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天窗 　　　　　　　　　　　　　　　　·庞　剑· 　　我等候在饭店宽敞的前厅，协会的年会将在这里举行。一位高大而慈祥的华裔长者在一位朋友的陪同下，推开旋转大门走进来。我已经从资料上见过他，他是今晚宴会的佳宾和主讲人，美国农业部付部长任筑山博士。而他的演讲主题是“有没有玻璃天窗，从我个人的经历谈起。” 　　我快步迎上去，寒暄几句后，就表示对任博士的演讲题目感兴趣，并且说他已经官拜高位，对他来说一定没有玻璃天窗。他微笑着摇头，说不一定。我更加好奇，说自己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玻璃天窗的文章，因为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的确存在玻璃天窗。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没有玻璃天窗的人，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写这篇文章。任博士开怀大笑，带着几分神秘的口吻说：“我有没有玻璃天窗，那你就等着瞧我的演讲吧。” 　　会议大厅里，高朋满坐：公司总裁、政府官员、中国领事馆的总领事、协会会员等。任博士站在讲台上，开始了他的演讲。他精采的演讲吸引着人们，他不平凡的经历更让人投去羡慕和敬佩的目光。他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有个问题困扰着我：怎样打破玻璃天窗？许多少数民族认为玻璃天窗不仅存在而且非常厚实。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也经常在耳边响起：到底有没有玻璃天窗？” 　　（一）啊，玻璃天窗 　　我特别喜欢漫步在有玻璃天窗的宽敞大厅里。透过这扇天窗，可以仰望灿烂的阳光和悬浮的云朵，天空一览无遗；可以看见稀泥的雨水打在天窗上，仿佛给世界带来一丝朦胧；可以欣赏飘舞的雪花，然后象棉絮一样遮盖住天窗。在这扇天窗下，不用去担心风雷霹雳，而是尽情地欣赏室内绿色的植物和艳丽的花卉。 　　我曾经与一位做得相当不错的中国人交谈。我们坐在一栋环境雅致的大楼大厅里，屋顶是一大片玻璃天窗。他仰望着天花板，赞美着蔚蓝色的天宇和淡淡的云彩，但却感慨万分：天空多美，蓝色多么诱惑人，但是我却飞不出这扇玻璃天窗，只能在大楼内这有限的空中飞。 　　美国主流社会就象这扇玻璃天窗外面的天空。这个天空非常辽阔，这个社会充满了机会和诱惑，而竞争似乎又是那么公平。可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中国人却只能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很多高层次的东西是可望而不可及。我们生活在这扇天窗下，象一只只鸟儿，只能在这有限的空间飞着。这扇天窗阻隔着我们去感受外面那无比的精彩世界。有的人沉默了，愿做天窗下的小鸟。可有的人依旧还是雄鹰，心中时常涌动着一股渴望：到辽阔的天空去尽情地翱翔。 　　啊，玻璃天窗！ 　　我们生活在美国。当拿到博士硕士学位，当有了丰厚的收入和名车华屋，当我们成为杰出教授和资深工程师，甚至当上了部门主管、经理的时候，我们很欣慰地享受成功的果实。美国是一个多么和谐、多么自由、多么令人向往的社会。美利坚蔚蓝的天空多么美，如洗般的灿烂。我们又是多么梦想成为一只只雄鹰在这片没有遮拦的天宇中自由地翱翔。在享受和渴望的同时，很多人开始静心思索着前程。蓦然间，发现再往前走的路很窄，飞翔的天空非常有限，因为那层透明的玻璃天窗挡住了我们张开的翅膀。这扇天窗是客观存在的，是语言的和文化的。这扇天窗也是我们自己筑起来的，是情结的和心灵的。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在工作以后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满足并享受着现有的生活，那是一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甜吱吱的味道。他们对前途已经没有太多的奢望了。第二类人敏锐地看到中国千载难逢的机遇，寻求回国发展，成为“海龟”，在滚滚红尘中出人头地，实现自我价值。第三类人渴望溶入美国主流社会，真正地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而在公司里能被提拔到高层。 　　第一类人在享受着人生。这种生活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园，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境地。其实人生拼命地奋斗就是追求这种近乎于极乐世界的生活。如果说有这么一扇玻璃天窗的话，那么他们生活在天窗下，享受着阳光，却避开了风暴。多么怡然自得的生活！多么美的田园风情！ 　　沉迷于这种安逸的生活之中，却能预计十年后、甚至二十年后，生活的轨迹会依然如此，一眼就看透了整个人生。但有些人不安于这种安逸的生活，他们的生命依然年轻、依然充满无尽的活力，依然渴望着人生更高层次的成功。第二类人不想去碰这扇天窗，而是跨出大门，同样可以去拥抱一片蓝天白云。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丰富多采的生活、成功的机遇，吸引着他们。在那片国度里，他们头上没有这扇天窗，可以自由地放飞。 　　第三类人同样不甘愿在天窗下生活，拼命地努力着，渴望去打破这扇天窗，在美国闯出一片天地。 　　玻璃天窗？有人说不存在，说那些认为有玻璃天窗的人是失败者、是懦夫。他们拿出王嘉廉、王安、赵小兰等等作为例子，说：他们不是飞得很高吗？王嘉廉拥有全美第二大电脑公司并拥有著名的棒球队；王安的电脑帝国曾经是一个多么耀眼的奇迹；而赵小兰则成为劳工部长，一颗闪烁的政治明星。还有人会列举更多，甚至连李安、成龙、姚明、关颖珊、张德培等等也拉上。 　　是的，对他们来说，也许没有玻璃天窗，也许他们用巨大的铁锤砸碎了这扇玻璃天窗。很多人知道赵小兰的故事。我曾经与她的父亲赵锡成博士和母亲朱木兰女士座谈过。她成长的过程就是砸破天窗的过程，而嫁给了联邦参议员更是一把巨大的铁锤，况且１９６３年她来美国的时候只有十岁。象这样的人在两百多万中国人中真的是凤毛鳞角。 　　想起了任筑山博士的问题：到底有没有玻璃天窗呢？他说玻璃天窗是一个人为设定的东西，认为它有，它就存在；认为没有就不存在。但几十年来，这个问题却始终萦绕着他。 　　在美国生活了十年，对我来说，头顶上的确有一扇玻璃天窗，而且是厚厚的天窗。 　　（二）语言的玻璃天窗 　　有些曾是中国的精英份子到了美国，因为语言的障碍而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虎落平川。不过对在美国念过书和工作过的人，一般的交流没有太大问题。可是当我们想深入表达自己，或者幽默几句的时候，经常会有黔驴技穷的感觉。 　　前不久，我把我的小说给一位美国同事看。他对中国字十分好奇，问我怎么输入到计算机里。我试图解释中国字的拼音、编旁部首和四声发音。但是讲解半天，他似懂非懂，我自己也觉得坠入云雾之中而表达不清。最后只好寒暄一笑，似乎他懂了，我也讲清楚了。 　　夏天的时候到一座风光迤逦的湖滨城市开会。同事说供应商将在一个豪华的餐馆请我们吃饭，我们将享受国王一样的招待。我很想马上附和一句“临时贵族”，脑海中出现了欧洲古典宫廷华丽的场面和谢晋的电影《最后的贵族》中的场景。可是我一时语塞，竟想不起“贵族”的发音，本来想幽默一下的念头顿时烟消云散，只好憨然一笑。交谈就只在一个表面的层次上嘎然而止。如果是说中文，肯定会夸夸其谈一番：皇宫贵族、八旗子弟、查尔斯王子、甚至今天中国腐败的官僚。海阔天空地瞎侃肯定会酣畅淋漓，情感渲泄一番。 　　最近一段时间，看书和看计算机，我摘掉眼镜，这样更舒服一些。偶尔在走廊上也没有戴眼镜，一位同事见我就好奇地问：“你怎么没有戴眼镜？”我很想表达可能是因为人到中年就开始出现老花眼，这样老花眼与近视眼一综合就可以不戴眼镜了。但我说了半天也没有讲清楚。要是遇到一位老中，肯定会多谈论几句，甚至感叹光阴荏苒，恍然间跨入中年的大门。 　　与人聊起西方信仰与哲学问题，就免不了要提耶稣、苏格拉底、伯拉图等人的名字。可是当我说出“苏格拉底”时，别人却不懂。原来我照中文的发言来读，真是贻笑大方。别人会明白我说贝多芬、肖邦、柴可夫斯基，可是我说非常喜欢“克莱得曼”的情调钢琴曲时，同样别人不知道我在讲谁，因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英文名字，只是念“洋金帮英文”。有些发音就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们讲起中文来，神采飞扬，博古论今。辩论起来，口若悬河，引经论典。说英文时，也想试图说得丰富点，可是嘴里出来的语言却平淡无味。简单的词汇和单调的句子不断地重复，平淡得有时自己都不想听。 　　我喜欢用中文来写作，所见所闻所思写起来如行云流水。可是用英文只能去写那些干巴的学术论文，等反馈回来，还存在语言问题。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老板干脆找来英文专业的美国博士生帮忙。我们只要把思想和内容告诉她，她一边听，一边飞快地打字。那样出来的英文绝对地道。 　　同样，当美国人在表达他们思想的时候，有时我们会有一种坠入云雾的感觉。语言阻碍着我们与美国人的交往，或者这种交往只能停留在一定的层次上。交流不通畅的时候，彼此憨然一笑，仿佛心领神会，其实中间隔着一层云雾。语言的确是一扇天窗，但这扇天窗只是表面的，而文化的天窗则是深层意义上的。 　　（三）文化的玻璃天窗 　　文化是语言的延伸。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很多时候文化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确实又存在着，靠我们去体会和揣摩。文化的差异存在在很多地方：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等等。有时这种差异很小，稍加磨和就会消除。有时这种差异却是一道鸿沟，很难跨越。每种语言和方言都有这种文化的内涵。只有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理解这些内涵。一句平淡的话，有的人听起来只是一句话，可对有些人来说却有一层又一层意义。 　　几代人之间存在着文化的差异，这就是代沟。聊起少年时代，谈到《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勇敢的人们》、《第八个是铜像》，唱起了《流浪者之歌》，讲起了学习黄继光、丘少云的情景，我们会兴致勃勃，因为这些伴随着我们的童年。而年轻一代对这些全然不知而且兴趣索然。前几天，中央四台的《艺术人生》介绍张瑜和郭凯敏在拍完《庐山恋》后这二十三年的人生路程。我们这一代人看了觉得很亲切，象这样的电影，尽管幼稚但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那样做作的表演不屑一顾。 　　中国不同的地方存在着文化差异。刚去上海的时候，同学问：“你知道‘帮帮忙’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问题幼稚而好笑，“帮帮忙”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没有必要回答。同学说我错了，这三个字在上海话中意味深长，在不同的场合和用不同的语气讲出来，意思大相径庭。请人帮忙，可以说“帮帮忙”，嘲笑人和对人对事不屑一顾，同样可以说“帮帮忙”。日子久了，对江南的理解也成了入乡随俗的事了。 　　国与国之间文化的差异就会飞越时空。每年春天，爱尔兰人要热闹地庆祝Ｐａｔｒｉｃｋ节，人们穿着绿色的衣服，戴着绿色的帽子在大街上游行。有一次，一个中国朋友跟一个美国人去看游行。绿色是这个节日的象征，好客的美国人找来一顶漂亮的绿色帽子给这位朋友戴上。这位中国人勃然大怒，对美国人骂了一句脏话，搞得老美莫名其妙。“戴绿帽子”对美国人来说只是一句平常的话，对中国人来说，这句话有无穷的含义。 　　这就如同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说着一口流利中文，未必懂得“叶公好龙”、“环肥燕瘦”、“秦晋之好”、“黔驴技穷”、“杞人忧天”、“亡羊补牢”、“红袖添香”这些成语的内涵。中国人聊天说“老张象周扒皮”、“小李象阿庆嫂”，大家会心一笑，对字里行间的意思心领神会，而外国人却干瞪着眼睛，甚至现在的青年人可能也不知道所云。 　　我很喜欢Ｄａｖｉｄ　Ｌｅｔｔｅｒｍａｎ主持的脱口秀。他口齿伶俐、博学多才、风趣幽默。刚开始很多幽默的话听不懂。时间长了，有点耳濡目染的感觉，理解稍微好些。但面对他的“十个幽默问题”时，多半还是迷失了方向。当观众们哄堂大笑时，我仍不知笑从何来。那些字明明就印在屏幕上，看懂了，但却不知道笑声背后的故事。 　　我们生活在美国，对现在发生的、正在经历的事情，就理解它的内涵。比如讲起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幽默，我们会笑。讲起女生害怕到华盛顿去做实习生，我们理解深层的意思。可是讲到“甲壳虫”和“猫王”时代传闻轶事，我们可能不知所云。谈及更远点的东西，引用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小说中的典故、惠特曼的诗文时，我们更是如同坠入云雾之中。虽然我们学过美国历史，但那只是浮光略影。 　　一位中国主管告诉我，他招聘人时，如果是中国人，他基本上能知道这个人的水平和说话的诚实程度。可是面对一个外国人，仅仅一个面试，他却没有这个把握。他太了解中国语言中所透露出的信息，而对外国人，这种文化的信息难以琢磨。 　　我们二十多岁三十岁才来美国，对文化的眷念仍停留在成长的时代。这就与我们很难放弃中餐一样，就像很难接受一种宗教，很难将自己的心扉向上帝敞开。一个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和记忆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 　　文化的情结总不停地在我们心灵深处萦绕。当我听到苏芮唱的《奉献》时，那歌声会把我带到曾经生活过的校园里，往日的朋友就会浮现在视线里。当《北京的金山上》响起的时候，会想到带着红领巾在马路边走路的情景。 　　我只有在旷野里开车，听着《乡村的路》，才会将自己与歌声和环境融为一体，但心却没有踏在“乡村的路”上。当优美的《泰坦尼克》的歌声响起，所能领略是一片没有边际的幻想和陶醉。但这些都是虚拟的世界。 　　中西两种文化是很难交融在一起的。而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渴望其实非常有限。二零零二年五月，我见到了著名歌唱家戴玉强。享誉世界的鲁道斯演出公司准备在秋天，将一台全部由中国人演出的《图兰朵》推向世界。而曾经捧红了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三大男高音的鲁道斯先生非常想将戴玉强做为第四男高音推向全球。而他的儿子小鲁道斯更是陪同戴玉强在美国十个城市做巡回宣传介绍。在宽敞的剧场里，戴玉强没有用麦克风，可是他声洪如罄的歌声却深深地吸引着前来试听的少量观众和记者。 　　我采访了他，期待着红叶怒放的时节再见到他。可是他却没有来，他的经纪人告诉我，这场场面壮观的演出被取消了，因为卖票情况比预期的差很多。我心中有几分遗憾，原以为这场演出会在美国和欧洲引起轰动。以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会象剧中那首《茉莉花》在西方社会里鲜艳地盛开。普契尼将《茉莉花》推成了中华文化的代表，我以为这首歌会让西方人陶醉。但我发现自己错了。西方人衷情于中华文化的人其实是凤毛鳞角。他们与东方的文化相距甚遥。而经济的发达又让西方人陶醉在自我成就和文化之中。美国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就会问：你来自中国什么地方？我说：武汉。除了几个曾经在中国工作过或者到三峡旅游过的人之外，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武汉。我时常感慨，这座号称“中国的芝加哥”的大都市居然鲜为人知。而中国人却可以一口气说出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休斯顿等等。 　　文化将人们结合在一起。即便是同样的语言，如果没有同样的文化，也很难走到一起。大陆人通常还是喜欢和大陆人在一起，聊天也罢、做朋友也罢、婚姻也罢。台湾人也一样。尽管我们有着同样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文化背景，但是最近五十多年，我们的文化却是两样的。 　　中国这十年巨变已经在我们与当代中国文化之间冲出了一条河流。回国讲学，同行的朋友介绍完自己后，我补充几句赞美之词。我的夸奖是诚恳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可是，后来一个国内的朋友告诉我，在现在的中国，这样补充介绍可能给别人的印象是我在说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这么回事。顿时间，我发现再回来时，已经有了一个文化断层。 　　生活在美国社会，这种文化上的隔阂更是阻止了我们与美国人的接触。说实话，大多数美国人是友善的，甚至比自己的同胞还友善，但是那扇文化的天窗却挡住了我们与他们的交往。我们与他们的交往是客气的、表面的。要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而且能让这些话题持续下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是当中国人碰在一起时，找话题易如反掌，谈及我们教育的背景，毕业的学校，扯上某个认识的人，等等。很多话心照不宣，彼此深入地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内涵。 　　文化又编织起一张张网络。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将人们连在一起。而这些网络是人成功最重要的一部分。古代有一朝君子一朝臣。当今则有“上海帮”、“清华帮”、“团派”的说法。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能因为跟错了主子或者站错了队，而一辈子默默无闻。人生的命运有时候因为关系而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在美国，一些人突破了这扇文化的天窗，因为他们编织起一张广泛的网络，就取得成功。赵小兰成为“白宫学者”，在政界撒开了网。日后与布什家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与国会参议员结婚，这些导致她的成功。任筑山博士曾经是教授，在加州时被州农业部门聘为顾问。而当这个部门的主管升任美国农业部长，就想到任博士，并委以重任。在一次聚会上，结识了一位二十八岁的韩国人，他是密西根州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州众议员。他出生十八个月的时候，被一家美国家庭收养。养父是政府官员，所以他从小对政治就耳濡目染。大学毕业后，加盟了一位众议员的竞选班子。这位众议员后来去做了参议员，众议员的位子就空缺。他去竞选就非常容易。他说：“我不是从零开始的，我的起点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他没有文化的玻璃天窗，而有一张坚实的网，这张网帮助了他。 　　我们经常讲人生的成功要有才华、勤奋和机遇。每个人对这三方面的权重是不一样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一个人的教育和才能达到一定的时候，再往上走，关系网的广泛与强弱就起到关键作用。我曾经采访过一位美国大公司中国公司的ＣＥＯ，写下《编织人生的网络》一文。他对网络的重要感慨万分。多少人抱怨没有伯乐，千里马没有驰骋的疆场；多少人叹息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实他们没有编织起这张强有力的网。那扇无形的文化天窗在阻隔着。 　　（四）情结的玻璃天窗 　　来美国几年后，见到了一件很好看的工艺品，叫“中国结”。尽管我们这一代人在中国文化的一个断层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对传统文化了解甚少，可是当我第一眼看到“中国结”的时候，除了觉得它漂亮外，心中会涌出几分难以名状的亲切，仿佛这个结跟我们有着某种联系，虽然至今我都不知道它的来源和内涵。面对着这个小结，生活在异乡的华夏儿女会勾起一丝思乡的情结。 　　我们这一辈子可能要在吃中餐中度过。这一辈子也许会永远生活在“中国情结”之中。这一辈子都会与那片古老的大地连在一起。即使加入了美国籍，把手放在胸口，凝视着星条旗，唱着“星条旗之歌”时候，心里想到的可能还是中国。曾经看过一部非常好的电视记录片《我们留学日本的日子》，讲述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有一位看上去非常能干而精明的小伙子说：“我入了日本籍，叫日本名字，但我永远有一颗中国心。”这句话道出了我们这些人的情结。 　　中国情结到处都是。比如生活在唐人街的中国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保留自己的生活习俗和固有的文化，而生活得怡然自得。他们架起了一扇天窗，而且乐于生活在天窗下面。天窗外面的世界与他们无关。我们虽然生活在唐人街外面，同样喜欢同胞间的聚会，在卡拉ＯＫ中大展歌喉，在牌桌上大声叫喊。在这群圈子里，才放得开，才找到了自我。可是到美国人家做客，或多或少地有些拘谨，行为在自觉不自觉之间就变成了绅士和淑女。 　　我们筑起一扇很厚的“情结”玻璃天窗。看美国社会，就象在观看风景，只是欣赏风景的美丽，却没有与风景融为一体。美国的事情好像与我们无关。选举也不是我们的事情，美籍华人参加投票的比率只有百分之十八。当美国取得亚特兰大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怀着的只是一份祝福，或许为自己能亲眼目睹奥运盛火而倍感幸运。美国出兵伊拉克，占领格林那达，在我们的眼中，那只是一场场战争，或许只是在战争的正义或非正义的争辩中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或许感叹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让人无可奈何。 　　而另一方面，当“神舟五号”翱游太空时，多少炎黄子孙感受到做中国人的自豪。当北京取得２００８年奥运会举办权时，几乎全球的华人都沸腾了。有时候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听到《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乐曲声时，心中也会激动一番。当中国与美国有了摩擦，多半人还是站在中国一边。尽管我们对中国的现状如何不满，对社会的弊端如何抱怨。当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游戈、飞机在南海上空盘旋的时候，我们义愤填膺。这就是中国情结。 　　同样，美国社会也筑起了一扇情结的天窗。亚裔的第二代肤色是黄的，心却是白的。这些外黄内白的“香蕉”们完全是美国的思维方式，美国是他们的祖国。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眼中，他们还是“外国人”。而白人的第二代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人”。在奥运会花样滑冰的赛场上，关颖珊败给里萍斯基，屈居亚军。这时，电视解说员兴奋地说：“美国人终于得了冠军！”在他的眼睛里，这时的关颖珊成了外国人。 　　（五）玻璃天窗下的追求 　　中国的巨变让多少海外学子们羡慕。俞洪敏创造出“新东方”的奇迹，北大的同窗们充满了感叹。杨庆元三十多岁成为“联想”集团的总裁时，交大和科大的同学又有怎样的叹息。在一批同代人成为省市领导、大学校长、公司总裁、自己创业轰轰烈烈的时候，我们却在一个安逸的屋子里，享受着田园般的生活。可是我们的心安宁吗？ 　　来美国留学的这批人，虽然不敢说是一群精英，但是整体水平不低，其中有不少人才华横溢。如果错过了中国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心里真的会别有一番遗憾。一位回中国做一家汽车公司付总裁的朋友说：“中国正处在千载难逢的时期，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今天中国的诱惑牵动着一个情结。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绕过了玻璃天窗，回到中国发展。海归似乎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趋势。 　　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敲打着这扇玻璃天窗，走进美国深处。有一位朋友放弃工作，在２００２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成为一位众议员候选人的竞选助手。她的目的就是希望突破玻璃天窗，寻找一条捷径进入管理阶层或者政界。如果这位候选人成功，她可能随他去华盛顿，那将给她提供更多机会，就如同赵小兰当年那样。如果失败，这段宝贵的经历对她去寻找高层主管的职位会有帮助。 　　虽然人生的成功并不能用金钱和封官授爵来衡量，虽然人生的终极是追求心灵的平安和快乐，但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我们却挣脱不了“成功”的枷锁。起码来到人世一场，也要潇洒地走一回，让有限的生命轰轰烈烈。 　　玻璃天窗啊，我们享受着天窗下的安宁，更渴望着天窗外的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