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大年 --- 回家随感（一） 小玲 出国至今十五年了。今年二月回国探亲，虽是我出国后第四次回去，可回家过大年却是第一次。心里那份期盼与激动竟和小时候盼过年那样别无二致。 记忆中，家家户户在大年三十之前的十天半月就开始办年货了。那些年无论买什么都得排队。十三，四岁的我，便像所有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女孩儿一样，一大早便帮着妈妈来到菜场，在鱼摊，肉摊和蛋柜前各放上一个小竹篮或小凳子什么的，标示着在队伍里占了个位置，同时和排在我前面的阿公阿婆们打好招呼，然后在那儿待上差不多一天，将凭票供应的鱼，肉，蛋等一一买齐。第二天，我再带着票证去南货店排队购买长生果（即带壳儿的花生），香瓜子，南瓜子，红豆，红枣和蜜枣等南北杂货。在街上，行人们提着办好了的年货，熙攘往来，忙得不亦乐乎。他们碰到了熟人还互致问候，互通买东西的心得。大街小巷由此便显得热闹异常，一派节日欢乐气氛。 到了小年夜，我则会守在炉子边，看着妈妈把我买回来的长生果和各种瓜子一样样地炒熟，待它们冷却后，再分别装进不同的罐子里储存起来待客儿。我比弟弟多了一项权利，那就是借着看它们是否炒熟了，而将每样东西抓一把先尝尝，这项“优先权”是作为妈妈的小帮手换来的。 除夕夜，妈妈要将烧好了的饭菜放在桌上先祭祖。那上面有水笋烧肉，糖醋小黄鱼，黄豆芽炒油豆腐，蛋饺肉圆粉丝白菜汤。这些菜都是有隐喻的。盼我们的好日子节节高（笋），要年年有余（鱼），金元宝（蛋饺）滚滚（肉圆）儿来，万事如意（黄豆芽）。爸爸摆好碗筷，上了香，随后把事先悄悄折好的纸钱放在铁皮脸盆里，点燃烧着后，跪在地上，对着老祖宗的牌位，一边儿嗑着头，一边儿嘴里喃喃自语。我们则随后一一依葫芦画瓢般的跟在后面。一直等香点完，菜也都基本凉了，我们才能开始吃年夜饭。 大年初一早上醒来，我和弟弟的枕边准会有一个红包和一只鼓鼓囊囊的口袋，里面装着瓜子，长生果和各种平时很少能吃到的糖果。这些便是我们“法定”的配额。等到客人来了，我们是不准再伸手去拿桌上那些吃的了。当然我们还会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是从去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家拜年得来的。比如，从初一到初四一大圈跑下来，我会收到二十多元钱的红包，而我可以留下五元。在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其余的当然都得上交作为新学年的学杂费。那时，每次刚过了元宵节，我就开始盼着明年的大年，既不用去学校上课，又可以吃到希罕的东西，还可以拿到钱，多美啊！ 这次为了帮我找回小时候过年的感觉，爸妈放弃了原来打算外出吃年夜饭的计划。我2月6日晚回到上海，已经是小年夜了。一到家便问：“年夜饭吃什么？” 妈答道：“不用急，明天你自己去菜场慢慢地挑吧。”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带着我来到家里附近的一个超市。进去一看，“吓“了我一跳。各种各样的菜多得简直令我无从下手。挑了半天，总算选了几种我最喜欢的菜。三十晚上，妈为我做了水笋烤肉，香葱麻油拌海蜇头，鲫鱼汤和清炒河虾仁等等。这些菜比我小时候要精致多了，但是我却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兴奋感。用我妈的话说：“现在的生活天天像过年，你从哪儿再去找小时候的感觉呢？”吃饭之前，他们也省去了以前只能偷偷地祭祖，烧纸钱的仪式了。 现在，人们再也不用去排队购买年货了。物质已丰富到了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的程度，自然就少了那份来之不易的兴奋感。而人是要生活在希望中的，追求希望的过程往往比希望的实现更有意义。什么是现在的孩子所期盼的呢？或许他们已有了更高的追求了吧！ 2005-3-10 团圆日 --- 回家随感（二） 多少次在梦中回到了家。在阔别了四年之后，我终于暂时把先生思进搁下，回到了父母身边，回到了那个让我魂牵梦萦了多年的家。爸妈对我由远距离的思念变成了近距离的关注。小到吃饭穿衣，大到出门应酬，我无不在他们的“管辖”之内。 整个新年期间，我像个木偶一样由他们牵着，分批与亲友们在饭店餐厅相聚。每当亲友们夸他们有个“乖”女儿时，爸妈便打心底里发出舒心的欢笑。岂不知那可苦了我了。那餐厅包房里的烟雾，薰得我睁不开眼；而“美味佳肴”里的味精，也使我食不知味。甚至连大年初三公爹派了他的司机开车接我去杭州住两天，爸妈都不放心地跟随左右。我没有了privacy, 任由他们摆布着。 直到正月十五，那是个阖家团聚的日子，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摆脱束缚”的籍口。我对爸妈说：“中午我陪你们吃团圆饭，晚上我要再去杭州公爹家吃团圆饭。我已嫁出去了，不是吗？”妈想了想，对爸说道：“是呀，小玲现在已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了，按理是该让她去的。”下午，爸妈只能“高高兴兴”地送我到车站，我也“好不得意”地庆幸这出自导自演的好戏。坐在车上，我的心早已飞到了杭州。我想像着住进了西湖边上的宾馆，充分享受自由吃穿的喜乐。夜深时，我不用顾忌他人，可以开着灯，喝着醇香的咖啡，坐在床头看看书；还可以兴致所至去西湖边赏夜色；再不然，我还可以叫个车去看十五的花灯展。我越想越觉得这次“大逃亡”行动实在是妙不可言！我憧憬着，规划者，连时间都跟着我飞快地转了起来，不知不觉中杭州汽车站到了。 正当我快走出车站时，突然公爹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总算等到你了。一接到你爸的电话，我就立刻赶来接你了，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好让小车再去上海接你呀。”接着他让司机将车直接开到了杭州娃哈哈大酒店。全家人已在那儿等我了。面对亲人们的张张笑脸，我意图挣脱“束缚”的勇气一下全泄了。打从钻进那辆小车起，我就知道我的“如意算盘”算是落空了。我不可能住进宾馆了，对他们来说那意味着将我弃之于门外；我的行囊里又会装进他们特地从温州老家带来的鱼干，虾干和各种杭州特产；而我的心里更会装进亲人们对我这个离家久远的游子的一片真情。想到此，我内心充满了幸福，不由得对我那个“精心制作”产生了一丝犯罪感。 在国内期间，我无时无刻地享受着亲情，在接受的同时，失去那点小小的privacy又有何妨呢？记得几天前读到一个心理学家多年研究的成果，说一个人最大的快乐既不是来自金钱，事业，也不是爱情，而是亲情。真是如此。我崇尚爱情，但我明白，爱情的激情犹如气势磅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虽迷人，却只有短短的一段；而亲情则像那激流过后的涓涓溪水，长长远远地流淌着，直到汇入江河大海。我这次离家十五年来的第一个团圆日，正像一股溪流慢慢地流进了我的心怀，清澈而甜蜜。还有什么比她更珍贵呢？！ 2005-3-12 ================================================= 做中国人 --- 回家随感（三） 几年前，我护照的颜色由浅咖啡色换成了深蓝色。我从来也没有往深里去想这里面的真正变化。虽然在北美生活，我平日吃的还是中国菜，说最多的还是中国话，最喜欢看的还是中文节目，倾心聊天儿的还是和中国人。然而这一切却在潜移默化中渐渐地起了变化。这变化是我这次回国探亲时才感觉出来的。 首先，我回中国要去中国领馆签证。好在签证手续简便就像办一件例行公事，没太在意。当我和童年好友小莺在经历了近20小时的飞行之后，懵懵懂懂的踏进中国海关时，竟意想不到的被海关警察拦在大门外。理由还是用英文说的：“You are not Chinese. Would you please fill this form in English？”（你们不是中国人，请用英文填写这份表格。）我马上想起我俩一起填表时的情形，空姐发下表格时，小莺问我：“你看表格是中英对照的，我们用中文还是英文？”我说：“我们是中国人，当然用中文啦！”。表格上有一栏是：“你到中国后的地址”。我填了家里的地址。而小莺却叫了起来：“糟了！我家刚搬进了新房，我不记得新地址。”我还笑着对她说了句上海人常说的：“你真是开心地连‘屋里厢阿勿宁的了’（连家都不认识了）”她结果用了我家的地址。而此时却因为写中文而被“拒绝”入关，这一锤顿时把我敲醒。我俩只能乖乖地躲到一边去重新填写进关表格。我感慨地对小莺说：“这中国人我们是做不成了，连写中文的权利都被剥夺。好像再发展下去，我们回家探亲时连中国话都不能说了。”她默默地看着我，无言以对。 什么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知道珍贵。由浅咖啡色到深蓝色，这事物的性质已起了本质的变化。在官方的场合，我将永远不可以使用中文。我无意中丢弃了中国悠久的文化和中国国籍。难怪我的一个亲戚在听到上面的故事后开玩笑的说我是“叛徒卖国贼”。我想想也是，我“背叛”了我的祖先，成了“外国人”。但转过来又一想，我“投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国家---加拿大。在历史上，中加两国从未敌对过。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还和我是一国的呢。这顶“叛徒”的帽子好像并不合适。“卖国贼”这顶帽子更是太大，太沉了，戴在我这小小的头上更不合适。我又不是慈禧太后，有什么能耐卖国呢？ 我不禁想到，在北美，乃至全球倒是住着一帮从中国出来的“叛徒卖国贼”。这帮靠吸了老百姓鲜血养肥的吸血鬼，席卷了无数国家财产，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在纽约，他们能在长岛买下数百万美元的豪宅；在曼哈顿买下上千万美元的豪华公寓，“脸不变色心不跳”，一笔付清。正像丰子恺先生六十年前在他的一篇散文“口中剿匪记”中写道：“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可见这贪官污吏不只今日有，历朝历代，杜绝不止。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惩治贪官最为严厉。凡查出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一律处死，还要剥下人皮，填上草，做成人皮袋，挂在下一任官吏的官位边上，以示警戒。我在想，要是按朱元璋的这个标准，如今中国的人皮袋会有多少呢？而我可以自豪地说：无论做中国人，做加拿大人，还是现在客居纽约做纽约客，我都是个奉公守法的人，是个对所在国有所贡献的人。 由此可见，一颗正直的中国心不会因为护照颜色的改变而改变；有权利使用中文的贪官污吏也一样可以戴上叛徒卖国贼的帽子。而我将永远会心安理得的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005-3-15 我们的弟弟家华 --- 写在清明之际 --- 回家随感 (四） 小玲 我先生思进的弟弟家华留给我的印象永远是那样的斯文，腼腆和憨厚。初次见到他还是我随着思进第一次从上海去他老家温州龙港探亲。那年家华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相之于思进的小弟家叠，家华显得特别稳重，话不多，一副“小大人”的样子。明眼人一看便知他是公爹的最爱，因为他最听话，从来也不会违拗父母的意愿，并且相当懂得关爱他人。 记得那年家里买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其中我的最爱当属上海少见的甘蔗。那甘蔗又粗又长又甜又多汁，我简直爱疯了。当我吃到不好意思再取的时候，细心的家华递过来他手中的甘蔗，又冲着我腼腆的一笑。那带着童稚的笑脸我至今难以忘怀。每当调皮的家叠爬到公爹的头顶上嬉笑玩耍时，家华也会站在一边儿憨厚的笑着。 在以后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书信便成了家华和我们互通信息的桥梁。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上了高中；去北京读了北大；后来回到老家结了婚；再随公爹搬到杭州定了居。尽管思进和他从来没在一起生活过，可他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一片手足之情。 二OO一年初，全家汇集在老家给公爹庆祝七十大寿。我们从多伦多回到了阔别15年的老家；家叠刚从爱尔兰留学“海归”；大哥斯鸣和大嫂东丽也从西安赶来；和家叠的女朋友一家，加上老家大大小小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好不喜气洋洋，热闹异常。而那时的家华也俨然地由“小大人”而成了真正的大人。每天毫无怨言地安排着全家二十多人的一日三餐。我每天起床后，便随着大伙儿跟在家华的身后去吃早餐，然后是午餐和晚餐。自自然然，心安理得地被他关照着，直到我们离开老家返回加拿大。 当思进的9/11历险记被杭州《都市快报》采访报道发表后，又是家华一大早奔向报亭，几乎买下了那个报亭的所有《都市快报》，近两百份。他把报纸一一分发给了所有的亲朋好友，让大家分享他二哥死里逃生的庆幸，让我俩接受大家的祝福。可谁能想到，几天后，他去上海时竟然查出已身染不治之症！那天我突然接到家叠的电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家叠带着哭腔的求救声撕裂了我的心：“嫂子，你可不可以在美国想想办法救救家华啊？！” 我打电话，上网四处寻找良医妙方。不过家华最终选择了留在杭州，留在父母和妻子身边，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治疗期间，他乐观豁达，顽强地和疾病斗争。开刀移植大腿骨，电疗和化疗，他不哼不哈，表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被上海几大名医宣判只能再活三到六个月的他，硬是撑了两年多。其间思进还一直在网上和他聊天，到后来我们竟产生了他可能会康复的感觉。他是不是意识到突然地离去会对爱他的人打击太大，毕竟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太年轻了！ 最后，当噩耗传来的时候，我没有回去参加葬礼。我选择了逃避，我不愿意相信他已真的离开了我们；不愿去和他做最后的告别。上个月回到杭州，家华的房子还在，可已人去楼空。一直陪在我左右的家叠更使我对家华的身影挥之不去。要是家华还在的话，对我呵护关爱的一定会是他。在将要离开杭州的那天早上，我躲在家叠的卧房里哭了整整四个小时，郁抑已久的思念之情像火山爆发一般，无法控制地喷射出来。无法逃避的事实告诉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个永远令我难以忘怀的“小大人”一样的弟弟—家华！ —————————————————————————————————— 乞讨的小女孩儿 --- 回家随感 (五) 年初五上午十点，我和爸妈坐在杭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小弟家叠为我们买了从杭州直达上海的豪华客车票，大约五十元一张。离开车的时间还早，我便打量起周围的环境。 我在加拿大坐过火车。比起多伦多的候车室来，这儿就显得非常地拥挤和脏乱不堪了。首先，这儿的旅客的行李散乱不齐。那些行李袋大小不等，杂乱无章地随意摆放在一排排橘黄色的硬塑料椅上。一个穿着颇为时髦的年轻少妇，目中无人的嗑着瓜子，并将瓜子壳吐得满地都是。而我几年前带着国内刚出国的一个亲戚到多伦多的候车室时，他还以为走进了一家高级购物商店，空旷而干净。大多数旅客像是事先都商量好似的，只背着一件行囊。这件行李可以大到将一个人压没了影儿，也可以小到只能装个钱包。 就在我对加中的候车室作对比时，一个小女孩儿的头冷不丁地突然闯进了我的视线。她五官端正，梳着两条小羊角辫儿，大约六，七岁的模样。那双无神的，失去欢乐的眸子里已全无天真烂漫，却显出了与年龄决不相符的诡异和警觉。正当我想同她说几句什么的时候，她的头又窜到了我邻座的旅客面前。她不说话，也没有表情，但她的眼睛告诉了你她需要什么。我愣在那儿，揪心地看着她机械地，重复地，顺着座位挨个儿地乞讨。 她让我想起在上海南京路上的小南国饭店门口，坐着乞讨的老人和孩子们；还让我想起了我仅坐过一次的上海地铁里的一张宣传广告，那意思是禁止在车厢里给行乞人钱。这倒和纽约地铁里写的标语不谋而合。说实在的，我很少对纽约的街头流浪汉动恻隐之心，因为北美有完善的福利制度，政府给流浪汉提供了住所和食物，在街头流浪只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我们刚到北美的头几年，所面临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压力是一般常人所无法体会的，但我们从来没设想过到街上乞讨。思进拉得一手好二胡，原本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到街头卖艺，可最终也没有“卖”过一次。我们在北美十五年了，甚至没见过一个中国人坐在街上伸出乞讨之手！只要肯付出劳动，总会换回面包的。而面对眼前的这个小女孩儿，我却动了恻隐之心。这个年龄的她，本应该是无忧无虑坐在课堂里聆听老师讲课的；这双小手本应该是举起来回答老师提问的，而绝不是用来接收施舍的。这样的经历会对她的一生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正要掏钱给这个小女孩儿时，爸爸阻止了我，“你现在给她钱，马上会引来一大群和她一样的小孩儿。”爸爸说，利用小孩出来乞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专业团体”活动。有时好心会招来麻烦的。难怪我没有看见有人给她钱，她也非常有经验似的，例行公事般地，在每个旅客前停留一瞬间。 我最终也没有掏出钱来给她，但它和我在国内一个月来所见的无数新起的高楼大厦，举世无双的磁悬浮铁路，每餐进出的豪华酒店，整天乘坐的奔驰，宝马一起，像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记忆，挥之不去。。。。。。 2005-3-20 “两岸”咖啡馆 --- 回家随感（六） 小玲 那天下午和小弟家叠到临西湖不远的商店购买影碟和礼品。在店里我们按思进发来的一份购买单按图索骥，买了“功夫”，“天下无贼”，“无间道”等一大堆。走出店门，一路闲聊中我们又进了一家名为“两岸”的咖啡馆。店面很大，装修得富丽堂皇，咖啡要三十三元一杯，比纽约的高档咖啡馆还贵。因为走累了，我俩的雅座又可以望到西湖，我也不嫌贵了。四年前四月的春天，我也来过杭州。那时西湖周围茶馆居多，记得一壶茶只要十元，可以供两个人喝上几个小时。现在茶馆大都另迁他地，而咖啡馆却多了起来，套用现在国内很流行的一个词儿，也可谓“与时俱进”吧。 坐定后，透过窗外那垂柳的缝隙一直望去，雾茫茫一片。天阴冷得厉害。从大年卅起，一连两个星期，杭州不是雨便是雪，这中间我来了二次，正好都赶上了。最初因这天气而觉得扫兴，到哪儿都有一种寂廖与无奈。不过这会儿坐在这温馨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反觉得比晴天趣味更好，别有一番诗意。家叠则完全没有理会到我情绪的转换，一味地和我说谈他目前事业上的瓶颈与将来的打算。 就在我们谈兴正浓时，和家叠约好的两位好朋友走了进来。一个长得跟体操明星田亮几乎一模一样，我管他叫“大田亮”，一脸的朝气；另一个叫何烈阳，书生气十足，白皙的皮肤，整齐的穿着，正好和身高一米八二，帅气十足而穿着“嬉皮”，浑身透着桀骜不驯的家叠形成鲜明的反差。何烈阳是杭州一家著名夜总会的总经理，我很难想象他是怎样管理那好几百人的。三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坐到一处，我则退到一边儿当了听众。听他们评价着周围的女孩儿：清纯的，美艳的，独立的，小鸟依人的；听他们谈房地产投资：住宅的，商业的，什么价位进，什么价位出；听他们谈度假的准备：游香港还是新马泰，玩儿海南还是云南。他们年青，热情高涨，敢想敢干；他们都才二十多岁，尚未成家，但却已小有成就，早些年就开上了私家车，每个人都至少自置了一处或两处的房产。 又过了一会儿，两个青春靓丽的女孩儿打着招呼向我们走来。因为从未见过我，对着我打量了一番。家叠指着我向她们介绍道：“别看了。这是我嫂子，纽约来的。快，叫人！” 其中一个立刻前来向我敬了个礼：“你好！大姐！”谈笑中得知她们都是杭州美术学院的学生，专业是服装设计。她们所学的正是她们的所爱，梦想着做Calvin Klein, Versace, Giorgio Armani那样的服装设计大师。 他们这群年轻人都生长在八十年代，和我们生长的年代有着天壤之别。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几天前在上海家里整理思进过去写的日记，其中的一段顺口溜，将我带回到那个怪异的年代： “革命加拼命， 拼命干革命， 活着干， 死了算！ 学习先进最光荣， 甘当落后最可耻！ 在荣誉上不伸手， 在待遇上不伸手， 在物质上不伸手， 做一个人民的老黄牛！” 记得思进在《闯荡北美》里曾提到，我们这一代一直做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事：“长身体需要营养时物质极度匮乏；该坐在课堂里好好儿读书时，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农；该创业时，反倒回到了学校；而立之年开始在北美闯荡，一切又得从零开始。” 我们在北美的好些朋友都是“老来得子”，我们每次见到他们和小孩儿一起时，都会产生爷爷奶奶跟在孙子身后的感觉。我们有个女博士朋友，去年四十九岁时生了个儿子。当我得知这个喜讯时给她去了个祝贺的电话，她竟在电话那头兴奋得泣不成声。我们这一代人是可悲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仿佛跨越时空般的见证了中国变化最大的这几十年。 这时外面又下起了鹅毛大雪，将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他们还在海阔天空的聊着。又过了会儿，家叠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道：“不早了！该吃晚饭了。烈阳。走，今晚我做东，到你那儿给我们安排个包厢。咱们玩儿个痛快。。。” 2005/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