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教书：从私立学校到公立学校的文化震撼 　　　　　　　　　　　　　　─雅非─ 　　算起来，我在美国教中学也有十三年了。这十三年里，我先是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之所以引用原文，是因为中国没有相应的科目分类。美国中学的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课程以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为主，且包括公民教育、心理学以及其它人文学课程。也许可以解释为：除语文和外语以外的所有文科课程），后因为很多学校开始把汉语正式列为外语课程，便转而教汉语。另外，这十三年里，我大部份时间是在比较富有的地区的私立学校教书。近几年来，由于个人和家庭的原因，工作上变动比较多。这些变动使我有机会向公立学校发展。从私立学校向公立学校发展，从经济收入上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美国的公立学校给教师的工资待遇要比私立学校给教师的工资待遇好，并且要好得多（这跟我的许多中国朋友想像得相反）。但在其它方面，从私立学校向公立学校发展，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比如，作为教师，你会失去一些教学上的自由，你会感到时时有人监督你的工作，你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　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在公立学校教书的经验，对我来说太有价值了。不管工作多艰苦，我都不会后悔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公立学校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机会，一个改变自己的工作环境，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去接触一个自己不熟悉、不了解的人群和文化的宝贵机会。 　　我所工作过的第一个公立学校跟我以前所在的私立学校一样，也在一个比较富有的地区。由于学生的家境比较好，学生的素质也相应地比较好。这里所说的好，完全是从教师的工作角度来看的，说的是学生家长比较重视教育，对孩子的学业抓得紧，这样，老师教起来就比较省力。（这样的素质好与坏的问题在中国不一定存在，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父母都是重视教育的；中国儿童是听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训戒长大的。）学校对我的教学能力很满意，让我做汉语教学主管（Ｄｉｒｅｃｔｏｒ），并配备助手。我在那里工作得也还算满意。但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知道了另外一个公立学校。 　　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很吸引我。第一个特点是汉语在这个学校开设的唯一一门外语，这在全美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家了。据我所知，在绝大多数美国中学里，外语课程都是以西班牙语、法语或拉丁语为主，汉语总是作为最小的语种，处在与别的外语竞争的地位。我想，在那个学校教汉语应该是很轻松的，至少不必考虑是否把汉语提倡得过了头，是否因此而得罪了其他外语教师的问题。我以前碰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因为一般说来，中学生选修什么课跟他们是否喜欢其任课教师有很大关系（尽管校方努力不使学生对外语课程的选择变成外语教师之间“看谁更受欢迎的竞赛”（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ｔｅｓｔ）），但学生以对教师的喜好为标准而选择课程的现像仍然不能消除。我以前所在的私立学校就有外语教师因为在“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方面竞争而不合的。我本人也因为酷爱汉语、酷爱教学、酷爱学生而大力推动汉语教学，大造汉语教学声势，而在不同程度上得罪过学校的其他外语教师。所以，当我听说在这个学校汉语是唯一外语的时候，我马上就对它感到了极大的兴趣。我想，哈，这下可以不左顾右盼，可以撒开了干了。 　　这个学校吸引我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所在的地区和它的学生来源跟我以前所工作过的学校完全不同。这个学校地处波士顿市，是典型的城市学校（ｕｒｂ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学生中百分之六十四是黑人，百分之二十四是白人，百分之七是西 班牙裔人，百分之五是亚裔人。这是一个“政府特许学校”（ｃｈａｒ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政府特许学校”虽然性质上仍属公立学校，但其“公立”的意义除了拿政府的钱以外，别无其它，因为在雇用人员、教学计划、方法和校务管理方面，它都不受政府的限制。这种学校是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作为美国城市公立教育失败现像的一个解决办法而出现的。在这种学校工作的人，大多年轻、热情，并怀有为城市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贡献力量的理想，而教书这个职业本身就比较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所以我也很自然地受到这种理想的吸引。 　　于是，我申请了那个位置，通过了几轮面试，又在课堂上试教，最后被录用了。 　　然而，到学校一做起来，才发现这个学校对我来说，真是很难适应。我教了这么多年书，积累了这么多经验，而我那些经验在这个学校居然毫无用处，有时甚至成为我适应新环境的障碍。我觉得自己十几年前从中国到美国来的时候，都没有经历过如此强烈的“文化震撼”（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ｈｏｃｋ）。 　　震撼之一：我是老师还是警察？ 　　这个学校的名字叫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ｉｍ，简称ＡＰＲ，中文名叫“辅园中学”（不知道此译出自何人）。从学校的名字，可以看出一点：这个学校跟亚洲文化有关。深入了解一下便知道，这个学校的两位主要创办人之一是个来自台湾、侨居美国多年的中国人。这位中国人看到美国城市的公立教育一败涂地，便萌发了仅靠美国的教育方法搞不好城市教育、要借助中国的教育方法办美国教育的想法。这种想法对很多研究教育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对不从事研究教育的人来说，也不陌生。我本人跟朋友聊天时，就听到过关于美国教育应该借鉴中国办法的说法。但那个中国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停留在那个想法上，他把想法变成了现实。这个现实中的美国学校在一点点地模仿中国，它模仿得不但很像，而且极像，在很多方面甚至还可以说是有过之而不及。 　　辅园中学这样描述它的“办学目的”：“将东西方教育之精华结合起来（东方──高标准、严纪律和注重品格教育；西方──强调个性、创造性和多元化），使城市中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学生获得充份发挥智力及社交潜能的力量。” 　　正如该校“办学目的”所称，辅园中学在对学生的高标准、严纪律方面，在美国简直就是罕见之至，学校在纪律方面的规定名目繁多，我有时候都奇怪学生怎么能记得住。比如，所有学生必须每天穿校服。校服规定为紫、蓝或白色套头衫或衬 衫和米色或黑色长裤或短裤；衬衫必须是一色的，不能有花纹，不许带有任何字样；上衣必须揶进裤腰；裤腰必须扎有皮带；鞋必须是深棕色或黑色皮鞋或皮鞋样式的鞋，不能穿运动鞋或其它样式的鞋。假如学生穿得不符合这些规定，就必须回家换衣服，或者打电话请家长把符合校服规定的衣服送来。假如学生在校园里没有按规定系上皮带或把上衣掖在裤子里，那学生就要得到一个ｄｅｍｅｒｉｔ。其它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也会使学生得到ｄｅｍｅｒｉｔ，比如没有带书、笔或笔记本来上课，比如不举手发言，在课上随便讲话，等等。我把ｄｅｍｅｒｉｔ译成“记过”。一个ｄｅｍｅｒｉｔ就是记过一次。假如一个学生被记过五次，他或她就要被主管纪律的老师找去谈话。假如一个学生被记过十次，他或她就要在学校办公室打杂一天，称之为ｉｎ－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假如一个学生被记过十五次，他或她就会被勒令在家停学一天，称之为ｏｕｔ－ｏｆ－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并请其家长来学校跟老师谈话。 　　虽然我是在中国长大的，经历过中国学校严格的纪律要求，但是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十几年，而且在普通的美国学校教了十几年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来到ＡＰＲ以后，我发现自己的教学风格在被潜移默化地改变。我发现我每天有很 多的时间不是用在教学或者准备教学上，而是用在纪律监督和课堂管理上。比如，按学校的规定，只要是在校园内，教师就必须睁大双眼，监督学生的穿戴及行为，若看见犯规行为，不应熟视无睹，而应将细节记录下来，并键入电脑，使校方便以 跟踪解决。这样的监督管理在课外，我还能做到：看见学生没系皮带，提醒他或她去把皮带系上就是了，但在课上就很难了。我教的是语言，我在课上经常要搞一些活动，让学生多开口、多说汉语，我并不在乎他们时而讲点题外的话，只要按要求参加课堂活动，能把口语练好就行了。而且，我最喜欢课堂上时而发生在我和学生之间的随意交流，我常常跟学生“逗哏”，也就是讲些幽默有趣的话，活跃课堂气氛。学生上我的课会觉得轻松、愉快，用他们的话说，就是“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ｆｕｎ”。在这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我教得好，学生也学得好。十几年下来，我都是这样教的。可到了ＡＰＲ，一切都得重来：要是碰到学生没带铅笔，问我可不可以去拿，按我习惯的做法，我或者让他去拿，或者把我自己的笔借给他。可在ＡＰＲ，我得说不可以，还要给学生记过一次。要是学生迟到一两分钟，按我习惯的做法，我就让他进来，提醒他下次不要迟到。可在ＡＰＲ，我就要请他向后转，去办公室蹲整整一节课的“禁闭”（这意味着学生要缺课，我要得找其它时间给学生补课）。要是学生在我讲课的过程中问旁边的同学一个问题，按我习惯的做法，我就打一个手势，叫他们停止，并不动声色地继续讲课，可在ＡＰＲ，我就要给两个人都记过一次，下课以后还要到电脑上去记录并描述记过原因。过程的繁琐复杂我还可以忍受，只要我不怕付出时间就可以了，但这个过程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了。这样严格的纪律要求改变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在ＡＰＲ，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教师了，我变成了一个警察；学生也不再是学生了，他们变成了处处受到监视的犯人。 　　后来课上发生的很多小事都证明我的疑问不是毫无根据的，我真的必须认真考虑改变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例如，有一次，有一个学生上课不守纪律，给他记过几次都没用，按规定，就该把他送出教室。我严肃但有礼貌地说：“现在请你去办公室！”那个学生到了办公室还不服气，还跟主管纪律的老师争辩。后来，主管纪律的老师把我找去，问我事情发生的经过。我一一描述了。他后来说的那句话，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跟他们说什么‘请’啊？他们都是在ｔｏｕｇｈ环境中长大的，他们习惯了ｔｏｕｇｈ的人用ｔｏｕｇｈ的语言跟他们说话。你礼貌有加、和风细雨地跟他们讲话，要惩罚他了，还‘请’。这样子，在他们眼里，你就好欺负，所以他们上课给你捣乱。以后要送他们出教室，就用命令的口气，不要‘请’！” 　　猜怎么着？以后从ＡＰＲ的课堂里送出去的人，我就一个“请”字也没用过。我真的从老师变成了警察。 　　震撼之二：美国也搞“思想汇报”？ 　　前面说了，“政府特许学校”除了拿政府的钱以外，在学校的行政管理方面不受政府的限制，所有的“政府特许学校”在管理方法上可以自行设计、自行实行。ＡＰＲ在这方面对中国制度的模仿简直就是惟妙惟肖。举一个例子说明：在这里，时常发生着一件我们这代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事情，那就是学生和老师都要做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中文词义为“反思”或“反省”）。 　　先说学生的：每次学生犯了什么错，都要在跟主管纪律的老师谈完话以后，到办公室的一间小屋里去，写一遍事件的经过和自己的认识。学生应该写下的是跟老师谈完话以后自己对错误的认识和改正错误的决心。然后再由学生当着主管老师的面念给当事老师听。看到这种情况，我脑子里一下子冒出了“写检查”这个词。由于以前在中国我自己和我父母的经历，我对“写检查”这三个字非常敏感，也极为反感。我知道，所有的“检查”里写下的都不是自己要说的话，都是有条件和有地位对你施加压力的那个人要听的话。在我看，ＡＰＲ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写出的检查是以权威的姿态出现的老师们要听的话，而不是他们自己真正想说的话。每次到我听学生念检查时，我都觉得很难受，在那里如坐针毡，好像我在犯一个大罪。我心里想的是，我无形中正在加入那有权威的一方，并正在对一个人施加压力。以我的经验，我知道这样的管理方法会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怎样的破坏性影响。 　　再说老师的：ＡＰＲ每星期有一次全校教职员会（一般学校每月开一次，我现在的学校每两个月开一次），每次会上都有一个项目，这就是由一个人宣读一篇自己写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这个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可以是你正在思考的有关任何问题的想法。我一看，脑子里又冒出一个词，“思想汇报”──毛时代人人要做的事。这个字眼又触到了我的痛处，又使我反感。据我观察，每个宣读“思想汇报”的人说出的都是对工作有积极意义的话，很“ＰＣ”，即“政治正确（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的话，都是ｂｏｓｓ们喜欢听的话。几个月下来，我一句不太ＰＣ的话都没有听到过。在我看，这实在是太过份了，这真的很不“美国”。换句话说，这种现像在美国很不正常；凭什么每个人都必须轮到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谈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没有人拒绝这个公开的“思想汇报”？以这种公开汇报的形式，怎么能听到一个人的真实想法？从第一次听到“思想汇报”以后，我就暗想，上帝保佑，可别轮到我念“思想汇报”啊。可是，过了一两个月，那个写“思想汇报”的本子真的传到我手上来了。（我拿到小本子，才看见本子的第一页有一个名单，是全体教员的名单。要是谁已经“思想汇报”过了，那个人就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画一个勾。原来大家都知道谁还没汇报过，原来大家都知道下一个该传给谁，原来我是逃不过的。）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在“思想汇报”的时候该说些什么；脑子里一边想，心里还一边犯嘀咕：中国都碰不上的事了，怎么倒在美国碰上了？最后，还是得感谢蝴蝶网友，那天她正好在“我们论坛”上贴了一个在电脑前怎样活动肢体的示意图，我灵机一动，把这张图打印出来，并复印了很多份。该我“思想汇报”了，我说：我们是一群只为学生着想、不为自己着想的高尚的人。我要把今天这几分钟的时间变成大家为自己着想的几分钟。然后我就把示意图发了下去，带着大家做了几个较难的动作，并告诉大家把这张图贴在办公桌上方，以便于参考。就这样，我混过了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思想汇报”。 　　震撼之三：我是穷人还是富人？ 　　来ＡＰＲ之前，我一直在私立学校工作。私立学校的文化跟公立学校的完全不同。种种不同基本上是由一个因素决定的，那就是经济的因素。私立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来自比较富有或者非常富有的家庭，因为这些家庭不但要付税支持本地区的公立学校，还要交另一份很可观的学费给私立学校，以使自己的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我所在的私立学校地处某州州政府所在地，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美国城市中往往积聚很多少数民族团体，因为在城市有比较多的工作机会。这样，城市的公立学校学生就大多来自这些少数民族团体家庭。一般情况下，这些家庭都是低收入家庭。我所在的城市的公立学校的质量之差是附近人所共知的。所以，在那个城市方圆几十英里内就有五所私立学校，基本上囊括了在这个城市居住的富家子弟。 　　在私立学校工作常常会遇到富有启示的事件，这些事件向你揭示钱的秘密和力量。比如，我们外语教研室有一次开会讨论开设法语和汉语快班（ｈｏｎｏｒ　ｃｌａｓｓ）的问题。教研室主任说，今年开不了，因为两个班都比较小，不够分出一个快班的人数。我一听，就没再争取了。过了几天，听到法语老师说已经开法语快班了，我说，咦，不是开不了吗？法语老师神秘兮兮地说，法语是非开不可了。一打听才知道，她班上一个学生回家报怨了，说学校不开法语快班，而像他那样的学生是应该上快班的。这个学生的家长就来找校长了。这位家长本来在学校就是捐钱的大户，这次找到校长又给了一笔钱，说这是给法语开快班的。就这样，法语的快班便非开不可了。 　　在私立学校，富有的家长们权力很大，这一点在老师和家长的关系上也很明显。很多学生懂得利用这一点通过家长左右老师。比如有一次，我的一个指导生（ａｄｖｉｓｅｅ，美国高中大多有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这个词我译成 “指导制度”。每个老师负责七到十个学生，在学校生活方面指导他们，如选课，交友等。）跟一位老师发生了矛盾，那位老师向我说明了情况，并指出这个学生撒谎。于是，我去找这个学生谈心，谈话过程中我指出她撒谎不对。学生开始哭得很 伤心，但走的时候，像是心情平静了许多。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学校秘书的会议通知，说那个学生的家长要见我。结果是两位西服革履的家长把我当面训斥了一通，说我身为指导老师，却不同情自己的指导生，听信一面之 辞，使指导生深感压力，倍受伤害，云云。我怎么办呢？我是教师，职业要求我不能在家长面前失态，我虽然气得要死，他们的态度使我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不尊重，但我还是咬碎了牙往肚里咽，心平气和地向他们解释事情的原委。后来才知道，这 两位是本城的首富，并对本城政治有很大影响。闹了半天，我是犯了打狗没看主人的错误。 　　我在私立学校工作了十年之久。在这身处富家子弟之中的十年里，我时刻意识到自己跟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可在ＡＰＲ仅仅一年的时间，我又意识到自己跟ＡＰＲ的学生也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我在ＡＰＲ有七个指导生，七人中有 五个黑人，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和西班牙裔人混血儿，一个中国人和西班牙裔人混血。通过跟他们的个别谈话，我了解到这七个指导生当中有三个生活在父母离异的家庭中，有两个家中有直系亲属或近亲被关在监狱里。跟在私立学校的时候相比， 我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我对学生充满了同情，当我的指导生在别的课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总是以他们的忠实代言人出现，耐心地跟别的老师交涉，帮我的指导生争取到最大程度的回旋余地。我觉得社 会欠他们的，我不能在这笔债上再加一笔。 　　生活对我，总是处处埋伏着启示。在私立学校这样，在ＡＰＲ也一样。 　　有一次，教师开会讨论怎样才能帮助学生主动学习的问题，因为在ＡＰＲ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学生在学习上缺乏主动精神，老师不逼着，他们不学，老师逼得越紧，他们的抵触情绪越大。我说，我们应该提醒学生，一个人的教育背景在其 一生当中有多么重要，也许可以讲得实际一些，就是一定要把上大学当作高中毕业的最终目标，因为不上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没有经济保障，云云。另一个老师却说，我们不能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去劝说一个不同阶层的人。这些学生所熟悉的成功者并不都是接受过接受高等教育的。他们不认为上大学是成功的必经之路。 　　这位老师的发言给了我两个启示：一是我竟然属于中产阶级，至少在价值观的取向上如此。在私立学校十年的工作经历使我逐渐形成了自己是“穷人”的意识，这个意识到了ＡＰＲ一下子就消失了。二是原来上大学并不就必须是所有高中生的 目标。我仔细想想，那个老师说得很对。ＡＰＲ的学生们有另外的一种榜样（ｒｏｌｅ　ｍｏｄｅｌ），他们的榜样大多是歌星、影星、球星，而这些星们大多都不需要在大学里浪费时间。我班上就有一个很聪明的黑人学生，他长得一副乖巧、伶俐的样子，英文说就是ｃｕｔｅ。他汉语学得不错，发音准确，在课上做口语练习反应相当快，但他就是不做作业，所以他的分数总是在及格和不及格的边缘上徘徊。我问他你以后想干什么。他说，他想搞音乐，当歌星。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由他。 　　我还有一个学生，也是很聪明，也很用功，汉语成绩一般在九十分以上，其它各门成绩也都优秀。有一次课间时我在楼道里值班，跟几个学生聊天，他也在其中。我问他，你毕业后想上哪个大学。我听见他说Ｈａｒｖａｒｄ，就说，对对，你一 定可以上Ｈａｒｖａｒｄ。他听了我的话，吃惊得“下巴都掉了下来”（英语，意即张开大嘴，久久不能闭合；说明吃惊的程度），说：“我？我上Ｈａｒｖａｒｄ？”完了就笑，很不好意思地笑。当时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说的不是Ｈａｒｖａｒｄ，而是Ｈｏｗａｒｄ（一所著名的黑人大学）。当时，出于某种意愿，我一味地坚持说，你怎么就不能上Ｈａｒｖａｒｄ的？你一定能上Ｈａｒｖａｒｄ！我想修正他对自己的看法；我想通过我的固执己见，在他心里播下一颗种子，或者说一个希望；我想让他懂得，他也是一块上Ｈａｒｖａｒｄ的料。我希望我不是在强加给他一个中产阶级的梦。 　　美国高中大多每年都有一个职业信息日（ｃａｒｅｅｒ　ｄａｙ）。在这一天，学校从各种行业中请人来给学生咨询，告诉他们做某种工作的情况，回答他们对某种职业的问题，以使学生今后在选取职业时有所依据。我在私立学校的时候，ｃａｒｅｅｒ　ｄａｙ那天来的多是律师、政治家、医生、学者、银行家、投资家等。我在ＡＰＲ的时候，ｃａｒｅｅｒ　ｄａｙ那天来的人就很不同，有救火队员、警察、军校教官、报社记者等，还有自愿工作者团体的经营人员。当然那天也有律师 和医生来，不过，他们在这里似乎形不成气候。 　　公立和私立学校向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不同的职业选择，这应该是没有错的。可不知道为什么，两相比较之下，我总觉得这里头有点问题，好像社会在消除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方面还是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 　　　　　＊　　　　　　　　＊　　　　　　　　　　　＊ 　　走笔至此，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讲ＡＰＲ的“坏话”或者是听上去不使人对ＡＰＲ感到振奋的话。但实际上，ＡＰＲ仍不失为一所具有崇高目的和实现崇高目的之有效手段的新型公立学校（ＡＰＲ学生在麻省中学州级水平考试的平均成绩连续几 年高于麻州和波士顿市其他公立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学校的管理人员懂得如何解决某种独特人群和独特现实的问题；学校的教师们也都是很有献身精神、工作极其努力的高尚的人。 　　 ＡＰＲ不适合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适合所有的人。也许因为我在中国的特殊遭遇和在美国的特殊经历，也许还因为我有着过于敏感和过于挑剔的性情，才造成了很多人可以接受ＡＰＲ，而我却不能。最后，我终于选择了离开ＡＰＲ（其中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ＡＰＲ每天的学时比别的公立学校多两个小时，每年的学日也比别的公立学校多一个月左右），到现在这个地处富裕城郊的公立学校工作。在这里，学生的素质相对较好，因为家长重视教育；家长们虽然富有但并不具有以财力左右学校事务的能力，因为学校是公立学校，教育是免费教育。 　　尽管我离开了ＡＰＲ，但在ＡＰＲ的经历却永远不会离开我。我在那里奋力工作了一年，教会了学生不少汉语；我与学生之间建立了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亲密的关系，到现在还和一些指导生保持联系；我了解了一个假如我不在ＡＰＲ工作就无从了解的人群；不但学会了同情，还学会了理解（他们的个人选择和他们的政治态度）；我走出了个人生活的小圈子，看到了更多的社会情景，懂得了这个社会的组成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它的影响……　所有这些都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学到的。 　　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在ＡＰＲ一年的深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值得的！ 　　（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写于美国麻省西康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