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饭碗与思想者 沈敏特 　　最近，我在阅读纪念一位去世不久的思想家的文章，不免感慨系之，在脑海里冒出了这么一个文章的题目。这当然不登大雅之堂，竟然把品位高低悬殊的两个概念----“饭碗”和“思想者”扯在了一起。而其实，天下的万事万物之高、低、雅、俗形影相随、难分难解、休戚相关，恰是大有文章的。 　　这是一位万众瞩目，众望所归，超越一般思想者的思想家，是超一流的思想家。但物质生活的水平却与思想家的水平形成令人惊愕的反差。他的住房，让来访者不仅感到“简单”，而是感到“简陋”，一个科以下干部家中能有的空调，他家是没有的，客人只能在闷热狭窄的客厅里聆听他热情洋溢、充满睿智的高谈阔论。他的级别是“副部”，却因是个不掌权的思想家，这个高干级别`，显然含金量极低。一个熟悉他的朋友，对他的经济状况给予这样的鉴定：十分拮据！ 　　问题在哪儿呢？在于他是一个中国的思想者、思想家。经济无声地描绘了思想者、思想家的环境。 　　我们的报告、文件、传媒从来口径如一，把社会科学说得和自然科学一样重要，甚至比自然科学更重要，但经济的回答恰是相反的。 　　《毛泽东选集》当然是思想家的“极品”，毛泽东领到了他日后用来自费修建游泳池和供江青买胶卷当摄影家的的稿费。自此以后，长达十余年，以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名义，取消了稿酬。这在当时也顺理成章，因为文化大革命只承认一个思想----毛泽东思想，只承认一个思想家----毛泽东，自然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领取稿费。其他思想，如顾准的思想，皆为“反动思想”，岂敢成“家”，岂能领取稿费，报酬只有坐牢、劳改、枪毙；不领稿费是“大幸”。 　　文革后恢复了稿费，刊出了，出版了，就有几文钱的收入。标准呢？有这样一个限度：思想家若要靠卖文为生，肯定养不活自己。如果你要精雕细刻，语不惊人死不休，来个十年磨一剑，只能提高成本，降低回报率，那就更养不活自己。也就是说，质量愈高，经济价值愈低；水平愈高的人，愈没有好饭碗。 　　有一位我尊敬的思想家，写了一部关于中国帝制的著作。我为此写过评论。我心中确认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理清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脉络，把握了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因素。我更了解这部著作从酝酿、收集资料一直到成稿，前前后后半个多世纪；几经周折，好不容易出版了（应该说，在这样一个言论环境中，这样真实、深刻、系统地揭示、解剖中国帝制本质的著作，能出版确属偶然）,凡是看到这部著作的专家、读者，无不折服。但是，稿费是千字三十元，全书三十三万字，总数九千九百元。按五十年计算，每年一百九十八元。这还没有除去税金。这也叫重视和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吗！ 　　自然科学在中国当然也需要进一步加大重视的程度，但与社会科学的命运相比就如登天堂了。譬如，自然科学有高额奖金（其实很不高，只是相对于可怜的社会科学而言），有比社会科学多得多的科研经费。 　　社会科学呢，主要靠稿费。有意思的是，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工资涨了几十倍，官定的稿酬标准基本不变。千字百元已属破例的高稿酬，一般仍是千字几十元。这就明明白白告诉你：老老实实靠工资，才是铁饭碗，想要人格独立，思想自由，成为思想者、思想家，靠发表创造性的思想换饭吃，没门！当年鲁迅在围追堵截的“文化围剿”中，还能发表独立思想，还能卖文为生，不仅养活妻儿老小，还能接济他人，扶植青年文艺工作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脱颖而出的巴金靠着那时积下的版税，竟然解放后几十年未领工资。在习惯于千字换几十元的人的眼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谈的神话。 　　经济分配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发展和人生选择的导向。这在千奇百怪的社会现象中反映出来。 　　首先是社会科学成果的功能的异化。社会科学在思想者、思想家的操作下，揭示社会整体以及整体中各个部分的运动规律，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如今思想者、思想家的成果换不来维持生存的饭碗，这本身就是一种引导，使人们不再重视思想者、思想家追求的思想成果。名义上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依然存在，只是实际追求的成果已经异化。一篇文章，一部著作的根本目标是职称、官位和级别。如今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的文章和著作不是用来传播新知识、启迪新思想的，而是用来换职称，换官位，换级别的。这里官位是第一位的，谁都知道，官位成本最低，回报率最高，具有丰厚的含金量。之所以还要文章、著作，是因为官位的选拔标准中又多了一个新的包装：知识化。因此，写文章的关键是想方设法在名牌的刊物上发出来，而为了发表，尽量避免敏感的话题，尽量避免新锐的观点，四平八稳，顺利通过，就是“胜利”。现在，有的地方评定职称，科研成果质量如何只有软指标，在哪个刊物上发表却有硬指标，譬如要评教授，就得在“国家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这种笑掉大牙的标准反映着社会科学成果的功能的异化。 　　与此相应的是一种促使文化恶性循环的文化产业的诞生。且不说那种赤裸裸的职称与官位的买卖，有两种令人特别噁心的交易。 　　一是自费出版。这就必然产生一个悖论，思想者、思想家最需要依靠稿酬维持生活，他们最不具备自费出版的能力；这条出版渠道对他们来说是绝路。在这条路上不可能产生有思想、有独创的产品。这是一条为大款们沽名钓誉开绿灯的出版途径，也是大量生产文化垃圾的地下污水管道。 　　一是更噁心的自费获奖。几年来，我不断收到这样的通知，内容如出一辙，大意是：某某先生，你的什么什么作品荣获什么什么大奖，请您什么时候光临什么地方，出席领奖仪式。这种通知的“图穷匕见”的内容是，出席者需缴“会务费”、“住宿费”、“资料费”“奖杯、奖品、奖状成本费”，如参观考察（即旅游）、买论文集还得缴费。我虽然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但还不至于堕落到如此地步，带着自己的血汗钱去买一个见不得人、堪称终身耻辱的所谓大奖。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第一、居然有这样的买主，支撑着这样的产业，使它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骚扰着学界；看来它适应了某种需要，具有相当的市场。一种不正当的的需要过分泛滥的社会，必然是重症在身的社会。第二、这种显然违法的产业，居然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长久地存活，并且还能够列出一长串显赫的名人的名单，作为替他们张目的“顾问”、“理事长”。是假造的吗？为什么毫不隐蔽，却无人告发？是真的吗？岂不是我们的名人已为利所诱，丧失了分辨正邪的起码能力！ 　　这种令人噁心的社会现象当然是事出有因、应运而生的。这“运”明显不是思想者、思想家的好运；说明了存活的空间受到了怎样的挤压。 　　且不说我们没有《新闻法》、《出版法》这些言论自由的起码法律保障，那种没有法律根据的红头文件，有时甚至红头文件都没有，只须一个口齿不清的电话传达，就可以把你的言论自由剥夺得一干二净。而如今又承续“不开饭”的聪明办法，从经济上消解思想者、思想家的物质基础，使之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 　　而我们的思想者、思想家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恰恰缺乏建立物质基础----打造饭碗的自觉；继承了中国士大夫“重义轻利”、自我清高的文化传统，他们把“安于贫困”作为实现自我的、值得骄傲的优良品质；殊不知，精神与物质的不可分割性；任何崇高伟大、造福人类的事业都不能没有物质基础。而思想者、思想家所张扬的精神如不能同时展示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巨大可能性，这种精神本身便缺乏说服力。 　　为了思想者、思想家本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思想者、思想家在政治、经济双重压力下取得更多的自由，为了思想者、思想家的思想成果的普及与弘扬，应该树立打造饭碗的自觉。这就是说，你不给我饭碗，我自己来打造；你只给我破饭碗，我自己来打造一个金饭碗。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意义远超过思想者、思想家个人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而是先进思想启蒙有没有物质支撑的基础。 　　有了这样的自觉才能化为打造饭碗的运作。思想者、思想家之间的交流，不能只是从精神到精神，而应荡漾在精神与物质的交融之中。 　　第一、思想者、思想家要自觉开发社会资源、整合社会资源，形成造血功能。思想者、思想家不能成为高级乞丐，靠赞助维生。要知道，中国少有真正从市场搏击中涌现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现代企业家，多的是由官变商，半官半商，对官具有极大的依附性、依赖性的所谓企业家，有的就是靠官商勾结，从国有资产的流失中谋利的伪企业家。他们的赞助走向具有极大的保守性、反文化性，不可能成为新思想的物质支撑者。我们看不到支持新思想的基金会。思想者、思想家只能走自己养活自己的道路。恩格斯应该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伟大的思想家，同时能够运作经济，用经济成果支撑新思潮的铸造。 　　第二、思想者、思想家应创造聚合效应，建构规范化、制度化的互助程序。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带有偶然性的、分散的、无序状态的互助是靠不住的。因为，思想者、思想家的事业归根到底不是纯粹的个人事业，而是伟大的社会事业；分散的个人行为不可能支撑一个伟大的社会事业。 　　打造饭碗、造血功能、互助程序----本文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