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描述源于真实案例，姓名等已变更以保护病人隐私


威廉先生是美国黑人，82岁，住在养老院，因为肺炎来到我们医院。他有老人痴呆症。医生发现，其实他可能有肺癌，需要同家属联系， 讨论治疗方案。

在威廉先生的病历中，联络人列的是他儿子和女儿的电话。

我打电话给他的儿子大为，通知他，威廉先生病情严重，医生要同他讲话。他说：“我现在很忙，我马上给你打回去！”打电话给女儿，没人接，也没有留言功能。

一整天大为都没有回电话，所有再打给他的电话，都立即进了留言信箱。第二天还是如此。

第二天下午，我实在忍不住了，打电话给养老院的社工汤姆，问他病人还有什麽家人，我告诉他，儿子大为接了一次电话，就杳无音讯了。

“什麽？大为居然回了你的电话？”汤姆的声音差点震破了我的耳膜。“威廉在我们这里五年了，大为没有出现一次，也从来没有接过电话。”

“那他的女儿哪？”

“从来没有听说他有女儿。”

“谁给他做医疗决定啊？”

“政府付他的疗养院钱，以前他神志清楚时，自己做决定，后来都是我们集体开会决定。”

我不放弃“难道五年中，就没有人来看过他吗？”

汤姆的声音柔和了许多“没有，没人来，他总是默默地坐在一边。”

我决定不放弃联络大为。我在网上通过他的电话，找到他的家庭住址，打电话给当地警察，让他们上门去联络大为，这称之为“福利检查”， 通常是在一个人消失后，警察到家里查问，确认这人的安全。

警察明确告诉我，他们没有办法查，因为那是一片公寓，没有他的单元号码，他们无能为力。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那接电话的女警十分同情，说“那我尽力吧。”

五分钟后，警察回了电话，说“我打电话给大为，他说马上就打电话给你。”

大为当然没有打电话。

两小时后，我打电话给大为，他接了，说“哎呀，我这里的信号不好，我听不到啊。”然后再打给他，就又是留言了。

我联络了公共监管人，他们说病人没有财产，很难申请公共监管。

我把这件事转介到医院道德委员会。

现在威廉先生已经不能进食，把鼻饲管拔了一次又一次。

一个星期后，道德委员会开会，主管调查的委员介绍了案件，主管医生麦克向委员们介绍了威廉先生的病情，他同时引用肾科医生和脑科医生的意见说“威廉先生的肾功能已经衰竭，因为老年痴呆而不能肾透析（因为他可能把投析管拔掉，那将十分危险），他的老年痴呆已经是晚期，他已经不能吞咽。”麦克医生吸了口气，沉重地说“我强烈建议安宁疗法。”

安宁疗法，就是不治疗疾病，但是治疗症状，全力使病人舒适，直到大自然完成它的轮回。

我作为涉案社工，介绍了我和病人家属接触的情况。

尽管我也是道德委员会的一员，由于我涉案，不能参加表决。

在场的十位委员，每一个人都支持麦克医生的意见，每一个人都说了支持的理由。

道德委员会的意见被转给了医院的法律部门，在研究了病历后，发现在五年前， 威廉先生已经是DNR,亦即在紧急情况下，他放弃心肺复苏和气管插管的抢救。

医院法律部门决定，我们的医疗团队可以为威廉先生作医疗决定。

在医生办公室里，麦克医生，医院牧师，我的老板，大老板，安宁治疗专家和我，站成了一个圆圈，每个人轮流发言，都同意了安宁治疗。

之后大家沉默了一阵。

麦克医生然后说：“那末我就下医嘱了。”

每个人都轻轻地点了点头。

威廉先生于11天之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