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封 小语： 我反对后代是前代的复制品。但是，前人和后人毕竟有一个如何传承的问题。有一个后人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 我碰到过着样的年轻人，他说：“我们是现代人，历史那劳什子，我们管不了！” 于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现代人要不要懂历史？ 我的回答是：不懂历史，成不了现代人！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批判《水浒传》的政治运动。大概我会动动笔杆子，还是被人们认可的，居然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把我也搭配了进去。于是，我们被派到北京，住进了人民日报招待所。参加批判《水浒传》的写作。那时的写作是非常滑稽的。几乎每篇文章的结尾，都是写：“我们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班子也“领旨”写一篇批判文章。我说：“咱们试试，不一定用这句话作结。”于是写了意思相仿，表述不同的一句话。当文章发出来，我们一看，真让人哭笑不得，结尾依然是，“。。。。。。进行到底”。生活在那么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只要还有一丝人性尚存，就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我们常有发泄一下的欲望。这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记者常来我们的房间聊天。他会带来一些小道消息，什么江青被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复出，和江青对着干。。。。。。这些消息在当时给了我们很大的快乐，而不敢说出口的心里话是：江青之流下台就人心大快了。 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我们真担心，我们几个大谈小道消息的人中，只要有一个人向外透露我们的谈话内容，大家就没命了。 再之后，“四人帮”被粉碎了。那真是十年中最快乐的时刻。我记得，我正在朋友老田的办公室里。他的家属在另一个城市，这办公室也就是他的卧室。因为欣喜若狂，便买了一瓶白酒，两人畅怀痛饮，竟把一瓶酒喝得一滴不剩。两人烂醉如泥，横卧在床板上，第二天才醒过来。 我这个不会喝酒的人，不要命地喝酒，是因为太高兴了。而实际上，也反映了我当时的一种认识：这下好了，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将走上顺畅发展的康庄大道。 又过了几年，我才感到，这“康庄大道”并不平坦顺畅，依然磕磕碰碰、困难重重。显然，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太肤浅了。“四人帮”的粉碎，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而只是给予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如何走向现代化一个新的起点。 是的，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断深入的民族反思的历史时期。回想起来，有这么几个阶段。 政治反思阶段。中心内容就是打倒四人帮，揭批四人帮。那时有人高兴得很幼稚，买了四个螃蟹，三个公的，一个母的，大吃一顿，以示庆祝。 很快，人们发现，这没有解决我们对四人帮的认识。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四人帮是怎么产生的，难道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的？他们的极左路线是一个晚上，突然冒出来的？于是，反思进入了又一个阶段。 历史反思阶段。中心内容就是：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历史渊源。于是，人们看到了早已有之的极左路线，50年代有，40年代有，30年代有，20年代也有。那时有一齣电影很流行，《天云山传奇》，因为它描写了从50年代开始的极左路线。 但是，认识到此依然没有到位，不能使我们满足。因为，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极左路线偏偏在中国如此源远流长|畅行无阻？为什么极左路线在中国，稍稍改头换面，又能死灰复燃，变成漫天大火？ 那已是80年代，我正在汕头大学讲学。我在讲堂上提出一个异想天开的问题：把四人帮派到美国去，能不能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我记得,有一位懂华语的美国友人唐。斯诺坐在堂下听讲，他竖起食指摇了一摇，表示不可能。 他的反应是正确的。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土壤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体系。在中国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文化因素，在美国也许是不可思议、无法接受的。我的一位朋友去美国探亲，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告诉亲友，有的竟笑话他是“编造谎言”，因为他们认为“这在人间不可能发生”。当然，有的专门研究比较文化的学者则表示理解。 文化反思阶段。80年代中期文化探索、文化讨论一度成为热点。 在这个反思阶段，人们开始向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冲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皇权专制主义为中心的等级制度；它深入制度、深入社会、深入家庭、深入人心；它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五四运动中，这个文化核心曾遭冲击和批判，但是，远未重创，更谈不上清除。它具有超稳定性，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具有无与伦比的适应能力，稍加包装，便能重新上市；稍有气候，便能无限膨胀。 表现在人的思维习惯中，就是缺乏公民意识，而充满臣民意识。 臣民意识有三大特征： 上下大于真假。 大小重于是非。 利害胜于美丑。 这样的思维习惯，最能包容、最能适应、最能接受的是专制主义和它的一切派生物。谁是领导，谁是上级，谁左右我的升迁和收益，我就崇拜谁，服从谁，就跪倒在谁的脚下。在他们看来，真理不是一种客观规律，而是领导人的意志。 这种思维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登峰造极的表现，也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浩劫。 文化反思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了触及本质的认识。人们懂得了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运动，意义何等重大，却又是远未完成启蒙任务的运动。再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重新认识启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是现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任务，也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现代性的根本标志。 并非耸人听闻，非民主、非科学的反现代的社会现象在今天是在在皆是的。 在我们的传媒中还常用臣民的语言来描述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主人与公仆的关系经常被颠倒，为人民服务被扭曲为救世主的施舍和恩赐，感恩戴德代替了公民的监督权利，“感谢领导的关怀”啊，“请求领导的照顾”啊，还挂在我们的嘴边；百姓向领导下跪的镜头，还当做“感人肺腑”的一幕在展示着。 在我们极为普及的电视剧中，皇权主义还当作光辉的民族传统在宣扬着；皇家生活的宣染，是为了博得观众的惊羡；民族的希望还寄托在好评皇帝身上。这种民族精神的宣扬，当然是以排斥民主与科学为前提的。而现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只能是民主与科学。 文化反思又带来了对于知识分子地位与作用的重新审视。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生产者，知识分子的历史就是文化历史的一面镜子。 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阶段的到来，标志着这一时期民族反思的最深入的进展。 关于这一层次的反思在这封信中来不及展开了，以后再说。在此，我只是要强调，不懂得历史就不懂的现代生活的本质和任务；也不知道现代人从何而来，又趋向何方。历史已经发展到的高度，是现代人运营今天走向明天的起点；对历史的漠然无知，岂不等于说，我们还得回到从猿到人的起点上！鉴古知今、温故知新，讲的都是这个普通的道理，只可惜漠视普通的道理，是人常犯的错误。 敏特 2003/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