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封 小语： 那天，朋友聚会，在餐桌上闲聊。有人忽然提到“一夜情”，这个很“时尚”的词儿。 我想，这存活率只有一天的情会是真情吗？这个世界太复杂，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太多。我不敢作出或是或否的回答。但根据我的狭小的见闻，“一夜性”，肯定是有的；“一夜情”，我怀疑。由此及彼，我思索起当代的真情到底呈现什么状态的问题。 当然，笼统地说有或说无，都是愚蠢的。在这个领域，丰富多彩、五光十色、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怎样来形容，都不为过。我们要考虑的是，有是为什么，无是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如此崇高和美丽，有时如此卑下和丑陋。 我想起了我的两位女朋友。一位是大家都熟悉的女作家戴厚英，她不幸遭到谋财害命的歹徒的杀害，如今已离我们而去；一位是大家不熟悉，但同样优秀的我的老大姐，就称周大姐吧（因为她不是公众人物，我还来不及征求她的意见，暂不公开她的姓名）。她们都用自己的一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我们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相遇的。香港的一位爱国的富豪，在南方办了一所大学，以报桑梓之情。戴厚英和我被聘为客座教授，周大姐就是这所学校的宣传部长。我和戴厚英本来就是同行，加上既为“客座”，家都不在那儿，彼此在一起聊天的机会就多；而周大姐虽是党政干部，但在她的血液中，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基因；喜欢往知识分子的堆里扎。她又好学，常听戴厚英和我讲课。就这样，我们在一起聚会愈来愈多。聊天呢，也愈聊愈深。 戴厚英去世当月，我便以出版社总编辑名义，特邀吴中杰、高云两位教授（他们二位是夫妇，又是戴厚英的好友）主编一本纪念戴厚英的书，《戴厚英啊，戴厚英》。这本书的特点是，写文章的作者都必须是直接和戴厚英打过交道的各界人士，内容必须是作者本人与戴厚英交往的事情。其中有一篇是我写的，题为《我又想起那一个夜晚》，记叙的正是我这两位女朋友的感情经历，她们的生死不渝的真情。 戴厚英有一本纪实的作品，《诗人之死》，写的是她和大诗人闻捷的爱情悲剧。文化大革命中，戴厚英年轻、出身好，被派在“专案组”参加工作。太巧，她负责的专案的“案犯”是闻捷。在调查的过程中，戴厚英不仅没有发掘出一个“反革命”来，反而发现了一个为人正直、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并且从敬重到爱慕，从为他不平到公开恋爱。这与当时的“革命航道”完全背道而驰了；于是，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闻捷无法忍受污蔑和侮辱，尤其是带给戴厚英的牵连，他自杀了。无疑，这真情化为了悲剧情结，对戴厚英来说，是永恒的。 周大姐年轻时，是那种在任何场合一出现让人们眼睛一亮的大美人。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却又在解放前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在北京最重要的部门工作。那时革命刚胜利，未婚的领导干部很多；她自然成了众多爱慕者的明星。但是，她的选择却落在一个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的身上。这已经让人不可理解；更要命的是，这个才子还有一段“未曾查清”的历史；在当时这至少是“问题人物”，他的配偶岂能重用。于是，一个更严峻的选择摆在了她的面前，在当时的“常人”看来，这几乎是要革命还是要爱情的选择，是要不要革命的选择。而她不是“常人”，她认为革命和她的爱情并没有矛盾。但是，问题的处理当然是按“常人”的逻辑和方式。她被逐出了那个部门，逐出了北京；接踵而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这个“另类”的家庭由风雨飘摇终至家破人亡。 这样的两位女性的悲剧主题相似，故事情节不同；如此巧合，在同时、同地出现在我的身旁。于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夜晚。 有一个夜晚，这两位女性同时在我的宿舍相聚闲聊。因为，在此之前已有一段彼此相处的时间，也已略知对方的经历，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对方寻求知音的渴望。她们愈谈愈深，竟不能自已——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也巧，她俩都是瘾大的“烟鬼”。两包香烟放在桌上，一支接着一支，不大的房间竟是烟雾弥漫。而我这个男性公民又恰恰不会抽烟。为了缓解这不平衡，她们搬了一筐汕头盛产的柑桔，放在我面前，让我多吃以解烟味儿。戴厚英不但抽烟，也有安徽北方人的酒量。她和汕头大学副校长、著名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还有过酒桌上的较量。所以，她们一面让我吃柑桔，一面揶揄我这个头很大却又烟酒不沾的男子汉“缺乏男子气”。但，这是一个充满悲剧气氛的夜晚。抽烟也好，插几句玩笑也好，终于挡不住她们的滚滚热泪。平日深藏的隐痛如决堤之水。 她俩倾诉的是绝对的个人经历，又是个人经历中最个人的部分。每个细节对她们都有切肤之痛，可说是声声血字字泪。她们生活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月，却又偏偏是“情种”；把情、钱、权这三样放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她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情。而她们又不承认自己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在她们看来，一个合理的社会现实与她们的爱情追求是绝无矛盾的；纯正健康、忠诚无瑕的爱情正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她们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的代价，却依然保持着“虽九死犹未悔”的气度；爱情对她们来说就是人生的信念。扑素的表达是：“我没错！” 有了这两位女朋友，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真情在人间。我于是又想起了我的一位师长辈的朋友，戴煌先生。 他是中国资深的著名记者，是中国最早质疑个人迷信、神化领袖的优秀人物之一。正是在九死一生的苦难中，他又为人类演绎出一段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我曾有一篇采访记，《“小潘”诉“老戴”》，涉及到了这段故事。 戴先生16岁参加新四军，是个老共产党员。1947年夏天，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新建，他成了一名前线记者，那一年他19岁。从40年代到50年代，他经历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法援越。那时，他的新闻作品已享誉海内外。《胡志明主席印象记》，《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等更是脍炙人口，有的还编入中小学课本。 但是，正值如日中天的他，忽然跌入万丈深渊。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要防止神化领袖，要反对个人崇拜的人物之一。于是，他承受了最严酷的惩罚。60年代已是妻离子散的戴煌又回到新华社的时候，体重从原来的196斤下降到了92斤。但他依然“死不改悔”，坚持反对“神化和特权”。于是被加上“坚持反动立场”的罪名，再次送去“劳动教养”。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罪上加罪，被投入了监狱。台湾电台发出“欢迎戴煌先生”的呼叫，《中华民国年鉴》断言“中共记者戴煌已死于北大荒”。而他既没有接受他们的“欢迎”，更有悖与他们关于“死‘的判断，为了继续战斗，他坚韧地活了下来。 1964年，也就是再次宣布戴煌“坚持反动立场“，即将送去接收严惩的时候，一位浙江姑娘在一片批判讨伐声中，独具慧眼，认定这个只剩下92斤的“反革命”是真正的好人，是值得终身相许的汉子。他们举行了一场后来称之为“没有刽子手的刑场上的婚礼”。而结婚就是别离，一别就是14年。男的从“劳动教养”升级为“监狱服刑”；女的被辱骂为“大右派的小老婆”，倍受记者不忍心下笔的折磨，精神失常了。她就是小潘。1978年，戴煌回到北京看到的是睁大灰暗眼睛，直愣愣瞪着他的妻子。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治疗，小潘恢复了正常。不过，记者见到他们时，小潘已名不副实，应尊称为潘大姐，而老戴已成了戴老。1991年，戴煌离休了。而记者要采访的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生活。因为，正是离休的戴煌再创生命辉煌。而这辉煌中也映射出小潘的辉煌。 小语，我要告诉你的是，人间有真情。 是的，在物欲横流、权欲横流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遭遇到真情丧尽的丑恶。而我们要相信，人间有真情。当然，我要强调的是人间的“人” 字。真情在人，在真正的人之中，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人之中。情永远和人连在一起。如果作为人，是打折扣的人，情也必打折扣；而人性丧失了，情必丧失。 真情是真人的颂歌！ 敏特 200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