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点读：1937年底，日伪把难民驱赶到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强迫登记。男子如无妇女认领，就指为军人拉出去（极可能无法生还），“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他（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青女子也是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可佩。没有人认的就带走。”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的难民

        1937年12月13日，一个人类史上黑色的日子，日本侵略军攻陷了南京，开始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开始了野蛮的杀戮、抢掠，女性在这期间遭受了骇人听闻的性暴力，蒙受了巨大的战争苦难，这些已经永远地铭刻在历史上了。

        但人们是否知道：在1937年的血色冬天，南京女性的真实感受？她们是否就像等待宰割的羔羊？在无情的战争机器碾来之时，有没有哪怕是最微弱的抗争？值得庆幸的是，在留下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性文字记录中，有两位了不起的女性--美国的魏特琳教授和中国的程瑞芳--用日记记录下在女性曾经面对的最野蛮暴力侵害，以及她们对生命的感悟，她们的战争观和民族观，也记下在这一期间聚集于金女大难民所的女性们曾经如何互救于自救。

        “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明妮．魏特琳的日记凝重得令人窒息。魏特琳，金陵女子大学教务长，中文名字叫华群，人们习惯叫她“华小姐”。

        在日军逼近南京的危险日子里，美国大使馆曾多次要求美国的侨民撤出南京这个危如累卵的城市。甚至在南京沦陷前夜、即将关闭南京城门的12月9日，美国大使馆剩余外交官都将撤退到美国“帕奈号”军舰上，准备留守金女大校园的华群仍坚持不离开金女大（美国大使馆于无奈之余给魏特琳等人留下了一旦准备撤离时可以用来翻越城墙的绳索）。她说：“当人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离开，在我看来这是丢掉一次需要我们服务的绝佳机会。当然，我们应该自己承担留下的风险。”一方面，她难以割舍服务了18年的金陵女子大学：“就像在危险中，男人们不应该弃船而去，女人们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除了要守护自己的校园，她还准备负起另一个更重要的使命。早在1937年11月17日，魏特琳就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建议在南京城内设立一个“安全区”，以收容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她在信中说：“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大学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显然，她早已将救助难民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四次拒绝美国大使馆要求撤离南京的要求后，她甚至庆幸美国大使馆没有和英国大使馆一样，强行要求所有的妇女撤离，虽然是女性，她不希望政府将自己视为需要保护的弱者。她的日记中记下一个富有深意的细节--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的好朋友程夫人让人为我做了一件中国服装，今天我穿了……”华群说，也许在某个时候她可能需要它，她要做好准备。在最关键的时刻，她愿与中国人患难与共。

        1937年11月22日，10多位国际友人自发地组织起“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西门子洋行商人拉贝被推为主席，接着这些国际友人又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魏特琳是国际红十字会会员。她和金女大其他留守的教职员工在金女大设立了“妇孺收容所”。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开展了义薄云天的救助妇孺大行动，被南京市民尊为“万家生佛”。

        程瑞芳是金陵女子大学的舍监，在金陵女子大学开始千里流亡办学的西行之路时，魏特琳、程瑞芳和另一个金女大男性职员陈斐然共同组成金女大紧急委员会，组成了由校工组成的治安小组和邻里学校教师薛小姐和学生的难民服务队，金女大从12月8日起就开始接受难民了。在救助难民的日日夜夜中，程瑞芳不仅是魏特琳的得力助手，而且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日军的暴行和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以及金女大难民收容所的主要活动。一向没有记日记习惯的程瑞芳忍不住将满腔悲愤用日记逐日记下，永志铭记。这样做，是有相当风险的，如她在12月24日日记中所述：“我写的日记每次要收起来，因怕有日兵来抄，华（小姐）也是。”魏特琳则一般每隔20多天，就将写好的日记邮寄给金陵女子大学在美国纽约校董会的校友。程瑞芳日记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一部由中国人、且为女性，以日记体录下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暴行的文字材料，（其余多为追记、回忆）因此足弥珍贵。1946年4月8日，71岁的程瑞芳亲赴日本，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区的亲历亲见，控诉日军在中国南京所犯下的种种暴行。

        女性们并非没有反抗，只是她们个人纤细的力量难以和集团式兽行相抗衡。当年只有14岁的屈慎行老人曾和妈妈、婶婶等一起在金女大避祸，她回忆道：“日本兵进城的第二天晚上，有几个日本兵到金女大拖女人，女人的哭喊声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当时许多在门口和走廊里的年轻妇女被拖走。过了几天，有20几位维持会人员来金女大，寻找以前做过妓女和做过招待的妇女，他们在学校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寻找，目的是想把她们拖到外面去参加组织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拉着走的。她们是被卡车拉走的。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车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逃跑，也是一种反抗，魏特琳日记中也记录一些姑娘如何机智地逃离日本兵的魔爪，逃到金女大校园来。还有更激烈的抗暴，魏特琳日记中，曾纪录一位何先生因为不愿太太和女儿受辱，杀死了日本兵，一家人逃亡。

        日本士兵在金女大的性暴力大量是分散发生的。有时一个，有时二三人，不分白天夜晚，有时就在金女大校园直接施暴。魏特琳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中立国国民的身份不停地驱赶和一次次到日本领事馆抗议。程瑞芳陪伴着华小姐，在12月15日的日记里，她记道：“昨晚华（小姐）、我坐到十二点钟才睡，怕有兵来，”。 12月19日：“晚上还是有兵进来，到五百号客厅许多人之中强奸。今日白天有两兵到五百号，房门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别人出去，留下一年轻女子强奸。华小姐正在鸡子处，因有兵要鸡子，若是不为鸡子，华小姐早到，此女不会受害了，等华小姐到此迟了。说到这里，我不能不流泪，你们想想苦不苦，华（小姐）要忙死了，累死了。因为一日来数次，又不是一两个兵，大半五六个，两个在这里，两个在那里。”

        魏特琳的日记里，也多次记述了这样的抗争生活，如：“整个上午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三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上午其余时间，我都用来把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士兵赶走，从校园的这边跑到校园的那边。我去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园的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已有两名日本兵上了楼。我赶到教工楼，看到一个家伙站在538号房间门口，另一个家伙正在强奸一个姑娘。我的出现和手里那封日本大使馆的信，使他们慌忙逃走。”（几乎每天魏特琳都在奔跑救急中度过，许多天她们都是和衣而眠，准备随时应付突发事件，但仍然防不胜防。白天因为有魏特琳把守学校大门，尽管日本兵对她心存仇恨（包括打她耳光以泄愤），但毕竟还是有所顾忌。于是日本兵改变做法，晚间爬墙进金女大“摸彩”，他们把到金女大强奸妇女称为“摸彩”。

        目睹日军对自己同胞的暴行，程瑞芳无比悲愤，她在日记写道：“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六十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四十多岁，两个兵用过，都是寡居，简直没有人道。”“今日又来了许多难民……他们想这里有宪兵保护，其实宪兵还是将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今日有一姑娘抬来，不能走回，受了几个兵的糟踏〔蹋〕，肚子胀，现在用法子，或者明天送她到医院去。将来南京的杂种还不少呢，可恨!可恨!”

        个人力量虽然微薄，但不能视姐妹苦难而无动于衷，程瑞芳12月18日日记写道：“今日中午Riggs来了，他的意思叫有丈夫的妇人回去，日兵就不如此找，因为妇人都跑到难民所，外面没有女的。那意思有丈夫回家不要紧，不比处女，若是丈夫一人在家，日兵说他是兵，因没有家。话虽不错，这些年青的妇人也苦。我听（他）一说，我就哭了，因想到自己国家不强，受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尽管难民所里尚且危险重重，但是只要有中国的妇孺求救，魏特琳从来不能无动于衷，12月26日的程瑞芳日记记道：“华（小姐）真好心，昨午出去吃饭，走到大门外遇见老妇人说她女儿被兵拖去了，求华去救她（女儿），华就去追。在上海路上遇着米先生来了，乘汽车一路去，一会就追上了，那兵不放，他们把那妇人坐在车子里……我劝她下次在外面遇见这样的事不要去追，怕华自己受害。今日还有米先生,若是一个人更难。”对于魏特琳的见义勇为，程瑞芳既感动，又为她安危担忧，“华小姐写了信去会日领事，未会着，要告诉他们日兵在外面做的无人道的事。”“有时华（小姐）到日领馆去报告他的军人不好的事，我对华说，报得多他们更要害。所幸还有两个德国人在此，光是美国人不行。现在几个美国人也无法可想，也累死了……我最怕华（小姐）一人遇着不好的，刺死她更不得了。…因有时华在大门口，到南山有点路，简直过的不是日子。有时吃饭他来了，大家都走开，华要去对付他们。一日来几次，又不知他们做些什么，真是提心吊胆。昨晚又进来两个兵,拖了两个姑娘在草地上,真是伤心。从前听人讲他们无人道,现在真的实现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无畏的华小姐，一个永不言退的华小姐，但程瑞芳说：“华（小姐）胆大，她不怕，不过可怜那〔哪〕有不怕的（人），”她观察到，魏特琳在进入有日本兵闯入的屋子前，先要“嗨六（哈罗）”一声，然后慢慢地进去。确实，人人面对危险都会心存恐惧，魏特琳也不例外，是正义和博爱使她战胜恐惧，一次次挺身而出。

        除了尽可能防止性暴行在难民区发生，更繁难的事是难民的生活救助。魏特琳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救苦救难、感天动地的英雄，而程瑞芳和金女大其他的中国教职员工们则是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1万多人的难民集中在一个不大的校园中，睡觉，供水、吃饭都要解决，仅仅粪便处理一项就是一个大问题。很多难民被日本兵多次抢掠，甚至被抢走了最后的被盖，她们是两手空空来到金女大，12月南京的凄风苦雪如何度日？中国的员工们心在流泪，她们只能默默地工作着，仅其所能为难民服务，每天两个大炉子供应难民热水，洗脸和饮用，就让她们“忙极了，累极了”女大难民吃饭是由金女大门外的红十字会粥厂每日供应难民两次粥，但那些没有钱吃饭的，金女大就将学校存粮拿出来分给难民，并发给没有被褥的女难民棉被。还有打扫卫生和组织管理，一万多人聚集的金女大，昔日美丽的池塘成了洗衣塘和洗刷马桶的地方，窗户和花木上晾满了各色衣被和尿布，小孩子到处随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魏特琳和她的中国同事们发挥出色的组织能力，把难民们组织起来，通过一些活动自我服务和相互服务（比如以工代赈），让金女大难民所成为“模范难民所”。难民所逐渐建立起秩序，也培养了一批“出色的难民！”

        对程瑞芳等中国同事们忘我精神和高效率工作，魏特琳发出由衷的赞美：“程夫人在过去几个月里真是棒极了，非常了不起地应付了各种情况。她组织了大约100 名最穷的妇女，正在将原先为伤兵做的衣服改做成平民穿的衣服。她每天付钱给她们，这些钱足够她们买额外的食物，她还将她的医务室从我们的饭厅移到该楼的两间西北的屋子里，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医务室，她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护士帮忙。明天我们还要发动妇女除草。”，“早上……有363人接受了疫苗接种，程夫人组织得有条不紊，没有一声抱怨。”“程夫人和她的助手们组织了大约100名妇女从事缝纫工作，还有19人除草。我们用这种方法对校园里的那些人实施现金救济。”陈先生（陈斐然）则接管了管理不善，克扣难民的粥厂，在米饭中掺入小麦和豆类，改善了难民的营养状况。对另一位工作人员罗小姐魏特琳评价道：“罗小姐正在默默无闻地调查附近穷人们的情况，并发放我们的救济物资，她干得很不错。本周末她将为国际救济委员会发放100件棉衣。”

        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记都以女性特有的对生命的敏感，记下女人在战争中的特有的苦难：怀孕、生产，不会因炮火的轰响而停止新生命的到来，女人只要活着一天，就不能丢弃哺乳、养育孩子的责任。难民区里几乎每天都有生有死“今早死去两个小婴孩，一个只有一个多月，是闷死的，一个有三个多月，早有病的。下午又生了一个小孩，现在是生死都有，还有五六个妇人快要落月呢。”12月13日，就在屠城之夜，“今日又生了两个来世吃苦的小孩，这些月母子也苦，睡在地上。” “几天又添了四个小孩,有两个小产的。”到1938年1月14日魏特琳的记事本记录，生于金女大难民所的婴儿有37个，死亡27个。在恶劣条件下，有两个孩子得了白喉，还有的腹泻、疟疾，有的孩子老人就悲惨地死去了。程瑞芳既要为死去的难民找棺木，还要为孩子接生，为生病的孩子找药。她抱怨，她哀叹，“死在炮弹之下比活着受罪强”，但是抱怨完了还要去帮助那些更无助的女人。在最艰难的时刻，魏特琳仍然想办法搞到一些奶粉和鱼肝油。因为很多中国贫苦妇女不会用奶粉喂婴儿，难民所还要提供这项新的服务。“程夫人现在无法作更多的事了，她和她的三个助手，要给34个婴儿喂牛奶，给240名12岁以下的孩子喂鱼肝油。”战争给女性带来的还有另一重苦难，就是如何处理性暴力留下的孽债。大学医院的美籍医生史德蔚在1938年底的日记中记叙，几个月来，许多不幸的妇女前来要求“卸掉”“不受欢迎的包袱”，作为基督教徒虽然感到堕胎有悖教义，但他认为“遭强暴而怀孕的情况下堕胎为合法行为”，并戏称自己为“南京的第一号消灭日本人的人”。魏特琳亦和几个同事去几位天主教修女处探望过29个可怜的弃婴，他们被遗弃的原因是他们的父亲很可能是日本兵。其中有6个小家伙大概活不长了，他们几乎都有梅毒。这些孩子被遗弃，因为他们是强暴和“肉欲的产物”而不受欢迎，但孩子又是无辜的，魏特琳对他们抱以深切的同情。为了防止传染病，金女大难民营还请来了教会医院的医生为难民们打防疫针，后期还为难民建了两个澡堂，魏特琳还设法搞来大批的石灰用以消毒和填埋粪便。很难想象，她们是如何承担起如此繁重的工作的。总之，经过工作人员不知疲倦的努力，难民生活景况大为改善，魏特琳最担心的流行病和瘟疫在金女大也没有发生。

        以往我们对于中国妇女在沦陷的南京如何生存，如何面对侵略者的入侵知之不多，魏特琳和程瑞芳的日记为我们补上了真切的一课。在灾难突然降临时，她们也曾哀哀哭泣，也曾祈求强盗放过她们和家人，但柔弱的外表下包裹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如程瑞芳在日记所述：“恨不得有刀刺死他们”。在日本占领者在南京燃放烟花，庆祝天皇生日时，实验班的女孩子们尽管有麻木的，但也有“阴沉的冷漠”，有“拒绝观看”的，也有低低啜泣的。还有3个女孩瞒着家人欲逃出南京投奔“西部” （后方），被家人追回后，蒙着被子大哭。中国妇女遭受的战争苦难是如此深重，但她们内心表现出来的坚强和刚毅，让魏特琳由衷佩服。她赞美那个失去父母，准备勇敢地承担起养活3个弟弟重担的年轻女孩；赞美那些振作起来，加入到“金陵团队”从事学习和其他团体活动的难民所姑娘（其中有曾被强奸过的姑娘），她说：“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无法像她们那样勇敢地面对生活。”……魏特琳最鄙视那些汉奸，她记录下许多不识字但颇有民族气节的女性--一位丈夫被杀的瘦小的女人，靠给人洗衣服、缝补养活她的母亲和两个孩子，她说她不愿为日本人工作，尽管那样可以挣多一倍的钱。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在生死场上，中国妇女也曾冒死救助素不相识的同胞。如1937年底，日伪把难民驱赶到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大学强迫登记。男子如无妇女认领，就指为军人拉出去（极可能无法生还），“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他（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青女子也是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可佩。没有人认的就带走。”

        1938年1月，日军下令关闭南京所有的难民收容所，裁撤国际安全区，强迫所有的难民都必须回到自己家中，接受日伪政权的管辖，并虚伪地宣称保证难民安全。但是许多难民回到家后，仍遭到日军的抢劫、强奸甚至惨杀，妇女们又纷纷仓皇逃回金女大。魏特琳听到她们的哭诉后，“心为她们痛楚”。“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3个小时内她遭到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为了救助这些妇女，她不顾日军命令，毅然决定让那些不愿回家或无家可归的妇女继续留在金女大，直到1938年的5月底，国际安全区早已裁撤，其他难民收容所也都关闭，金女大仍然收留有数百名妇女。一方面为了有理由能够继续保护妇女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救助孤苦无依的妇女，魏特琳在3月份创办了22个难民班（10个高中班，5个小班，7个扫盲班），5月又创立了职业训练班，教给她们织手巾、袜子等手艺。9月，又为失学女青年办了一所女子实验中学，收有170多人。

        早在日军屠城继续中，魏特琳就已想到未来的战争康复工作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魏特琳经常耐心地听那些逃来金女大的妇女讲她们悲惨的故事，尽管她很无奈，但让那些家破人亡的妇女能够倾诉，也是一种心理救助。同时，魏特琳需要了解侵略者更多罪行，唤醒人们的良知。在她日记中，记录了许多难民所妇女讲述的悲惨故事，有时还亲去调查，如“11点 30分，马吉[14]和我去城南拍了一些有关一件惨事的照片：一位48岁的妇女被强奸了18-19次，她的76岁的母亲被强奸了2次。这件事残酷得让人难以置信。”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她诉诸人类的良知，也首先寄希望于各国的妇女来制止战争，包括日本妇女。她说：“那些似乎令人难以相信的、残酷而充满兽行的悲惨遭遇，有朝一日，希望日本的妇女也能知道这些悲惨的遭遇”，“如果日本妇女知道这些恐怖的事情，她们将会感到多么羞耻啊！”“如果日本的妇女得知他们的士兵--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如此野蛮、残忍地对待中国人，我不知道她们会怎么想。”

        魏特琳为妇女们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为那些失去亲人妇女寻找丈夫和儿子向日伪当局请愿“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仍在继续……这两天有620人签名。她们是多么悲伤、多么令人心碎的女人啊！她们眼中饱含着泪水，我们试图让她们对请愿书不要抱太大希望，许多家庭的唯一支柱被带走了……”到1938年的3月22日，魏特琳递交了一份有1105名亲人下落不明的妇女签字的寻找和释放关押亲人的请愿书。尽管她知道这样会招致日方对她更深的敌意，但她说：“要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儿子和丈夫都能安全地回来，我有什么不能奉献的呢？”

        魏特琳深知战争对女性的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令人发指的性暴力，还有造成大批战争寡妇和孤儿，她们还必须承担起为一家人谋生计的重担。对她们的最重要的救助，就是帮助其学会一定的谋生手段尽快自立。一方面魏特琳和她的中国同事们辛辛苦苦填写各种表格，以便为最贫困的难民申请国际的救济款，同时还为一些妇女申请小额贷款，以便帮助她们自立，开始新的生活。在1939年1月10日她和一些教师讨论了100个家庭手工学校最贫困的妇女的将来，给她们列出以下可供选择的职业：织袜子72人，织围巾12人，当女佣10人，做裁缝9人，当厨师3人，幼儿园女佣，店员1人。，一次，她通过朋友从美国妇女那里募集到50美元，款子虽小，但要用好。经过周密的调查和计划，决定资助10名最困难的妇女，如陈姓妇女，60岁，失去了3个儿子，她要养活两个儿媳（其中一个还怀着孕）4个孙子，她得到6美元，用做炸油饼的小生意。李杨氏，35岁，丈夫被抓，渺无音讯，家被焚，连根筷子都没剩下，要养活2个孩子，得到6美元，去做卖蜡烛肥皂等小生意；王秀兴，一个21岁的女孩，母亲死于空袭，父亲、叔叔、19岁的弟弟都被日军抓走，可能已经被杀害，她需要开个小店养活3个未成年的弟弟，得到5美元……正如金女大校长吴贻芳在华群追忆会上所说：“此种救人之尽力与周密，实古今中外所罕见……”1938年中国国民政府曾因魏特琳达里救护中国难民事迹，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三色襟绶采玉勋章。

        然而，为沦陷区妇女提供救助的，不仅仅是魏特琳一人，许多中外妇女伸出援助的手，一些零星的救助款，不断寄来（包括那作为小额贷款的50美元），中国妇女之间也没有停止相互救助，如金女大的青年教师布兰奇（邬静怡），林弥励为建议成立难民班妇女互助的合作组织--“金陵妇女互助会”，都提供了资金。良知与正义，善良与智慧在浓得化不开的血腥中，像星星点点的野花悄悄地开放。金女大的中国员工和外籍教师一道，为难民所的姐妹和孩子们献上了自己的爱心，上演了一出救助与自救的动人活剧。（明妮·魏特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