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娜·

　　１９７５年我高中毕业。因是独生女，按当时政策，照顾留城分配工作。第二年初夏，分配通知来了：去市卫生局报到。“要是文教局就好了”。父亲认为我完全不适合在医院工作，说我只能当个三流护士，却能当个一流的小学教师。

　　报到那天，好友坚执意一同前往。坚是我多年的铁杆姐们儿，她也未下乡插队，分在远郊一家菜场卖带鱼。为了她那工作，坚抱怨得我耳朵起老茧。

　　卫生局报到处的女士笑得一脸灿烂。她说我们这些受国家照顾的高中生运气好，分国营大医院。她还说有三家医院可供选择，听得我兴奋地屏住了呼吸。女士拿起份文件，慢吞吞地报出了这三家医院的名字：结核病院，精神病院，麻风病院。话音刚落，我同坚齐声叫道：“精神病院，精神病院！”那位女士仍想争取一下： “其实麻风病院也不错，每天只工作四小时，天天有班车进城……”。我苦笑着连连摆手。

　　走出报到处后，坚再没有对我抱怨过她的工作。

　　精神病院的全称叫“神经精神病防治院”。新结识的朋友苏在我们这拨高中生中颇有点科班，她解释说：神经病和精神病是两码事，神经科同普通医院的内科外科差不多，有技术，而精神科什么技术也没有。

　　一番“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动员结束后，我们一行２０人准备上岗。刚出行政楼，医院食堂便来人领走了两个男生。洗衣房来要人时，我的腿都颤了。还好，又走了一个男生。接着，一男一女去了神经科。我听到有人轻声嘀咕“后门”。剩下的１５人由精神科的三个男病房和四个女病房瓜分。七位护士长在行政楼前吵成一团，争抢男同志。等十区男病房的护士长领着男生小张胜利而归时，发现所有高大健壮的女生都被挑走，只剩下瘦瘦的我和矮矮的小刘呆呆地望着她。她丧气地一挥手，我们便低着头跟了她。

　　有８０个床位的十病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精神科病房，护理人员二十好几个。我们仨是级别最低的护工，工作是打扫卫生，挑水开饭，协助护理治疗。护士长讲完工作职责和注意事项，就每人发一把能开病房所有门的钥匙，一件印有“精院”字样的白大褂，让我们进病房。

　　病房在二楼，很安静。阳光照着活动室窗上粗粗的铁栏和像钢琴一样沉重的长桌椅。医院是二十年代由美国人捐建的。厚重的门板里夹着钢筋，门上有一个圆形的观察孔。多年后我在美国电影《飞越疯人院》中见到同样的门，始信我们医院的乃是原装。病人们或三三两两地坐着聊天、喝水，或在走道里来回走动。因药物的副作用，病人们行动迟缓，一切像在慢镜头中。

　　苏说的没错。精神科没技术。护理任务繁重不说，还责任重大。上班得时刻留神四周。每５分钟要巡视病房一次，１０至１５分钟清点一次人数。即便如此，病人也不让我们省心。一名幻嗅患者楞说病房里的枕头散发刺鼻的毒气，把它们一个个扔出窗外。害得我和小张楼上楼下奔了五六趟，到处捡枕头。有自杀企图的病人吃掉洗手用的肥皂，弄得满嘴肥皂泡。洁癖病人大冬天站在厕所的喷头下冲凉水，我只好红着脸冲进男厕所，把一丝不挂的病人拖出来。病人携带进院的各种“危险品”，如水果刀、指甲钳、钥匙等全被收走由医院保管。吃饭调羹每餐清点，一旦发现短少，病房立刻“戒严”：群众揭发加搜身，找到为止。如千夫所指的嫌疑分子不讲出或讲不出调羹的下落，就得带去神经科透视，看看是否弄断后吞进了胃里。这些多半是那些外表静悄悄，一声不吭的病人干的。我们常开玩笑说：精神科不怕武的怕文的；不怕哭的怕笑的。吵的闹的武打的至少让人看出问题的大概，好提防；而蔫的呆的傻笑的让人摸不着头脑，常来个冷不防。

　　一次我一边与患者谈话，一边写着护理记录。问了几个问题，病人都紧闭嘴巴不答腔。突然，他瞪着眼站起身，我躲闪不及，被扇了一个大嘴巴。年轻气盛的我立刻血冲脑门，想到纪律，咬了几次牙才没还手。后来分管他的大夫告诉我，这是一例“被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有幻视。病人说他看到一个着白袍、戴白面具、只露两眼的“三Ｋ党”（我？）要抓他。我听了心里发冷：病人如有一把刀，宰了“三Ｋ党”，我岂不是冤枉哀哉？几个大夫议论纷纷：看来幻视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对现实世界的错觉和扭曲。我穿着白大褂，戴着护士帽，同连环画上的“三Ｋ党”视觉上相似。在病人眼里，妄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混为一谈，同一性被破坏，缺乏背景参照，所以身临其境，没有内省力……就这样，一耳光引发一场小小的学术探讨，没人理会坐在一旁黯然神伤的我。

　　我向苏道委屈，她说女病人揪头发撕衣服抓脸一样难缠，在男病房挨耳光不算是最糟的。听说了小孙的故事吗？小孙也是我们一拨分来的，在楼下男病区。那天她抱着一大摞干净床单走进位置偏僻的库房，被一个悄悄尾随而入的病人关在里面并被夺去了钥匙。库房里堆着被套，衣服，还有治疗时捆住病人的布保护带。门上没有孔，隔音又好，喊破嗓子也没人听见。那病人有“罪恶妄想”。他历数了自己的“罪恶”，共９９件，但都是不够分量的鸡毛蒜皮，于是要奸杀小孙，凑足整数１００，让自己罪大恶极地被枪毙。动机荒谬，环境险恶，不过小孙够机灵，说在病房里动手要被护士长发现，闹个未遂；建议病人星期天同她外出约会，在公园的僻静处下手。到底是病人，他想想有道理，开门和小孙出了库房。我心想，我们得要求每人配备一根那种闪着蓝光，能把人麻翻的电棒啊。“电棒？那是外面老百姓的想象。每月七元的挨打费闹了多少年都没结果，还电棒。”护工小余没好气。我想起小余说过插队时他是打群架的明星，便缠着拜师学“擒拿”。“一把骨头，拿谁呀！”他嫌我条件差。后来经不住缠，秘密地教了我两手。

　　某个下午，当我出其不意、以闪电般的速度把一个拒绝治疗的大个子病人扳倒时，最吃惊的不是在场的医生护士，而是我本人。望着倒在我弓起的腿上的病人（以防着地受伤），我吓得要哭。旁边的男护士立刻替下我，把蹬腿打挺的病人架去治疗。小余那天夜班，没看到女弟子的风采。第二天他朝我竖起大拇指：“老人家说得对，小国也能打败大国。”

　　那时我以为一辈子要交代在精神病院了，硬着头皮买来一本《精神病学》，捏着鼻子坐下来读。前半本是大脑解剖，我读得天昏地暗，云里雾里。后半本谈精神病的诊断和护理，这下我精神了，书中提到的所有种类的精神病我几乎都见过，用药也猜个八九不离十。不过，精神病的治疗始终是难题。西医无非是冬眠灵，胰岛素，电休克，三板斧过去就黔驴技穷了。治愈率低，复发率高。中医呢，探索出的办法让人啼笑皆非。医院里有位中医张大夫和什么科研单位联手搞起了中药京大戟疗法。浓缩工艺不过关，药片像铜钱那么大，一次要吃１４片。第一天，上午我们连哄带逼地让病人把药吃了，下午就洗了二十几条屎裤子。第二天，一个病人看到堆成小山似的京大戟片，“扑嗵”一声就跪在地上：“毛主席，您饶了我吧！”治疗不了了之后，报上居然介绍了京大戟治疗精神病取得伟大成果，我赫然发现那合作单位竟是老爸他们研究所！“嗨，你们别起哄了行不行？”我在晚饭桌上向老爸抗议。京大戟疗法，盐水疗法，精神八段操，可把我们害苦了。还不如胡屠户呢，人家一个猪油巴掌就把中举后疯疯癫癫的范进给打醒过来。

　　尽管我对张大夫的治疗方式不感冒，他的某些理论我至今不忘。他说有两种人不会得精神病，体育健将和相声演员。这些人经脉通畅，不会气滞血瘀，痰迷心窍。

　　没等我吃上坚卖的带鱼，她就找上我开后门。菜场附近的生产队被一病人闹翻了天，队长苦求让其入院。一天清早，５条壮汉加队长将病人五花大绑，用手扶拖拉机送进城。他们一行人闹哄哄推搡着进病房时，病人正与空气对骂。得，又一有幻听的精神分裂症。主任一见大怒：“捆着像什么话？影响太坏了，赶快松开！”我们主任常教导我们对病人要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刚松了绑，病人飞起一脚，把主任踹倒。主任爬起来涨红了脸，一挥手，我们一拥而上，用三根保护带三下五除二把病人“保护”在治疗床上。“还是你们行，你们行。”队长对我们的麻利印象深刻。后来这病人治疗无效，队长拒绝领人出院。他说，队里每天得派好几名壮劳力看住病人，还得每人记十二个工分，吃不消啊！我们反过来给他磕头作揖：医院床位紧张，有多少万人在等着治疗啊。再说，医院是医疗单位又不是收容所养老院，哪有永远住下去的道理呢？

　　十病区美女如云。用小余的话说：“花儿朵朵开”，“抓出一打儿，就是金陵十二钗。”姑娘如此美貌，在外面得把小伙子们追成哮喘。可医院里女多男少，常见美女把自行车横在大门口，拦截下班的小伙。小伙子呢，扛着自行车踩着碎砖钻墙洞，绕过大门，逃之夭夭。不过也有例外。

　　大杨长得够影星级别，却是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原来，大杨的母亲和妹妹都有精神病，他本人亦惶惶不可终日。据研究，父母一方患有精神病，子女受到遗传的可能性是２１％。可怜大杨，天天祈祷这２１％别在他这儿变成１００％。“那样他父亲就太惨了，一人管三个精神病。”同事们对他充满了同情，又无可奈何。后来行政科来病房调人，护士长忍痛割爱，带头举手推荐了大杨。

　　另一个例外是小杨。小杨是美中之美。黑缎子般齐腰长的头发配上窈窕的身段，妩媚无比。按规定，小杨必须剪短发。护士长每次提起让她剪“柯湘头”，小杨便低头不语，把头发盘进护士帽里。护士长说小杨生气都好看，上夜班镇不住病人。其实镇不住病人的事上半夜基本不会发生。轮到小杨夜班，住医院宿舍的单身小伙都跑来串门，说笑到半夜才离去。发生任何情况，个个会奋勇救美。下半夜到早晨就有点悬了。我有时想，那时我和小杨两个十九岁的姑娘夜里看护着８０个男病人，不上夜班的护士长能放心睡着觉吗？

　　一天清晨，我已把热水、早餐准备好，还不见小杨来叫我去给注射完胰岛素的病人上保护带。不能按时完成注射属于医疗事故，我有点着急。忽然，听到小杨在治疗室门口尖叫。我立刻抄起铝皮水舀子冲过去。几个钟情妄想病人正围着端着治疗盘的小杨嘻皮笑脸，还动手扯小杨的长发。“调戏妇女”！我脑子里立刻蹦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乓、乓、乓！”他们每人头上挨了一水舀。“哎哟！护士打人？！”“我，打、流、氓！”手执水舀，叉着腰，我一字一顿。进了治疗室，病人又捣乱不肯打针。为首的还嘴巧：“说我们是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大姑娘想摸男人屁股（打针）！”我窘得脸通红。“别理他！” 小杨递给我一支抽好胰岛素的注射器。“往哪打？”“臀部。”“臀部……大、大了去啦。”小杨猛然想起我非护校毕业，从未经过训练。为了让我速成，小杨发明了世上最简洁的培训。她在纸上画个圆圈——臀部，然后划十字四等分，再把上面两份各四等分，涂涂左上中的左上，右上中的右上——注射部位。接着示范消毒，绷紧皮肤，快进，推药，快出。我有了底，举着针筒找那领头的捣乱分子。“她是刚学的！”那病人惊呼，到处乱躲。我叫来两个康复病人，牢牢按住他。“老虎屁股摸不得？偏要摸！”想起领袖教导，我浑身是胆。“哎哟！”病人嗷嗷叫，像电影《珍珠港》里挨针的男主角一样呲牙咧嘴。我们终于在早班护士接班前完成了注射。小杨和我攻守同盟：我不提病人扯她头发，她不提我拿水舀打人。

　　１９７７年的一天，主席诗词《重上井岗山》和《鸟儿问答》在喇叭里播了一整天，晚上一病人发病。我和女护士小徐正上夜班。那病人一步跃上窗台，把手伸出铁栏：“可上九天揽月！”还来个揽月的造型。我伸头看，果然明月高悬。“下来！下来！”我和小徐大喊。病人下来了，坐到桌前。忽又擂桌站起：“试看天地翻覆！”小徐赶紧打电话搬救兵，我立刻疏散其他病人。很快，值班医生赶来，领着一个男护士和两个病人帮手。发病者缩进墙角，负隅顽抗，又踢又打，我们靠不上去。医生向小徐低声下医嘱：静脉注射冬眠灵。又示意我“准备行动”。我悄悄抱来一床棉被，站在一旁观望。那病人的眼睛死盯着男护士和小徐手里的针筒。空气紧张。我突发一声喊，抱着棉被像黄继光堵枪眼那样冲上去，病人发懵的当儿，我把棉被像网一样抛出，把他劈头盖脸罩住。然后我把自己９５斤的体重全部压上。接着大家齐动手，把病人控制住。

　　我在病房的种种“壮举”赢来的是母亲的声声叹息。是啊，从小就被教育要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别人去安排，眼看我被安排得一塌糊涂。是不是该想想把一生交给自己来安排了？老天有眼，在我２０岁生日的那天，广播里传来文革后恢复大学招生的消息。

　　文章太长讨人厌。以下内容采用“快进”：

　　坚在１９７７年的高考中成绩优秀，去了一所省重点的英语系。我惨在数学上，以一分之差落榜。

　　我在１９７８年的高考中成绩优秀，去了一所全国重点的英语系（那年外语类数学不计入总分）。

　　在精神病院的大门口，我把那本《精神病学》送给要去读医大的苏。

　　毕业２０年后。

　　坚躺在新加坡豪宅中的室内游泳池边，打电话向我讲述她的银行工作是多么来劲，多么忙，忙得她四脚朝天。“你现在在干什么？”她问。“在州教育部谋到一个差。”我答。

　　苏在电话的那一头，加拿大，解答控制饮食和体重的问题。“谁要减肥？”她问。“我呀，比在医院时重了３０磅。”“不可能！”她坚决不信。

　　美国一所周末中文学校里，我正给一帮小家伙讲中文课。望着一张张听得入迷的小脸，我想父亲是对的，我是个一流的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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