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车抛锚 凤凰城 白雪 凤凰城进入夏日后，便犹如一座火城,平均气温高达华氏115度。九十年代上旬的某一个夏天，日头似乎比往年来得更加凶猛，气温直往华氏122度的历史纪录上冲刺。烈日喷着火焰，把大地烧的滚烫。大地俨若一块刚出炉的铁板，烘炙着燥热的空气。人站在大街上，酷似全鸡被丢进烤炉里。 然而，在这座人口众多的大都市，只要你避开那似火的娇阳，将自己置身于有空调的地方，并不会感到有什么不适。譬如此时时刻，驾驶着日本丰田轿车飞驰在火城大街上的我，就显得十分惬意。空调扑出的凉风轻轻地吹在脸上，我口中哼着小调，心里美滋滋的。 我是作为一名私人数学辅导员（Private Math Tutor)，刚从一位老美家为她辅导完毕，踏上回家之途。那位老美虽然上的是社区大学，学得却只是初中代数。我的初中数学的深厚功底，使得她眼花缭乱；我为她深入浅出的讲解与引导，令她满意至极。在我走出她的家门之前，她一边夸奖我，一边对我表示感谢。在那个岁月里，我还在家里做太太，时而在餐馆里打打工，时而在社区大学或者为私人做些数学辅导。每当看到老美对我的数学辅导表示出既钦佩又赞赏的神情时，我的心理上便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的情绪在持续地亢进。顺手把收音机的音量调高八度，尽情地收听着。老美的播音员正在字正腔圆地报道着一则新闻: 一位女性失踪。这位女性是开车出门后，在路上车油耗尽，停下车来求援，结果失踪。她是被人先强奸后杀死，尸体几天后被人发现 …。噢，又来了！！我不耐烦地把收音机关上。老美整天报道这类东西, 搞得人神经兮兮的。我老公就是听的这种消息太多了，才每天不厌其烦地叨叨我：开车要加满油；车停下时人坐在车里要把车门锁紧；晚上八点半后不要独自开车出门，等等，简直是自己吓唬自己。实际生活当中哪有几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此刻，我不愿让这种不着边际的新闻来破坏我的良好情绪。我哼起了儿时唱惯的革命歌曲。说来也怪，一到高兴时，我就想唱小时候学来的歌曲，哪怕是毛主席语录歌，好像只有唱它们才觉得过瘾。我边哼歌边随手拉下头顶上方的小镜子照了照，看到了里面泛着红光的面庞。我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扮演《红灯记》里李铁梅的模样。霎时间，那些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在我的胸腔里荡漾起来。我拿起水瓶，用最后一口水润了润嗓子，便拉起李铁梅的腔调，唱开了自幼最喜欢的那段《红灯记》： 　　　“听奶奶, 讲革命, 英勇悲壮，却原来 ……” 吱……,一阵刺耳的急刹车声音把我从梦中拉了回来。好家伙！我的脚紧紧地踩在刹车轧上。原来前面遇到了红灯，车流列队停下来了。因为沉醉于唱《红灯记》，我的大脑没有作出反应。幸亏脚下还算灵活，下意识地踩了刹车。要不然，我的车准会顶到前面的车屁股上。我定了定神，右手习惯地把车挡挂到了停车的位置。 我开的丰田车已有六、七年旧，是从一位老美那儿买的二手车,已经开了两年多。前些日子老公告诉我，在他送我的车去换油时, 修车行的人说，某个部位的传送带该换了。因为要花二百多美元, 老公问我是不是马上就换。我说，再等等看吧，车不是跑得好好的吗？说不定修车行是想蹁你的钱呢。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和老公曾上过修车行得当。那是我们刚来美国后不久，到一家修车行去修那辆新买的旧车，结果修车行连哄带骗地让我们同意把一个好好的旧零件换了个新零件，一下子砸了我四百美元，掏空了我们当时所有的积蓄。老公一想起那件事就叹气，我从此也相信了修车行黑透了的说法。所以，当我说出修车行想骗钱的话，老公也就不作声了。 绿灯亮了,车队开始徐徐地向前移动。我看了看红绿灯架上高悬的标示街道名称的牌子，知道离家不远了。我把车挂回开车挡, 脚踩油门，准备启动。不料车没有反应，再用力踩油门，还是没有反应，车死火了。我用车钥匙打火，还是没有动静。经过多次的尝试失败后，终于认为车是不可能再开动了，心想直叫倒霉。我赶紧打开紧急灯，向后面的车示意车坏了。好在车正好停在右边车道，于是我钻出车门，站到了人行道上。 那年头手机还不流行，我身上没有电话,。附近既不靠商业区也不靠加油站, 车流穿梭的大街两侧都是长长的围墙。通常来讲，围墙里面应该是居民区，我在近距离内无法找到公用电话。唯一的办法就是指望着有人下车来帮助。可是，眼巴巴地望着被我的车堵在后面的车队一辆辆地转向另一车道开走了，并没有人理会我这位站在路旁的东方女子。 时间不偏不倚恰是正午。太阳喷射着火焰把身穿短裤和衬衫的我无情地包围住。宽大的街道两旁，没有一棵成荫的大树。凤凰城近年来发展极快，这一带是新区，所种的树还没有长大。我凑到一棵被灼烧得低下了头的沙漠小树下，试图躲避强烈的紫外线。可是滚烫的水泥地反射的热量烧得我脸上发痛。我用双手捂住脸，双臂和双腿暴露的皮肤又被烧的刺痛难忍。不一会儿，我全身大汗淋漓，嗓子直冒青烟。 天无绝人之路。一辆白色的轿车向我开过来，我心头掠过一阵惊喜。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模糊了视线，我仿佛看到的不是一辆轿车，而是一股清清的溪水潺潺地流来。轿车停在我的面前，下来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中年白人男子，他穿着整齐，举止沉稳，很有上流社会人士的风度。他面带微笑地站到我的面前，和蔼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股亲切的感觉流向我的心房，继而又化成一股清风，我顿时觉得凉快了许多。 我打量着这位中年男人，他个子很高，身穿米黄色T恤衫和土色制服短裤，腰束进短裤的T恤衫右胸前，绣有小人打高尔夫球的图案，那是Polo名牌。再向他的车看一眼，是辆林肯。在我的印象里，老美的中老年有钱人喜欢开林肯，因为它坐进去既平稳又宽敞舒适。 我想他应该属于某一类好心而慷慨的美国中年男人。这类男人是在我们最穷时，和穷学生朋友一起逛富人家里的车库拍卖时经常遇到的。我和朋友们喜欢和这类人讨价还价买些小家俱什么的，因为如果他们的妻子不是特别介意的话，他们会把很好的东西连送带卖地给你。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几个朋友从一对中年美国夫妇那里讨了好价钱，买了些极便宜的并且质量不错的家俱，装上车的后舱，却没有绳子捆绑。那中年男主人就从家里拿出一条崭新的特制捆绳送给了我们，还动手帮我们捆好。我和朋友们都齐声称赞老美当中真有好人。 我信任地把事情的原委向他讲述了一遍。然后他问我家住哪里，我说离这里差不多有四、五英里的路程，他说他正好顺路经过那里，可以把我送回家。我十分感激，满口OK地答应了。我的口渴极了，希望赶快坐上他的车回家。到家后我要先喝上一大杯冰水，然后给正在公司上班的老公打电话，让他找人来拖车，因为我对拖车修车一类的事情摸不着头脑。 就在这空当儿，又有一辆车向我开过来。车上下来一位三十岁出头的白人青年，与我的年龄相仿。他中等个，偏瘦，尖下巴，穿了一件不讲究的蓝色T恤衫和一条牛仔裤。他看上去不是很老成，也不具备许多白人青年特有的那种气质和帅劲儿。除了那双不太大的眼睛里流露出机灵的神色外，他没有特别吸引我的的地方。 他走到我的跟前，问发生了什么事。我把事情的大概对他讲了一下，他的眼睛里闪着光听着我讲，等我讲完了，他说我可以搭他的车。我向他的车看去，是一辆普通的福特卡车，我想他应该属于劳动阶层。这时年轻人还想再说什么, 却被旁边那位中年人打断了。中年人说：“她可以坐我的车。” 他又转过头来对着我说：“你应该坐我的车，我说过我会送你回家的。” 不料那位年轻人急速的抢过话头说：“坐我的车，我可以送你去警察局！” 这“警察局”的字眼儿使我的心头猛然颤抖了一下。但我马上变成了恼怒，我想这个家伙可真卑鄙，为了达到让我上他的车的目的，居然说出送我去警察局。我愤然地抛出一句话：“警察局在哪儿！？” 我想这下准会戳穿他的诡计。谁知他迅速地把手一指，说道：“在那儿！” 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看去，在大街的斜对面大约八十米处有一个入口，在细看那入口附近的围墙是矮墙，难道那里面围的不是居民区而是警察局？ 这不到一分钟的对话，象是在我头脑里扔了个炸弹，轰得我脑子嗡嗡直响。他们为什么都抢着让我坐车？为什么一个说送我回家，另一个却说送我去警察局？假如斜对面八十米处就是警察局的话，怎么还用的着他送我？我自己走去不就行了吗？我猛然想起在车上收音机里听到的那则妇女车坏失踪的消息，心里打了个冷颤。难道这两个家伙都是想趁火打劫、拐骗妇女的坏蛋？难道每天在媒体里听到的案件就将发生在我身上？我心里一阵颤悸。我紧咬嘴唇，强使自己镇静。然后对这两个男人说：“谢谢你们了，我自己可以走到警察局去。” 年轻人对我的决定表示出赞许，点点头说Yes。那中年人耸了耸肩说了声OK，他们就分头上了自己的车，开走了。年轻人在启动车时，还向我招了一下手，并做了个会意的笑脸。我对他勉强地笑了笑，内心充满了疑虑。 我定了定神，才发现自己的双腿在微微颤抖，浑身的热汗又叠上一层冷汗。我庆幸自己没有搭他们任何一个人的车，要不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呢。我意识到那个中年人身上其实有一种捉摸不透的东西，只是我求助心切，忽略了它。难道那就是邪念与杀机？若搭了他的车，我会不会失踪？我若失踪了，老公会怎样？孩子会怎样？媒体会报道吗？我不愿再想了。我挪动沉重的双腿，穿过大街，向着年轻人指的方向走去。 那果然是个警察局。一辆吉普警车正威严地开进院子里，车上下来几位身穿制服的警察，他们从车后拉下两个手被反铐的犯人，把他们推进一个门里去。我擦干汗水，站在那里，见有人出来，便告诉他我的车坏了，需要帮忙。他让我等一下。几分钟后，一辆警车开了过来，说是要把我送回家去。 我坐上警车，心里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浑身的恐惧也全然消失。警察先把警车开到我的车停滞的地方，把我的车仔细地看了一遍，并记下了车牌号。又用钥匙试了试打火，确认它真是的坏了。他让我把挂在司机座位头顶上的车库遥控器拿下来，说那就是家里的钥匙，不能留在车里。 在开着警车送我回家的路上，警察跟我聊着天。虽然他不停地用报话器和话筒里传来的声音交换着信息，但并没有影响我们谈话的兴致。他问我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我告诉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的父亲也是警官。他感兴趣地说，他正在收集各个国家的警徽，他已收有苏联、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唯独没有中国大陆的。他提出愿意和我的父亲交换警徽。他把通信地址留给我，说是等他收到中国警徽后，再把凤凰城的警徽按地址寄回。 不久，我的父母来美国探亲，我让父亲特意带来一枚他用过几十年的中国警徽，我按着地址寄给了那位警察。几天后，就收到了他回寄的凤凰城警徽，父亲把它保存了起来。这是后话。 在警察的护送下，我回到了家里。在痛饮了一大杯冰水之后，我打了电话给老公，老公又打了电话给拖车公司，拖车公司派车把我的车拖到修车行去修。果然是那个部位的传送带断了，修车行给换了个新的。这次连拖车带修车送共花了近五佰美元。 光阴似箭。转眼十来年过去了。凤凰城一年一度的烈焰，把那件事的细节从我的记忆中渐渐地焚去。然而，那两个抢着让我搭车的美国男人,却在我的脑海里格外清晰。我驾车行驶在大街上，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他们。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至今仍在困扰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