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证、考证与不必考证 —— 评“鲁迅活着会怎样” 沈敏特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了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与几位“湖南老友”的座谈。罗稷南先生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会怎样？”毛泽东沉思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条资料披露之后，在各界引起不小的震动。 周海婴在披露时也是有顾虑的，因为，“这段对话属于‘孤证’”。 太累的考证 果然，不久之后，有几篇文章以“孤证”为由，提出了质疑。有的还作了长篇的考证文章。 如考证出罗稷南并非湖南人，而是云南人。 如考证出周谷城不曾参加这个座谈会。 如考证出周谷城的回忆文章中未谈及罗稷南之事。 如考证出罗稷南并非锋芒毕露的人。 如考证出罗稷南当时撰文或共同署名撰文拥护反右斗争。 如考证出毛泽东作为领袖不大可能如此用语。 如考证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多次赞扬鲁迅彻底唯物主义的大无畏、不怕坐班房和杀头的精神。 等等。 考证依然无效 其实，要讲毛泽东确实说过这段话，的确是“孤证”；罗稷南、周谷城均已作古，更属“死无对证”。但要证明他一定没说过，上述的考证也均属“毛估带猜”，不敢确信也未尝不可。 就算罗稷南不是湖南人，那么云南人就一定参加不了这个座谈会，提不出这个问题？也未必！ 就算周谷城的回忆文章中没记这件事，就一定没有这件事？也未必！ 至于罗稷南不是锋芒毕露的人，更难以确证就一定不会说这样的话。中国不是有个词儿，叫“冷不丁”吗？温顺的人，冷不丁冒出句把激烈的话；刚烈的人，冷不丁冒出几句温情的话，都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至于罗稷南当时撰文或参与集体撰文拥护反右斗争，更不足以确证他不会说这样的话。几十年来，中国大大小小的知识 鲁迅《自题小像》诗。1931年书。 分子说违心之话，做违心之事，还少吗？写几篇拥护的文章，也未必就真的拥护。 而认为毛泽东当时是领袖不可能如此用语——就算毛泽东当时在鼓励鸣放，并以鲁迅作典型要大家来效仿，因而不会说这样的话——这样的分析更是天真得可以。 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讲，一夜之间，老母鸡变鸭的事儿，在毛泽东那儿还少吗？鼓励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一下子变成了“引蛇出洞”，这大概不需要考证了。在庐山上，大家都以为大跃进搞成这样的局面，肯定是要反“左”、反冒进了；谁知一下子变成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连柯庆施这样专业揣摸领袖的“大心理学家”也忙不迭地派人下山去上海换取反右材料，并把准备好的反“左”材料藏匿起来。这大概也不需要考证了。 毛泽东赞扬的是一个曾经和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文豪，并已故世多年。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完全无法估计。因此，他所赞扬的还是根据他所需要、所理解的那个鲁迅。根本无法证明，鲁迅如果活着，并且像那些被打成“右派”的几十万知识分子一样“说三道四”，毛泽东会如何对待？ 我无意确认这些“考证”都是错误的，就像我无法证明这些“考证”都是正确的一样。这些“考证”，其实和周海婴书中说的事情是“孤证”一样，无法证明“是真是假是有是无”一样。 关注无须考证的历史真实 我们在书中所看到的只是真实历史过程的极小的一部分；历史的大部分故事和细节都淹没在人类意识之外的“一个根本无法去证明什么的”深海之中。 当然，我上面的这番言说绝不是宣扬“虚无”。我只是想说，我们的脑力和精力根本不需要纠缠和浪费在无法确证的泥淖之中。 我们应当从中跳出来，把脑力和精力投入人类可能把握的历史实践之中，从中吸取符合于人类生存、发展利益的经验和教训。 这就是说，周海婴书中的那个故事“是真是假、是有是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这个“或有或无、或真或假的”故事，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的关注，它反映了是怎样的、不需要考证的历史真实。 是的，毛泽东在50年代会不会把鲁迅投入监牢，我们无法说“会”或者“不会”。我们也无法确证鲁迅在50年代究竟是“做声”还是“不做声”。 但是，有一点确实是不需要考证的：正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使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成了“反革命”，成了“专政对象”。这五十多万“右派分子”接受了不同形式在本质上与坐牢一样的“专政”。 鲁迅是大名人，即使成了“右派”也可能不坐牢，也许是什么“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右派”是“敌人”，这个性质是肯定的。 这时候，毛泽东还会不会继续赞美鲁迅，也无法肯定或否定。 但有另外一个不需要考证的事实。解放前后，毛泽东给予宋庆龄很高的评价；据说认为她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政治觉悟和历史贡献决不亚于共产党人。但是，随着宋庆龄对于毛泽东快速终止新民主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以为然，对“反右斗争”表示不能理解，对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表示不能认同，对“文化大革命”表示无法接受，人们再也听不到毛泽东对宋庆龄的赞扬之词。 是的，因为鲁迅是大名人，可能成了“右派”也未必坐牢，但也不能排除一定不会坐牢。刘少奇名气小吗？彭德怀名气小吗？贺龙名气小吗？他们死得比坐牢还惨。 是的，鲁迅也许不买账，要做声。但也不能排除不做声或不能做声的可能。在反右斗争之后，中国千千万万的有识之士未必从此“无识”，但大多数噤若寒蝉，却也是无须考证的事实。即使也有个别不识时务、大胆妄为的人物拚死“做声”，也没有哪个媒体可以给他们的“做声”提供展示的时空。在亿万人民的实际感觉中，他们依然是“不做声”的。 这与鲁迅当年虽然也面临“文化围剿”、面临“报禁”“审查”，但还钻了空子“做声”了，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们还能看到鲁迅一部又一部杂文集。毛泽东毕竟比蒋介石高明得多，能耐也大得多。这也是无须考证的事实。 明确的意思在于此 说到这儿，我的意思可能明确了。周海婴书中说到的那个故事“是有是无、是真是假”，是无法考证的。但是无法考证有无真假的故事，却反映了一个不需要考证的事实：上个世纪50年代，“言者无罪”曾转化为大规模的“以言治罪”，中国人民为言论自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人民渴望不再出现“以言治罪”的悲剧，渴望“言论自由”的民主时代。 这才是人们对这个故事如此关注的深层原因。我们决不能弃深就浅，一头钻进考证这个故事“是有是无、是真是假”的并不重要的问题中去。我的这个想法，也许接近一个伟人的教导，研究历史“宜粗不宜细”。我的理解是，对于历史，不该抓的问题不必去抓，该抓的问题要好好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