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同窗 常静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中学毕业三十周年。 国内的同学三番五次地打来电话，唠唠叨叨地让我玩儿命也得赶回去参加同学聚会。英在电话里说，同学们都掐着日子盼你回来，尤其是男生，特别想见见当年咱们班最漂亮的你了。我连连说，你要是这么说，我都没有胆量回去了，瞧我现在整个一副悲惨世界的样子，恐怕要让老同学失望了。可说归说，心里还是痒痒的。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十七八岁的他和她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呢？受着好奇心的驱使，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买了张机票，一路大模大样地睡过去，睁开眼睛就见到老爸老妈了。 第二天，打了辆出租，兴致冲冲地赶到聚会地点，大富豪酒店的包间里已有几十个身影在晃动着。立在门口，迅速地在每张脸上扫了一下，发现只有两三张面孔还依稀辨认得出来。这时大家都停止了交谈，把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常静？是你吧？” 英首先打破了尴尬的局面，认出了我。人群立刻又恢复了生气，个个大呼小叫地扑将过来，我忙迎上去和男同学握手和女同学拥抱，一个俏皮的男生扮了个鬼脸，“嘿，这不公平，为什么我们男生不能拥抱？”他的话音未落，我落落大方地就势拥抱了他，反到让他措手不及闹了个大红脸。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我变化太大了，走在马路上肯定认不出来了。同学聚会，我无形当中成了主角，因为毕业后班上只有我和一惟去了美国，与同学失去了联系，据说其他同学近几年聚会相当频繁。 大家落了坐，我稀里糊涂的被人塞进了主宾席，左首是曾在宣传队一起唱过歌跳过舞的霖，他现在是省外办的头，右首是曾在田径队一起跑过男女混合接力的绍奇，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今天他作东。英在电话里向我透露，一次同学聚会绍奇多喝了几杯，当场即兴表演了倒立，在地上展示了好几圈。同样四十好几的人了，他年轻得让人嫉妒。我受着左膀右臂的呵护和暗中相助，比别人少下肚了不少的酒，几巡过后，人人都云里雾里的，只有我还清醒着。 班里最幽默的百畅问我在美国是否听说过握着不同人手的讽刺歌谣，我说，是不是“握着情人手，温柔跟我走，...... 握着老婆手，左手握右手”的那个。她说，没错。“你知道握着同学手的下句是什么吗？”我一时语塞，其他同学也跟着摇头，百畅说，“握着同学手，只恨当初没下手。”笑得大家又拍桌子，又拍大腿的连声叫好，同时又相互打量着，好象要找出那当初未下手的人来。 伴着悠扬的背景音乐，品着酒，夹着菜，话题自然而然地扯到了几个缺席的同学。首先提到了女班长，自练了法轮功后，已经三进三出，离了婚，目前靠卖花为生，人称卖花姑娘。又提到学习委员，被去了英国的老婆甩了后，一个人拉扯着个孩子，又当爹又当妈，人便得跟老头似的，还缺了两颗门牙，可怜兮兮的。外语课代表虹，丈夫患了胃癌，折腾了六年，还是撒手去了，害得她早早守了寡。爱说爱笑的慧，十三岁的活蹦乱跳的大儿子出了车祸，被甩出车子，落在对面的马路上，被碾得粉身碎骨。我的心一阵阵地惊悸着，好心的同学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我补上三十年拉下的课，可我怎么能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承受三十年的沧桑呢？和一惟最要好的方铎突然问起我是否与一惟有联系，他说，你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又都在美国，联系一定很方便的。他的问话捅到了我的痛处，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很远处...... 大学毕业后，我和一惟开始是有联系的，知道他结了婚，有了女儿，听说是先结果后开花。他在英国拿了计算机博士，先是去夏威夷工作了两年，又搬到佛罗里达去了，后来就失去了联系。一天晚上，孩提时的朋友晓蕾从佛罗里达打来电话，“知道吗？一惟出事了！”出事了？我的头嗡的一声，第一个念头就是：“车祸？”“不是。”第二个念头：“得癌了？”“也不是。”晓蕾说，“你就是把天猜亮了也猜不着的。太意外了，说出来你都不会相信的”。听她说话不紧不慢的，估摸着人八成还是活着。 晓蕾说，一惟已经失业一年多了，在家呆得无聊，就开始上网聊天儿，聊着聊着就上了瘾，不分昼夜，把找工作的事儿全抛在了脑后，简直就跟着了魔似的。最初时只是泛泛的聊，跟什么人都聊上几句，不过是为了打发时间，后来一惟开始认真了，结识了一个网名叫“白雪公主”的女孩，女孩只有十三岁，金发碧眼的，十分性感，他们网上的话题也是三句不离爱和性。开始两人只是网上打字聊，互发电子信和照片什么的，后来又使用网上通话，语音聊，再后来就用上了网上摄像机，面对面的聊。不久，就被女孩的父母发现了，他们报了警，联邦调查局的人开始网上跟踪。当时一惟还被蒙在鼓里，浑然不知，全然不晓，迷迷糊糊地落入了人家早已周密布置好的“情”网里。那天，他又一次上网，约了“白雪公主”在一个靠海边的旅馆见面，没想到，他一出现，联邦调查局的手铐已经在等着他了。出事的那天，当地的报纸和电视都作了报导，很多朋友都在新闻联播上认出了他，真是出尽了风头。 听了晓蕾的叙述，百感交集，心里很不是滋味，连连说，一惟怎么能这么糊涂，做这种愚蠢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他即有头脑，人也聪明，很难把他的名字和这样的事划上等号。就算是他不甘寂寞，想绿叶出墙，那也得看准墙头再出哇，为什么偏偏迷恋上一个十三岁的毛孩子，如果是十八岁，充其量也就是个婚外恋什么的，决够不上犯罪啊！他自己的女儿都十七岁了，唉呀呀，叫我说什么好呢？当然，我没有权力对他说三道四，如果不是触犯了法律，这些都纯属他个人的隐私。可现在不同了，事儿闹大了，恨不得满世界都知道了。我和晓蕾替他一阵阵地惋惜，事情已 经发生了，说什么都嫌太晚，只有叹气的份了。晓蕾说，一惟现在可能肠子都悔青了，这可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哪！ 后来，晓蕾又来了电话，说一惟被判了三年刑，结发的妻子并没象人们想象的那样吵着闹着要离婚，却忍辱负重默默地承受了一切，这也算是一惟不幸中的万幸吧。一惟出来后，找了个仓库搬运工的活，仍然顽强地活着，回避着所有的熟人。一想到他原来响当当的计算机博士，一念之差，就沦落成今天这个样子，真替他感到难过。几天来，一惟小时候的影子总是在我的脑子里转，挥之不去。 说来我和他还有着一段故事，在旁人的眼中，我们俩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们同年生，一生下来，就做了邻居。我们都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小洋楼里，红油地板，房间的门是拉隔。他住在我家的前一栋，窗对着窗。他比我只大几个月，印象里象个大哥哥，我和别的孩子吵架，他总是无条件地站在我的一边。记得一次我们一起去医学院的操场荡秋千，他带着我玩得很起劲，荡得有两层楼那么高，我手把不稳，害怕极了，嚷着叫他停下来，可他正在兴头上，不肯停，我一慌，从空中跌下来，只感到天旋地转，耳朵轰的一声，就失去了知觉。后来不知过了多久被他唤醒了，他 吓呆了，说我以为你会死的，我却冲着他笑，说没事，只是头有点晕。他说千万不能告诉家长，这只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和他拉了勾。从此以后，就因为有了这个秘密，我们之间又多了一种默契。 我们同时入了医大附属幼儿园，又同时入了医大附属小学，但我只念了一年级，就被妈妈转到另外一所市重点小学去了。上中学时，我们象有着某种缘分似的竟被分到了同一个班，但那时我们都大了，不象小时候那样天真了，而那个时代又怪得很，男女同学之间轻易不能说话，所以我们的关系就淡了许多。我和一惟都是校宣传队的，我擅长舞蹈，他拉得一手漂亮的小提琴，有时排练晚了，老师会自然而然地安排他送我回家。学校离家的路不远也不近，走大路要三十分钟，抄小路就能省下十分钟。小路要穿过一片树林，绕过一条小河，白天还好，晚上一个人走汗毛都是立立的。说来也怪，每次和他一起走，不但不害怕，还有些莫名其妙的兴奋，他的话也出奇的多，好像突然换了一个人。可到了第二天，在学校里见了面，我们又像不认识似的。 下乡插队时他曾去集体户看过我，因为他的出现，还差点出了人命。一惟插队的村子离我们那有三十多里的山路，那天他来时，正好敢上中午歇晌，按照习惯，午饭后知青都爱迷糊上一觉。大家正在午睡，我不能带他进女生的房间，只好把他领到男生的屋里，有两个和一惟熟悉的男生也起身打招呼，我们天南地北地聊得十分投入。说话声吵醒了户里有名的一霸，人称赵二爷，这小子打起仗来不要命。此刻，他一脸凶气，剃得光光的青皮头在射进窗子的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泛着寒光。他毕竟是条汉子，用他自己的话，好男不跟女斗，他不好冲我发火，只好把一股恶气撒 到两个男生身上。对他们指名道姓地说，你们他妈的给我滚出去，影响老子睡觉。气得爱打报不平的立勃跳起来和他理论，赵二爷不吃那一套，破口大骂，两人动了手，赵二爷顺手抄起一把磨得飞快的铁锹，迎头劈去，要不是立勃躲得机灵，不削掉半个脑袋，也得丢了半只耳朵。结果，锹把落在立勃的肩上，劈成两节。我见势不妙，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赵二爷的手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要砍就砍我吧，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几个脏字在嗓子眼里咕噜了一阵，咽了回去。 事后，我上下牙齿直打架，手也一个劲地哆嗦。以后在乡下的几年里一惟再也没有出现过。而赵二爷却好像在补偿着什么，每次轮到我做十八个人的饭时，他总是起得很早，不言不语的把水缸挑得满满的。 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和一惟在同一个考场考上了大学。上学期间，他曾骑车跑了四十几里的路到学校来看我，两年不见，他看上去更潇洒更成熟更深沉了，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足足有十几秒钟，半晌，才说了一句话，真是女大十八变。看着他汗流满面，很心疼地递上条毛巾，他擦去了汗水和脸上的疲劳，又露出了我所熟悉的那几分稚气。他的突然来访，使我很意外，在同学里也引起了骚动。我从食堂里打了两份饭，和他并排坐在宿舍的床铺上吃着，我们坐得很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的体温和呼吸，同寝室的女生都很知趣地找了各种借口躲了出去。晚饭后，我带 他在校园里转，路上遇到的熟人都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他走后，一个要好的朋友问“是你的男朋友吗？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我说，“想到哪去了，他只是我的一个朋友，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噢？！”她半信半疑，又补了一句，“我看你们两个挺般配的。”我给了她一巴掌，“瞎说什么呀，乱点鸳鸯谱”。 “怎么？没有一惟的消息？”方铎又一次的发问打断了我的回忆。“啊，不是的，有他的消息，他，他，他挺好的。”我有些语无伦次了，我不会撒谎，一说谎脸准红，瞒不住的。“常静，来点首歌吧”，是英救了我。我点了一首<<九月九的酒>>，我喜欢这首歌，更喜欢它的歌词，好像特意为我而作，准确地表达了我此刻的心情。唱完了歌，方铎还是不肯放弃那个对我来说显得过於沉重的话题，继续追问着一惟的消息。我非常艰难地选择着字眼，告诉他，一惟混得不错，拿了博士，有份稳定工作，女儿也上了大学。没办法，被方铎逼得紧，我不得不说谎，有时说谎是善意的，可能会得到上帝的宽恕吧。 沉沁在同学们的欢声笑语中，脑子里却浮现出一惟在仓库里艰难地搬运货物的身影，这喜这悲，显得极不协调，强烈的反差，撞击着我过於敏感过於脆弱的心，在美国十几年历尽千辛万苦，我都没有流过泪，可此时此刻触景生情，回首往事，泪水竟象开了闸似的。看到同学们投来惊奇和关爱的目光，我掩饰地说，见到同学太激动了。 就这样，一惟轻而易举地将几十年奋斗所得到的一切毁于一旦，一念之差彻底地改变了他后半生的命运。我真的希望这只是一场恶梦，一觉醒来都会过去，而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一切都发生了，已经无法再挽回了，我回天乏力，即使想帮他，也是无能为力了。 其实每个人在短暂的一生，都不免有失误，如果生命可以重来，相信没有人会让那一段段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演，可时间是无情的，随着光阴的流逝，带走的是种种遗憾和无奈。不再年轻的一惟，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重新开始。他就象一颗流星，在我的生活中一闪即逝了。 我突然有一种想见见他的冲动，我要当面告诉他，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不会轻视他，都不会改变他在我心中的形象，他过去是我的朋友，也将永远是我的朋友。可我知道，他现在最怕见的可能就是我了，我也许今生今世都不会再见到他了。我所能做的就是写上一点东西，但愿有一天他能读到，多少对他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