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去首都剧场看戏，认识了一位小师弟，在大学里念中文，正在做硕士论文，他对我感叹，现在毕业生找工作真不容易。我的兴趣却是他在写什么论文，他说写的是《陈白露和徐曼丽——论现代文学中的大喇形象》，现在大学里学风开放，文学研究也要和现实生活有紧密的联系。如今，像陈白露这样的“二奶”、徐曼丽这样的交际花，是不少女性的一种生活方式，目前的金融危机也势必会影响她们的生活质量。以史为鉴，探讨徐曼丽和陈白露的命运，也能给如今的交际花一些警示。

　　那天晚上演的戏是《日出》，陈白露的命运大家都不关心，一逢到李石清和潘月亭对话，观众就爆发出笑声——“可现在情形特别，行市一个劲儿往下跌”，还有掌声——“要是平定一点，行市还有翻回来的那一天，那您就大赚了。”和我同去看戏的，有一位中产阶级朋友，前两年赚了不少钱，2008年全赔进去了，他为潘月亭的命运留下了悲伤的眼泪。还有一位高级白领朋友，当黄省三被银行辞退，说自己要养孩子、养房子那段台词的时候，她用餐巾纸擦去了眼角的泪花。

　　演出结束之后，小师弟追上我说：“你觉得这个陈白露演得怎么样？”而我那两位朋友正在讨论另一个问题：“潘月亭说，市面一恐慌，经济一不巩固，就应该卖房产。我怎么觉得这办法不对呢？现在房价走低，应该看机会再买两套房子。”过于沉浸在陈白露、徐曼丽的形象之中，显得有点儿不靠谱，但想从一部文学作品中获得投资理财的建议，则更不靠谱。说来惭愧，我对30年代大萧条、中国企业家当年困境的一些肤浅认识，大多来自《日出》和《子夜》。

　　为了弥补自己经济学知识的不足，我学习了曼昆。结果人家告诉我，曼昆讲的都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并不足以应付现在的市场。我又赶紧学习新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结果人家告诉我，克鲁格曼不过是“经济学家中的专栏作家”，凡是沾上这样的称呼，那意思就是他还不够专业。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加尔布雷斯的书，看着亲切，后来得知，加尔布雷斯一直被称作“经济学家中的小说家”，从褒义上看，这是说他文笔通顺，从贬义上看，这是说他信口开河。我素来喜欢看小说，所以爱看加尔布雷斯也不算奇怪。彼得·德鲁克号称“管理学大师”，但我就喜欢他的《旁观者》一书，完全当短篇小说集看的。

　　当然，我也看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些文章，以理解现实问题。比如有经济学家说“腐败和贿赂是改革的成本费”，我就觉得很有道理；还有经济学家说“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3000点”，我听了就杀进股市；还有经济学家说“中国现在没有穷人，他们应该是待富者”，我听了这个，又翻出《等待戈多》看了一遍。

　　后来，有香港地区的经济学家杀了进来，其面目都如黑社会电影里的老大一样恐怖，他们上来之后都有一句统一的台词：“中国内地的经济学家都是SB，他们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我一听这话，好像给自己找到了借口，我看大陆经济学家的演讲越看越糊涂，原来他们都是SB。于是拜倒在香港经济学家脚下，这帮人说话口气更大，都和芝加哥学派的人吃过饭喝过茶，都差点儿就拿过诺贝尔奖，都前知500年后知500年。这样胡乱学习了一阵，我脑子里更乱了，不得不继续翻出几本小说来看。

　　欧·亨利有个小说集，名叫《善良的骗子》，写两个骗子在美国大地上卖咳嗽糖浆、卖鸡眼药膏，他们的骗术颇为高明，但最终都斗不过华尔街，有时候辛辛苦苦骗来的钱，买了一张债券，就被华尔街的银行家骗走了。我最喜欢的故事叫《春风化雨》，这两个骗子“一共有4000多美元，来到了新泽西对岸、人们称之为纽约的那个傲慢的小城市”，“百老汇路上有许多乡巴佬，1小时的人流量可以买光缅因州首府奥古斯塔玩具厂一星期的产品”。读到这里可以发现，缅因州的玩具厂早就关门了，百老汇路上的乡巴佬要再买什么玩具，那都是广东东莞生产的。这两个骗子在华尔街附近租了间办公室，“有一位会计和一位助理，以及金玉其外的有罪气氛”，他们开的“黄金债券投资公司”很快就被新闻记者给揭露了，因为新闻记者“衣着寒酸，目光锐利，懂的东西比JP摩根和莎士比亚加起来还要多”。骗局败露后，两个骗子居然将赃款退还，然后继续去乡间卖感冒特效药去了。他们说，规规矩矩地谋生比华尔街强多了。

　　读完这个小说，我给自己出了一道思考题，为什么克鲁格曼云山雾罩地写了几本书，就被说成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者、次贷危机的警告者”？为什么欧·亨利不能因为这几篇小说“清晰地预言了华尔街的贪婪和欺骗本性”而拿个经济学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