己的一套精神，比如我们一谈骑士精神，一定是慷慨，一定是正直，一定是尊重妇女，扶持弱者，我们讲文学史，思想史，它一定讲骑士精神会讲到这几点，也形成它的一个共同的优秀的遗产。

像俄国的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反省俄罗斯的国民性的时候，他认为，他说俄国国民性上有个很大的弱点，他说追求神圣，但不追求正直。那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缺少欧洲的骑士传统，骑士精神。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中国也是追求神圣，只是我们不是东正教的背景，我们是孔夫子的背景，我们是追求当圣人，但是不太崇尚追求正直，这是我们的一个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因为你要当圣人，不太容易做到，不太容易做到就不得不戴面具，戴面具就虚伪了，可是虚伪是对人性腐蚀最厉害的一种东西，所以“五四运动”反对旧道德的时候有点道理，就说你这旧道德变成伪道德了，变成虚伪了，我们也是缺少欧洲的这种骑士传统，不是崇尚正直。崇尚正直跟崇尚神圣是不同的，所以这个跟过去我们的文化传统缺少骑士传统是有关系的。

贵族的精神表现在文学上，有几个又非常重要的特点，贵族文学是贵族精神的一个载体，也可以说贵族精神的一些精华都在贵族文学里边充分呈现出来了。那我们看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西方的文学，它的贵族精神表现出来的有几个重要现象，几个特征吧。我把它概括成六条。

刘再复：我们大家可以看一看，西方的文学跟中国文学里面的贵族精神，是不是能够离开这六条。第一是品格的高洁。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屈原是典型的贵族，他的《橘颂》，也典型地表现自己的高洁。普希金有很多诗都表现高洁精神，非常像。这种品格的高洁是贵族精神在文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精神雄健，也是贵族表现出来一种精神，比如像我们中国的嵇康，嵇康他也是贵族，嵇康精神的雄健，有几个行为语言，除了他的文字语言，他的行为语言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鲁迅非常崇尚嵇康。我们知道当时他写那个《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当时就是不去当官，山涛要介绍他去当官，他气得要命，就跟他写绝交书了。那我们知道钟会，钟会当时是司马氏王朝的一个炙手可热的一个宠臣，那权力非常大的，当时想拉拢嵇康，所以那天就要去带着几个人就要看望嵇康去。结果嵇康看见他进来了，连眼珠都不转过去，种会很生气，后来要走的时候，这个嵇康就说了一句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就回了一句话说，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很生气，后来这导致他最后上断头台。你想嵇康当时只要敷衍一下，他就可以当大官，但是他就不能敷衍，行为语言他表现出来，就是精神非常雄健，最后他要上断头台之前，他弹了《广陵散》，他只说了一句话，说从今之后，这《广陵散》可能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弹了，这也是一种精神的雄健。后来拜伦，20岁左右就在上议院获世袭职位，是一个很典型的贵族，继承爵位的贵族，后来他投身希腊了民族解放的战争，他的诗文跟他的行为语言都是惊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气的高傲，贵族文学，像屠格涅夫，在俄国的文学里面，屠格涅夫是贵族文学的一个很典型的作家，他写过《贵族之家》，写过《父与子》，都是非常好的贵族文学，我们看到《父与子》里面的主角，巴扎诺夫，你看他的气质，那是非常高傲的一种气质，心气非常高傲，就他所有的表现，都表现血液的深处有一种不可征服的骄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这理想的卓越，比如说俄国的贵族的诗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像薇拉？妃格念尔的自传，《俄罗斯的寒夜》，这是典型的俄国的女贵族诗人，你看她所写的诗。那所谓十二月党人，他本身是贵族党，那贵族他有一种理想，为这理想而献身，所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面，特别开辟了一章，拜伦，他把拜伦写进了西方的哲学史。分清贵族的造反跟农民的造反的区别，他认为贵族的造反，是有理想的，农民的造反，缺少理想。贵族常常表现理想的卓越。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道德的完善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还有就是《复活》，所以其中的三个男主角，彼尔，列文，聂赫留朵夫，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道德的完善。第六种是艺术形式的精致，像我国南朝，我刚刚说沈约对四声八病的界定，还有法国古典主义三一律一种审美要求，都是艺术精致。那么这些都是贵族精神表现在文学上的一种表现。

王鲁湘：非常感谢刘先生精彩的演讲。大家都听得入了神，我也在听的过程中间，做了一些笔记。在这里的话，有几个问题跟刘先生请教一下。我们知道从19世纪的中叶开始，中国的一些先进的一些人物就提出了强国的这个梦想，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和西方相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瘠弱、瘠贫，然后我们现在要强国，所以因此我们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做到现在，应该说已经做了150多年了，一直是强国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在这100多年中间，历史进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动力，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强国梦。但是强国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导致的社会的实践，它会是一个不同的路径。那么在西方的话，它不是由强国梦导致了社会的一个，作为一个导向性的东西，它是从民富，从民富就是，由老百姓一个一个地富起来，由民富然后指引着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它这个导向的标志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现在经过改革开放30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民富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也同时提出了两个目标，就是把国强和民富，把它放在一起，国强民富。但是那一天，我在和那一位搞宪法的学者，我们在这里也是《世纪大讲堂》讨论的时候，我突然想，光有这两个目标不够，应该在这两个目标的中间，并列地甚至可能是摆在前面的，要还提一个目标，叫人贵。

刘再复：对。

王鲁湘：就是人贵，民富，国强，应该这么摆。就是首先把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把生命的尊严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尊重每一个老百姓去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这样一种合理性，然后最后自自然然地我们的国家就会强大，是吧？

刘再复：对。

王鲁湘：所以您这里头的话，就是提到这样一个贵族精神的时候，我觉得在我们中国长期的一个缺失，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首先我们其实没有对人的尊严有足够的认识。

刘再复：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其实鲁迅在青年时代，他是天才，他很早就提出一个命题了，说立国先立人。

王鲁湘：立国先立人。

刘再复：立国先立人，这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国有句古话，就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关键是人。过去一些朝代，它后来不行的时候，都是发生一个大的问题是断后，后继无人。所以关键是人，人的精神素质，人的精神境界，人的生命质量，这是关键。我们一个国家要强大，它能持久地强大，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健康地强大，这关键是人是不是健康，人本身的生命质量怎么样子。这一点我们如果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了就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社会充分发展了，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讲规则。中国的发展是先打球以后再画篮球场的。先搞现代化运动，然后慢慢才定规则，时代大转型的文化准备，心理准备，各种准备都不够，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很高的契约的意识，很高的这种守规则的意识，包括人的尊严意识，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要尊重我们所有的协议，所有的契约，所有的规则。如果不是这样子，将来我们这个经济越来越发展，那我们这方面将会漏洞百出。

王鲁湘：好，下面这里有一个网友，委托我向刘先生提一个问题，有一个网友，他的网名叫三代人，他提一个问题说，西方人有一句谚语，造就一个暴发户，只需要一天，造就一个贵族，至少需要三代，而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叫做富不过三代，第一代创业，第二代守业，第三代就败业。历代财富拥有者都没有走出这样一个怪圈，那么如此一来，中国岂不是永远不会有贵族精神吗？

刘再复：他是一个比较悲观的论点，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说暴发一天就可以完成，不要把创业看得那么容易，我们应该尊重今天我们中国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国从乡村时代进入城市时代，是真正进入一个经济的时代，进入经济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非常艰难的时代，一部分人暴发出来，成为先富起来的人，我们仍然要非常尊重他。这一点，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常常有偏见。重农抑商，我们常常有这种东西，我在海外以后，改变了这个观点。我在美国看到，真正的精英都是在商业社会里面，而且许多文化规则都是在巨大的商业活动当中学会的。我曾经讲过，中国人将会在未来的巨大的商业活动当中学会妥协。

王鲁湘：对，理性。

刘再复：理性，谈判，讲价钱，谈判。所以这个暴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一天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尊重他们的，现在他们企业上的成功，对这种成功者，我们要给予一种敬意。但另一方面，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成功者以后，我们如果迷失心灵的方向，不知道富了怎么办，其实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最后的演讲讲了富了以后怎么办，富而好学，富而好礼，这套东西要成为一种自觉，应该说现在富人最重要的觉悟，应该是富了以后，我要造就社会，而且要从精神上去提升。

王鲁湘：好，现在就是我们请在场的老师和同学，有什么要向刘先生提出来的，要和刘先生沟通交流的，现在可以举手。

提问：刘先生，您好，听了你的讲座，我们很有收获，我想提这样的一个问题，提到贵族，人们一般会想到有两个先决条件，血统与物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贵族他本身所具有的物质与他贵族，他所具有的精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谢谢。

刘再复：这个后天要获得这种精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只有一种办法，就是要靠不断地增加新的学养跟新的修养，所以我认为这种修炼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我现在所讲的这种感悟，感悟其实有个阅历而悟跟一个凭虚而悟有不同，你需要有阅历，也需要有修炼，所以这种东西可能没有别的捷径，只能靠修炼，靠不断地读书，就是富而好学这条路。

王鲁湘：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理解的贵族，以为都是吃喝玩乐的公子哥，其实殊不知出身于贵族之家，小的时候比平民子弟难过得多，难受得多。他要受到比平民子弟严格得多的这种训练。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康熙训练他的太子，当时候就住在我们这个北大的这个畅春园，就我们西门外面，不是畅春园还留下了一个小的那个，一个红的那个小门嘛，当时这是康熙在这个地方，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太子也就跟着他在这个地方，这个太子太辛苦了，太子早上3点钟要起床，你们现在有早上3点钟起床的吗？3点钟起床，然后汉文师傅，就是教汉文的这个老师教他读《礼记》120遍，120遍，然后这个时候康熙就早朝下来了，因为康熙的早朝是5点，就是太子比皇帝还早两个小时起来读书。

早朝他下来了，下来以后，就来到太子读书的地方，检查他今天的早上读的功课，检查完了以后，康熙又去办别的事了，太子继续在汉文师傅的指导之下，读《礼记》，读到大约9点，接下来以后，就是满文师傅来接手了，满文师傅把这个《礼记》的东西再翻译成满文，因为他是满族还要用满文嘛，还有蒙文，要通，就是满汉蒙三种文字，要把《礼记》要通一遍。然后到了11点钟的时候，可以吃中饭了。吃完中饭以后休息一会儿，到了下午1点钟左右的时候，干什么呢，到了1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做一个贵族子弟必须要有的骑马射箭，就开始练骑马射箭，小太子，这个骑马射箭到下午大概4点钟的时候，康熙又下朝了，康熙会回来陪着他的太子一起搭弓，骑马，射箭，然后要到大概6点多钟吃晚饭，这就是一个小孩子，他要成为一个贵族，每天必须如此。

提问：刘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人家说欧洲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它很平和，让人有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好像是欧洲文化才是真正的贵族文化，相比之下，美国文化给人一种暴富文化的感觉，让人家觉得它特别张扬，而且急功近利，就这两者而言，从这个概念上来讲，我们如何评价中国文化呢？您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谢谢。

刘再复：美国文化跟欧洲文化确实有很大的差别，很多欧洲人确实瞧不起美国文化，美国几乎是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才200多年的历史，人文传统最雄厚的是两个地方，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中国。你刚才说的对，欧洲比较崇尚贵族精神，美国人他好像天生的就是有一种平民精神，是个相当平民化的一个国家，它是移民国家，相当平民化的国家，那我们中国，应该说我们20世纪，也相当平民化，“五四运动”这一点起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的革命，实际上是平民的胜利，带给平民很大的利益。

刘再复：尽管我写过《告别革命》这本书，但是我在香港就讲，凡是革命过的地方，都比较平等，它就没有那种贵族跟平民的那种等级的概念，比较少雇佣的概念，这是长处，曹雪芹当时有一种观念很了不起，要打破贵族跟平民之间的界限，很了不起，而且庄子那个时候，齐物论就已经占领这个地球上平等思想的制高点了，很了不起的，20世纪，我们这个平民与贵族的界限完全打破了，这是我们的长处，这个长处带来的短处，就是贵族精神就是慢慢失落掉了，就是说忘记贵族精神，它也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讲的，所讲的那些，像自尊，自律，自明这些东西也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也不可以丢失。

我们中国经历过三个贵族的时代：第一个贵族时代是西周的氏族贵族时代，第二个是两晋南北朝的门阀贵族时代，第三个就是满清的部落贵族时代。我们最典型的贵族时代，实际上是西周的贵族时代。这个贵族时代，我们经历了大概五六百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那么当时这贵族有几个特点，第一必须要有姓氏，平民他是没有姓氏的，只有贵族才有姓氏，姓氏是一种血缘的标志；第二个就是土地，就是分封土地，诸侯占领土地；第三个他有军队，兵车，基本上有三个这个特点。

所以当时的贵族分得很清楚，分五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这五等。在这个贵族社会里面，有一种贵族精神，那个贵族时代，很讲风度，很讲文化，我们过去讲文学史的没有注意这一点，其实《诗经》当时就是贵族交往的一个文本，一种道德的文本和文化的通行证，这个《诗经》在当时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当时贵族的生活里面，比如说聚会，宴会、聚会，甚至外交的交往场合，诸侯的交往，都需要首先要念诗的。那个时候要求在这场合里面，你读诗，如果读了，跟你身份，氛围，场合不相符合，那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左传》里面就记载一个故事。公元前500多年，那时候晋平公那时候刚掌握政权，所以当时要大宴诸侯，他规定，这些诸侯来的时候，一定诗必类，就是说他们所读的诗，一定要跟我这一次的这个大的宴会氛围、身份一定要相合。结果那天来了一个齐国的大夫，叫做高厚，他读的诗，被认为不类，不符合当时的场合，所以那时候晋平公下面一个大臣，叫做荀偃，就拍案而起，他说有诸侯异志矣也，号召其它诸侯国要同讨不庭。所以很严重，差一点打仗，所以那个时候把这个读诗读得好不好，看成很严重的事情，看作是一种精神的文本跟一种道德的文本。这一点我们过去的文学的教科书里面没有注重这一点。如果要了解《诗经》，我给在座的推荐三本书，一本一定要读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变》，其中有一本谈《诗经》的，还有就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读《左传》，我们就知道，在第一个贵族时代里的精神是怎么样的，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贵族精神的，是有一种道德文本的，这是第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第一个时代，后来因为战争太残酷，最后由秦打败了六国的贵族政权，就是用中央集权的制度，用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所以当时中国一个很大的转变，从秦代开始，贵族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就基本上已经终结了。到了后来汉代，到了汉代，到了汉武帝，进一步把诸侯削弱，用中央的文官制度来代替分封诸侯，贵族制度就进一步瓦解，这是我们第一个时代，是被战争所瓦解的贵族时代。

那么第二个时代是在两晋南北朝。这个两晋南北朝，应该是我们中国的贵族制度又一次复辟。特别是到了东晋，到南北朝的时候，那时候讲门第，讲出身，讲血统，讲得非常厉害，那时候姓氏一定要相同，姓氏不同，是不可以通婚的。当时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五胡乱华，很多胡人都跑到江南去了，所以一定要看血统，选拔官员一定要看血统，怕另外一种血统跟我们相混了，所以那时候讲门第。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论他妈的》，那个时候如果骂他本人是不疼的，一定要骂他的祖宗，骂他妈的，那才是骂疼他了，那时候血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时候出现贵族文学另外一个高潮，就跟《诗经》相对应的，第二次的真正的贵族文学的一个高潮，那个就是由谢灵运，还有沈约，陆机等，还有当时的一些皇帝，像萧统萧衍，他们这一批帝王贵族也大玩，这个应该说大玩贵族的时代，大玩形式，大玩声律，大玩辞彩，是玩贵族的时代。四声，平仄都是那个时候发明的，为唐诗的高度的发展就创造了形式上的基础，功劳很大。那时候真正为艺术而艺术，我认为这个时代，是真正玩贵族的时代。

但是这个时代是被科举制度所打垮。隋朝建立科举制度，到了唐朝的时候，科举制度充分发展，所以那时候不讲血统了，你写诗写得好，就可以当进士了，讲才华，所以社会动力就从上层转入从下层上来了，这是很大的一种变化。那时候你的出身好，你的门第强，但如果没有才气，也不行的。所以那时候呢，白衣卿相代替那个贵族的世袭，就更厉害了。

我们知道在第一个时代的后期，在战国时期，像苏秦这种白衣卿相已经代替世袭贵族了，到这个时候，更多地出现白衣卿相了，有学问，诗词写得好，就可以当状元宰相了。第二个贵族时代，就被这个打掉了，瓦解了。宋明之后，虽然也有贵族，只是宫廷里面一小部分，作为整个的时代，它已经结束了。但到了清代，又出现了一个贵族时代，这个贵族时代就是从满洲过来的，就是满族，就是爱新觉罗贵族，他们又在中国取得政权，形成了部落贵族的一个时代。

这个部落贵族的时代，它当时的等级也分得很严的，那时候大概这个世袭的位子就有九种，一共有二十七等，他们的爵位分得很清，第一等是公，这个公爵分三等，第二是侯，分四等，第三是伯爵，四等，那么第四是男，也四等，还有第五是子，也是分四等，下面还有一个轻车都尉，分两等，还有一个都旗尉，分两等，还有云旗尉，分一等，还有恩旗尉，一共二十七等。所以那时候也是贵族社会，贵族统治。那么在这个，在这个部落贵族时代，我们的汉族，汉族里有一些人，他如果立了很大的功劳，他也封他们爵位，但基本上是八旗子弟，是满族贵族，是满族贵族，所以这又是经历了一个时代。但这个第三个时代，我们知道是怎么垮掉的，是被我们革命打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洲的贵族政权。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的贵族时代，就变成一个，形成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比较早就瓦解，第二个就是它没有长期形成它的一个强大的贵族传统，所以也没有形成，我们现在可以查考的长期的贵族的系谱，缺少这东西，这跟欧洲有种不同。所以我们也没有形成像欧洲那样比较能够概括得比较清楚的，明显的这种贵族精神的核心价值。

刘再复：虽然中国贵族传统较早瓦解，但是在中国长期的社会里面，富和贵，这两个大概念是分得很清楚的。比如说我们看《孔雀东南飞》，这一点刘大杰先生很早就指出来，文学史上没有写过，他另外谈魏晋思想，魏晋思想的这本书里面谈到了，像《孔雀东南飞》，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悲剧了，主角焦仲卿的妻子兰芝，是很好的媳妇，为什么她的婆婆不喜欢她，非得把他们分开呢，我们注意读这个《孔雀东南飞》，这个女子其实她家庭很富有，可是她的出身比较差，不是贵族出身，她的婆婆嫌她的出身不够高，跟我这门第不相配，所以最后就逼着她的儿子，把媳妇赶走了，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悲剧。可见当时富和贵是分开的。

从《红楼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富和贵在当时分得非常清楚。我们知道贾宝玉和探春他们在建立诗社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他们建立诗社的时候曾经说，我们这样建立诗社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一个名号，那么贾宝玉说，那你们帮忙我取一个笔名吧，那他们有的人就跟他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叫做无事忙吧，或者是叫做绛洞花主吧，他都不满意，后来薛宝钗很聪明，她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她说我给你起一个名字，叫做富贵闲人，贾宝玉说，那就由你吧，他其实很高兴。他就是一个富和一个贵和闲三者兼得，所以薛宝钗说，你已经大富大贵了，再加上闲散，那太了不得了。这个闲散就是精神贵族，那么后来我们的辛亥革命把贵扫掉了，我们1949年的革命，把地主这富也扫掉了，我们文化大革命把这个闲散的扫掉了，所以富贵闲人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我第四个问题就要谈一下，就是说我们贵族制度，贵族时代瓦解以后，我们在20世纪出现了我们的一些重要精神现象。

我现在讲贵族时代结束以后，我们的20世纪出现了几个重要的精神现象。那么第一个现象就是“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遥精神的消失。我把象牙之塔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东西来谈，跟闲散、逍遥有关，它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20世纪到现在，我们一直把象牙之塔看成是负概念，看成是个不好的东西，象牙之塔这个概念，最先的产生是在1925年、1926年之间，那时候鲁迅先生翻译日本的文学家厨川白村两本书，一本《苦闷的象征》一本《出了象牙之塔》，后来象牙之塔这个名词，就开始在我们现代文学，现代文化里面流行了。厨川白村，很可惜，在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他才40几岁就被地震埋掉了，死了。

但他这个人很有才华，他当时提出文学是苦闷象征这个命题很精彩，另外出了象牙之塔，它这个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希望我们作家能够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上去关怀社会，这跟鲁迅的整个的思想很相通，所以鲁迅很喜欢，就把它介绍过来了。当时中国处在一个苦难的时代，在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作家去投入社会，他们提出的东西，是很合理的，就是要走出象牙之塔。但是后来把这东西走向极端了，把这个象牙之塔变成是很不好的东西，结果一方面作家走向十字街头了，但走向街头以后，再回不到这个象牙之塔了，变成是一种不合法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

其实这个精神，那个象牙之塔就是一个作家，一个思想家精神创造的私人空间，必须要有一种象牙之塔的。有一个象牙之塔，有一个精神的空间，这跟关怀社会并不矛盾，我们一方面可以关怀社会，但是我们一方面还要进行很认真地从事精神价值创造，那精神价值创造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沉浸状态，一个面壁状态，这样我们的艺术品，我们的作品，才可能精致，才可能有深度，所以这个东西本来并不矛盾的。后来我们把它对立起来了，把它对立起来就是整个的象牙之塔现在就没有了。鲁迅先生当时还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不可能了。所以连放任山水的自由这些都没有了。

周作人有一本书叫《自己的园地》嘛，也是想说有个自己的象牙之塔，但是后来这自由园地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象牙之塔的瓦解。那么这个象牙之塔的瓦解，我只是用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来说明。其实还说明像贾宝玉这种闲散的精神没有了，没有逍遥的自由，比如我们当逍遥派，是不是可以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有个逍遥的自由，可以当逍遥派。我们有一些作家，他很关心社会，热烈地拥抱是非，这很好，我们应该是很尊敬他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有一些作家选择，我要抽离社会，抽离是非，在一个象牙之塔里面，在这逍遥状态里面进行很精致的精神价值创造，也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这个象牙之塔没有掉了。这样影响了我们文学作品的精致化，这是我们这个20世纪出现的一个现象。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社会生活，第二点，社会生活的习俗，语言，还有审美趣味的粗鄙化。

我这样说，是不是太本质化，大家可以讨论，我们在反省20世纪精神现象的时候，应该承认一点，20世纪出现许多语言上的粗鄙化。我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论语言暴力》，就是到处出现语言暴力，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充满着语言的暴力，连我所在社会科学院，那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应该是非常高度文明的地方，可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是声嘶力竭，整天是批倒、批臭，踩上一万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都非常粗鄙。我现在想起来非常惭愧，怎么当时会这个样子，但那是风气，是个潮流，我们自己成为风气中人，成为潮流中人了。所以我到香港的时候，提出要告别语言暴力，特别是暴力性的命名，比如说是叛徒，公贼，内奸，黑帮，不可以随便命名，这种东西都是语言的一种粗鄙。我们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不能够连礼仪之邦的表面功夫都没有，我们讲话要文明，要高雅。

另外在生活的习俗上，出现了某种粗鄙化的东西，生活习俗。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就是我们如果说是19世纪，我们中国有个陋习，那是什么陋习呢？就是抽鸦片。我们从20世纪到现在，特别是经济潮流覆盖以后，我们现在又形成新的一些陋习，比如说讲排场，讲吃喝，讲排场这些东西，新的一种陋习，社会生活的也在趋向着鄙俗化，比钱财，争重利，这东西也是世俗生活的一种鄙俗化。这种东西就是缺少这种贵族高雅的、高尚的、高贵的一种追求。这种东西后来影响了文学。我认为文学最重要三个要素，第一个是心灵，第二个是想象力，第三个是审美形式，跑不了这三个，所以文学的事业是心灵的事业，我们有一些作品，比如说《封神演义》，情节那么吸引人，为什么不是好的文学作品？

因为它没有切入心灵。所以《封神演义》它就不是一流的作品。所以这个文学它一定要切入心灵，要抓住心灵，这是心灵事业。可是我们现在由于精神的鄙俗化，文学出现什么呢，文学变成身体文学，而不是心灵文学，表现身体，表现身体的功能，而且不仅是表现上半身的身体，也表现下半身文学，下体文学，充分地鄙俗化了。甚至现在有一些作品，包括很多小说，不写性就不行了，我是思想很开放的人，文学不写情爱，那没人看的呀，那当然是很合理的。但是呢不一定那么人为地每一篇小说都加上些性佐料，就使得作品显得很俗气，像这种现象，我觉得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过去精神鄙俗化，有时候还可以理解的。下里巴人整个压倒阳春白雪，那下里巴人也有很多文学作品是很好的。那么阳春白雪，我们也应该尊重。但现在呢就进入到一种鄙俗化。就是贵族精神的对立项--痞子精神、流氓精神更泛滥了。

我对痞子文学并不全盘否定，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一个口号好像是天生合理的：我是流氓我怕谁。这种东西它就是精神的鄙俗化。流氓、痞子，最不讲原则了。我不反对世俗生活的充分发展，我很喜欢香港，我认为香港是地球上世俗生活发展到极致的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今天中国世俗生活的发展，我也是非常高兴，非常支持的，但是嵇康说了一句话非常好，说我们应该外不殊俗，内不失正，他的贵族精神，外边跟世俗的生活你不要搞特殊，好像我表现特别清高，拿出个架子，不要这样子，所以不要殊，特殊的殊，俗就是世俗社会的俗，外不殊俗，但内不失正，你内心里要坚持你的心灵原则，你的社会原则，这才行。流氓缺少一种东西，就是没有敬畏。

刘再复：爱因斯坦这点值得我们学习，因为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Time杂志前年评20世纪三个最伟大人物，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甘地，一个是罗斯福，三个，那么爱因斯坦应该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可是他晚年皈依上帝。我们知道，对爱因斯坦来说，重要的不是上帝存在不存在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人需要不需要有所敬畏，有所敬畏，才能遵循心灵的原则。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贵族时代结束以后，还发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富了以后，人富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办，这也是一个新的精神现象，一个人拥有财富了以后怎么办，特别是我们今天中国发展得非常快，应该说我们中国现在不仅是百年之裂变，甚至是千年之裂变，一部分人就先富起来了，那么这一部分人很多是我们社会的精英，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人，他们很多都是社会的精英。那么这一批人富了以后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讲贵族精神就是富了以后，会不会朝贵的方向前进，继续往前走，这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也是我今天演讲的背后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心灵的愿望，就是希望这批人富了以后，他们往高贵、高雅、高尚的精神境界上去提升。

所以孔夫子在学而篇里面，在《论语》学而篇里面讲了两句话，我们大家注意，非常好，他说要富而好学，富而好礼。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没有这种贵族精神，或者说我们缺少一种更优秀精神的支撑，我们往往是富而好利，富而好赌，富而好淫，富了以后失去了心灵的方向。那么在这点上，我觉得有一些人是值得我们来作为借鉴的，甚至可以作为效仿的。一个是西方，我们要注意这个现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许是犹太人，我们知道西方最有钱的人都是犹太人，二战的时候，他们受的伤害太厉害了，所以他们进行深刻的反省，所以二战了以后，他们把大量的财富都用到社会当中去，就是反馈社会，就是办博物馆，办艺术馆，办学校，大量地投资到这边来，反馈到社会，为这个社会提高社会的审美情趣，提高社会的精神境界做出他的贡献。这一点在西方社会，在二战之前，应该说本来哈默就是非常大的贡献，

哈默是第一个跟列宁相见的大企业家，第一个到了共产主义国家，列宁接见他。哈默带了一个头了。到洛杉矶，我们看到哈默的那个艺术馆，很动人，他把全部的资产都买了画，放到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我到现在一直很有印象，一进去看到那个，他买了莫奈的，还有，特别是梵高的那个巨画，9000万美元。洛杉矶有没有哈默这个艺术馆，这个博物馆，有和没有，大不相同。我认为它整个影响到洛杉矶这个城市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精神境界。还有现在我们，值得我们注意的，就包括最近这些年，美国的首富第一、第二的，比尔。盖茨，还有巴菲特，

他们两个的表现值得我们注意，在2005年，6月25号，巴菲特宣布一个事情，当时可以说是震撼全世界的，他宣布把他自己的，他已经超过，他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比尔。盖茨，他宣布把他自己420亿美元的85％反馈社会，其中大概有300亿加入比尔。盖茨的基金会，他们都做社会的慈善事业，社会的教育事业，艺术事业。这就是他们的一个从富走向贵。所以我们过去说，这个富人要三代换血成贵族，他们不用三代了，他们从自己这一代开始，就往高贵上面走。我们过去，我的家乡，我现在一直感激一个人，就是陈嘉庚先生，

他是我们福建的一个华侨，那个时候，他就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他当时成为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华侨，后来他把这个他的财富，办了厦门大学，办了集美学校，很多闽南这些学校。很多受他的影响，很多华侨把很多资金都注入我们的家乡，费孝通有一次在人大会堂里面的演讲，那时候我也在场，他说现在闽南所以会人才辈出，很重要的原因是陈嘉庚先生起了作用，就是他把他的财富应用他的教育事业上去了，起了很大作用，所以这也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从富走向贵的一个，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楷模跟榜样。把我们的故乡，变成为我们中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摇篮。我到现在对他还是心存感激。

那我今天所讲的这个基本内容就是这些。那么我最后想讲一句，就是我今天所讲的内容，除了对于我们个人，包括我们对一个民族，我想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心里面多想一种，往高尚、高贵、高雅这方面去提升，我想我们就是一个大国的崛起，除了说我们物质的极大丰富以后，财富极大了以后，我们在精神上进一步提升，那么我想我们的中国将会更加美好。

王鲁湘：非常感谢刘先生精彩的演讲。您在刚才的演讲中间讲到中国经历过三个贵族时代。

王鲁湘：我们知道就是所有的贵族，包括中国的贵族，还是西方的贵族，其实都是军功贵族。

刘再复：军功贵族。

王鲁湘：就是在马上立战功，然后被然后封爵，然后封领地，封土地，然后成为了可以世袭的这种贵族。但是在西方的话，它就是因为那种对私人财产的这样一种高度的尊重和一种法律，私有权的意识，所以他这个贵族是不可以斥夺的，他的财产是不可以随便剥夺的。但是在中国的话，没有后面这一条，你的祖先可以在马上取得军功，然后封得贵族的封号，甚至封得领地，但是君子之职可能不到五世，三世就被夺了。

刘再复：对。

王鲁湘：所以这样的话，使中国的贵族很难有所谓百年之家，但是一个社会总是要有一种高贵的精神来支撑它的，没有贵族或者我们的贵族在漫长的几千年的历史中间，只有中间这么三个像孤岛似的存在的这个历史空间，那么显然你很难解释这么一个社会它的精神支柱是怎么样地维系下来的。我觉得代替高级贵族，高等级贵族的是从春秋战国时候的低等级的贵族，所谓君子，所谓士，就是后来演变成儒家的这一块，就是他们所代表的一种精神，以及到后来就是农村里头的这种乡绅，这样一个传统就成为了中国社会中间的一个勉强可以说是代替贵族传统的一个传统。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那些没落的，已经在历史的时空中间已经消失的贵族，他们的精神通过道家的这样一种学说，通过道家的这样一种精神，然后在精神的层面，学术的层面，然后被保留下来，也被一部分知识分子所继承。

刘再复：对，所以后来就是到了孔子的时候，他那个“有教无类”这个很了不起，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他是开始分君子、小人了，这个君子、小人之分，已经不是传统的，不是传统中的血统之分了，不是门第之分了，是道德之分。

王鲁湘：道德之分。

刘再复：后来实际上是我们道德的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传统。所以说与儒家所代表的，再加上道家的一种补充，互补。所以我当时讲中国的文化这个血脉是分两脉，一脉就是重人文，重秩序，重教化的，这基本上是儒家这个传统，还另外一个是，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生命，基本上是道家这个传统，这两个互补，形成了我们中国基本上的一个文化的支撑体系，这支撑体系就替代了欧洲这种贵族的精神系统，所以我们支撑下来。

王鲁湘：对，就是实际上在中国的乡村中间，延续上千年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比较朴素的一个贵族传统。

刘再复：比较朴素的贵族传统。

王鲁湘：在“耕”中间有读，读圣贤之言。

刘再复：所以那时候陈独秀批的那个贵族文学，就是所谓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王鲁湘：谬种。

刘再复：其实那是乡村文学。

王鲁湘：乡村士绅的，对。

刘再复：但是其实他们带有一点贵族性，所以曾国藩说他们桐城派这种文学，是气清志洁，品位很好，可是不能界定为贵族文学，陈独秀的界定不是很准确。

王鲁湘：不够很准确。

刘再复：但是后来我们整个乡村士绅这个阶层也消灭了。

王鲁湘：消灭了。对。就是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前不久，就是看到章诒和女士写的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一本书，叫做《往事并不如烟》。我读了那本书以后，我突出的感觉，倒不是说那里头具体的一些是是非非，包括里头到底一些人物的命运，当然也很感动人。但是读那本书，我最最强烈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人群中间，是保留着一点贵族精神的。

刘再复：是，你说得很对，所以后来在香港出版了她的《往事并不如烟》，其实改了个题目，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叫《最后的贵族》。

王鲁湘：叫《最后的贵族》。

刘再复：因为它有个审美的东西，它是要讲一种审美的趣味，讲精致的。我到卢浮宫大概去了五次，六次了，就是看不完，所以说读不完的莎士比亚，应该说看不完的卢浮宫，两万多件的艺术品，它最重要特点就是精致，每一部作品，每一个作品都不一样，非常精致。贵族的审美取向，一定是追求精致，追求高雅的，我们过去的问题是，把追求高雅看成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其实不对的。

王鲁湘：其实最高的高雅，那个儒家的孔子和道家的老子、庄子，已经都给我们定义了。

刘再复：对呀。

王鲁湘：是吧，儒家是君子比得于玉，是玉，不是宝石，不是黄金。

刘再复：是。

刘再复：孔夫子甚至连食不厌精，连吃饭都要精致，不正不食，连这个都要讲究点规则的，所以他也是有贵族气的。

刘再复：尽管我们的贵族传统，贵族时代比较早就终结，中断了，但是我们仍然出现三个贵族文学的巅峰，三个伟大的个案，一个是屈原。

王鲁湘：屈原。

刘再复：一个是李煜，李后主，一个是曹雪芹。

王鲁湘：曹雪芹。

刘再复：很了不起。

王鲁湘：对。

刘再复：而且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那种贵族精神，跟平民精神它又是打通的，他有最高的一种贵族精神气质，最高贵族精神。那他所写的诗，他所用的风筝，吃饭什么，全都是贵族化的，但是他对平民又有大慈悲心，大同情心，这一点比尼采了不起。

王鲁湘：对。

刘再复：当然尼采他提倡贵族主义，可是他是向下等人开战的，可是曹雪芹对下等人，特别是那些高贵的，像丫鬟，这些他都很尊重的，所以完全打破这个贵贱尊卑这样的界限，就是不二法门，所以这一条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贵族文学里面，我们可以开掘出一种比西方更了不起的一种贵族精神跟平民精神能够相通的一种贵族精神。

王鲁湘：有一位叫一介草民的网友，他有一个问题，他说我觉得中国的有钱人，应该听一听刘老师的演讲，知道自己该去追求什么，但是刘老师，我恐怕此生都是一介草民了，那么贵族精神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

刘再复：我们刚刚所说的贵族阶层，其实在经济地位上分他的贵贱，但是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是什么呢，是人格上的贵贱，就是精神上的贵贱，这其实是最重要的。我们一个草民，不管他社会地位多么低，就像晴雯，她身为下贱，可是心比天高，可以人格非常高尚、非常高贵，这个不是社会地位，不是说草民，或者是将军、皇帝这些地位可以决定的。我认为这一点恰恰是真正的自由意志。什么叫自由意志呢？自由意志就是自我确立，这是基佐的《欧洲文明论》里面所讲的，他对贵族有个定义，他说贵族最重要是要自我确立，就是罗马贵族变成欧洲贵族以后，欧洲贵族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自我确立，自我确立什么呢？就是重要性来自我自身，不是来自皇帝，也不是来自他人，所以也不是来自这个环境，不是来自（其它），一切都是决定了我自己，所以我爱说一句话，就是心灵状态决定一切，即使草民，我们精神状态可以决定一切，我们精神可以很富有，很高贵，所以这不用悲观的。

好，现在就是我们请在场的老师和同学，有什么要向刘先生提出来的，要和刘先生沟通交流的，现在可以举手。

提问：谢谢刘先生的讲座，非常精彩。在20年之前，我就听说你的名字，也看了你当时出的一本书，风靡一时。我是上海人，对生活也比较考究，我觉得上海城市它有一种就是有种贵族的一种倾向，就是那里本地人有这样的一种倾向。就是我现在想，就是贵族精神，你讲了很多溢美之词，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有疑问，我觉得贵族是不是还有一些没落的东西，还有一些不理想的东西，或者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应该摒弃的那些东西，我想这方面听听你的回答。谢谢你。

刘再复：任何一种精神，包括比较优秀的一些精神，它都会产生一个变形的问题，变形，变质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刚刚谈的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而且很值得再研究，就说贵族精神，包括骑士精神，这些后来都会产生一些变质的。比如说为什么会产生堂吉诃德，他就是骑士精神变形了，所以他那个骑士精神，你比如说原来你是个崇拜女子，扶助弱者，但是后来你慢慢就是为了表现自己，已经失去他原来的真诚，所以他就会变形。你像这个绅士风度，我有时候更喜欢美国人这样的，我并不喜欢英国人那种绅士风度，讲得过分的时候，他真正是会像摆架子，有时候表现了一种姿态，美国人比较随便，所以我说美国人从民族性格来说，他比较坦率，比较天真。

另外这个贵族精神，我们讲的是它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而贵族里面他也有偏见，贵族阶层本身往往是分化的。比如《红楼梦》里面，那贾宝玉他是有贵族精神，包括他的父亲贾政也是有贵族精神，但是像贾赦，他真正是世袭一等将军，可是他呢，根本就是身上就是有流氓气的，那像贾蓉，基本上是个人渣，完全没有贵族精神了，完全没有了。人是可以有缺点的，但不可以让人恶心，像这个贾蓉就让人恶心，所以他那种东西，应该说他离贵族原始精神，核心精神是很远的，那个东西有时候就很难界定它为就是贵族精神了。应该说是走向它对立面了，就是它的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这样解释行不行。

提问：谢谢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讲，我在您的演讲中受益很多。我想问您，西方的贵族精神和中国的贵族精神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个区别它又在哪里呢？谢谢。

刘再复：西方形成了贵族传统，骑士传统，它那些基本的要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自尊、自律、自明，这几个东西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中国没有形成这么一个传统，中国的乡绅文化，就是地主乡绅文化这东西，它是杂罗在一起的，所以杂罗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分辨出来，比如说像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里面其实也有贵族精神，但是也有平民精神，富贵不能淫，可以把它放到贵族精神里面来，那么贫贱呢，应该说是比较平民化的东西，贫贱不能移，它本来应该是平民必要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必须加以分析，中国的文化传统里面，恰恰很多是属于这种儒家的道家的，特别儒家道德精神。必须要经过分析，把它抽离出来，我们中国这个贵族精神，现在还很难像西方这么很明显地概括出它的几个核心价值。

王鲁湘：对，好。人人皆可谓圣贤。非常感谢刘先生精彩的演讲。贵族是一个在历史中已经消失的人群，但消失的东西并不见得就会消亡，毕竟由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创造的物质财富，经由少数人加以提炼，成为一种精致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生活观念，生活质量，生活品味，这个都是我们人类的精华，这个精华我们称之为贵族精神，它高居于人类精神的金字塔之尖，如果它缺失了，就是精神高度地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