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予健牧师(《真理报》加西版2009年6月号)


二十年前的六月四日，北京城传出了枪声。一场夺去数百和平请愿民众生命的流血惨案，震惊了全世界，也从此永远改变了当代许多中国人（包括笔者在内）的生命状态和生活方式。

二十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态度发生了有趣的转变，从一开始高调将之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到后来改称其为一场“政治风波”，如今则全面封杀有关“六.四”的任何信息与评论。在这期间，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海外华人，对“六.四”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当初毫无保留地同情支持广场上请愿的学生，对政府血腥镇压的无比震惊与悲愤，变为目前对“六.四”逐渐的淡忘与麻木。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尤其因着成功举办奥运所带给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大众对“六.四”的态度越来越模糊暧昧，海外主流的华人媒体对“六.四”的话题也多半敬而远之，甚至有人竟然发出“六.四镇压有理”的论调，个别当年曾慷慨激昂上街游行的留学生，今天却为专制曲意辩护，甚至自嘲当年的道德勇气只是少不更事的冲动而已。

诚然，这二十年来世界局势的变动很大，人们的立场也因此出现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巨大落差。但是，从基督徒的立场来讲，我们的主只有一位，就是三一真神，「在祂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雅一17）。在所有的事务上，包括政治，我们都只能忠于这位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我们不可为任何一方摇旗吶喊，但也不可成为两面倒的墙头草。我们既是天上的国民，同时也是地上的公民，在入世而不属世的张力中，基督徒所能作、所应作的，就是在世人面前凡事表明自己天国子民的身份。对于“六.四”事件当然也不例外。那么，华人教会，特别是海外能享受信仰自由的华人教会，究竟如何从真理的属灵眼光来领受、来表达呢？

首先，我们看出，神借着“六.四”悲剧，为福音在中国大地的广传预备了人心。这可从三个层面来说：

第一层，“六.四”悲剧的发生，摧毁了国人长期对共产信仰的最后一丝希望。政府屠杀百姓的行为，将人治极权的残暴性揭露无遗，使共产宣传中的一切自我标榜不攻自破，更将原本坚贞信奉共产主义的党员置于基本人性良知的自我拷问之下。

第二层，“六.四”悲剧的发生，打击了中国传统以来知识精英的自负盲点。中国的青年学生运动，一直被当局美化为“时代先锋”的角色。从“五.四”以降，到“一二.九”救亡运动，到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学生都被捧为社会进步的天之骄子。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请愿的场面是那么波澜壮阔，使以往的任何一次学运都黯然失色，“六.四”以后海外留学生的声援支持又是那么气势磅礡，令全世界为之动容。但这都无法持久，也都无济于事。国内的学潮因流血镇压而嗄然终止，海外的抗议则因取得绿卡而渐次平息，「是非成败转头空」，徒留浩叹。

第三层，“六.四”及其后民运的衰落，迫使人们在更深的层次里反省：中华民族苦难的根源究竟何在？过去大家相信「有压迫就有反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事实教育了我们：这种世俗的正义观是经不起考验的。在极权镇压的威势之下，人们的表现是怯懦、麻木、背叛、内讧。人的尽头正是神的开头，许多人开始明白，自己一无可夸，唯有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归向祂，此外再无出路。

其次，我们更发现，这二十年来，神也借着“六.四”动员教会、检验教会、装备教会。

神是怎样借着“六.四”动员教会的呢？
因着“六.四”，国内的家庭教会得到转型的契机。“六.四”之后，全国校园弥漫在消极颓废、茫无出路之际，原来以农村为主的家庭教会，得到了向城市型与知识型的家庭教会过渡的最好机会。而在海外，原本以港台移民为主的华人教会与查经班，在“六.四”之后也更加大胆地、热情地向大陆留学生表达关爱、宣讲福音，也因此九零年代后，海外兴起了大陆学生的归主热潮。

神是怎样借着“六.四”检验教会的呢？
神化咒诅为祝福，借着“六.四”悲剧，给了海内外华人教会这样的恩典与医治。但我们还是遗憾地看到，这二十年来，当民间抗议声浪渐次消退之后，华人教会也同步地逃避这个攸关公义的议题。华人教会敢于谴责社会中同居、乱交等等道德罪恶，但若犯罪者是政府（特别是中国政府）的话，则几无例外的一概噤若寒蝉；华人教会乐于同情遭受苦难的人，但这苦难若是因得罪政府而起的话，那就不在关怀之列。这现象背后的原因，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长期以来，很多华人牧者长执以「教会不应当搞政治」为由，让教会躲在一个与社会罪恶无关、与政治苦难隔绝的环境中，过着自义、舒适、安全的「属灵」生活。华人教会可以抽象地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不认为这是在搞政治；可是若有人提起也为“六.四”受苦难的同胞，为那些在天安门广场失去了儿女的父母们祷告，他们就认为是在搞政治。这究竟是属灵还是伪善呢？由此，神也检验我们是不是将福音使命狭隘地理解为仅仅传福音，久而久之，基督徒也习于仅仅在教堂中作基督徒。华人教会的良知，在面对政治罪孽时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教会本当发出先知的声音。在旧约时代，众先知对抗的都是君王与强权，如哈巴谷说「以人血建城，以罪孽立邑的有祸了」（哈2:12），以赛亚说「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赛10:1），阿摩司说「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5:24）等。这是圣经给普世基督徒的真理传承，华人教会没有理由自外于这个职守。

旧约先知用强烈的语气斥责政治罪恶，目的当然不是泄愤，而是呼唤罪人回转。我们若以为那是自义，是无情的批评论断，而不是出于从神而来的爱，那么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恐怕就有偏差，没有把握神那既公义又慈爱的属性。难道那位恩慈地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的耶稣，不也曾在盛怒中推翻圣殿商贩的桌子，又以「毒蛇的种类」痛斥法利赛人吗？我们怎么来理解我们的主是恨恶罪恶、深爱罪人的神，并照着去行呢？

教会不但承担先知的职分，也当承担祭司的职分。如果没有先知出来斥责罪恶、催促人悔改、并且传讲罪人唯有借着接受主耶稣的代赎之恩得蒙赦免，那么不知罪、不认罪的人，祭司为他又有何祭可献呢？更严重的是，教会传福音，若不谈罪而只讲爱，一味地要求受迫害的人学习饶恕与遗忘，而对加害者所犯的罪却不置一词，我们是不是在传廉价的福音呢？

神要怎样借着“六.四”装备祂的教会呢？
简言之，神要装备祂的教会成为对真理的领会全备而深入的教会，要祂的子民能够同时承担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

华人教会向来秉持着「圣俗两分」的传统，对所谓「政教分离」的认识却停留在短浅的层面上。真正的政教分离，不是在谈及政治时，将真理的价值观从我们的信仰中拿走，更不是对政治保持沉默与淡漠，而是政府与教会在分工上必须有所不同。可惜几十年下来，保守的、敬虔的华人基要派却主动自绝于公共领域之外，其作法恰好随了那些世俗的、坚决要将宗教从公共领域中赶走的西方左派的心意。这诡异的现象，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政权大肆迫害犹太人，天主教自始至终不曾发表过一个字的谴责，这成为其历史上无法抹灭的污点。殷鉴不远，在关乎公义的大是大非上，华人教会不可对罪恶抱持无关痛痒的态度，而置广大同胞的苦难于度外。面对“六.四”留下的历史伤口，我们最低限度应该表明立场，这是基督徒众多文化使命中的一项。有人为此切切代祷，有人私下关怀受害者，有人出面谴责「不肯认罪」的罪，表达方式尽管不同，一样都是出于神的爱，一样都是承担了文化使命。

那么，当教会中某些弟兄姊妹对文化使命的表达方式牵动了当局敏感的政治神经时，我们是欣赏、接纳，还是疑心、恐惧，生怕教会此举恰好让政府有了打压基督徒的口实呢？如果是后者，我们是否忘了，教会不是靠着迎合政府、得到政府理解来得到保障，而是靠着向主至死忠心来得主奖赏的。

在弯曲背谬的世代中，教会是神在地上设立的明灯。愿主亲自带领保守我们，无论是面对“六.四”还是其它公共事务，都不在权势面前软弱卑屈，而应显出先知在面对掌权者时应有的骨气与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