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已经开展的村级直选，西方媒体、政客和分析家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其中以最积极态度评价的是美国前总统卡特和他创立的卡特中心“中国选举项目”，他们认为意义重大，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而美国“时代周刊”近年来发表的由他们的驻华记者撰写的文章则传递了一种完全负面的信息。(chinesenewsnet.com)

前不久。《时代周刊》亚洲版又发表了该刊驻上海记者汉娜·比奇的一篇报导，描述她与山东省栖霞市的一些农民、其中主要是一些经历了当地某些乡村选举的村民来往的情况，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有关当地一些官员和公安勾结枉法的情况和参选村民们的悲惨处境，汉娜报导了这些村民在选举前后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包括村内党的官员和政府施加的迫害以及村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对她这位“英文记者”的“期待”。(chinesenewsnet.com)

汉娜的报导说，她在今年前就结识了这些农民。那是2001年，4名农民来到了《时代周刊》的北京分部，当时最令她惊奇的是，这些乡下男人都穿着新衬衫。他们来到中国首都，虽然手上布满老茧，指甲里甚至带着泥巴，但是显然不想让自己在衣装光鲜的人群中显得“寒伧”。不过，人们一眼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的衬衫上都还留着着服装盒褶皱，都是苦哈哈的农民，穿的是自己不习惯的“城里人”服装。其中一位叫梁育民（Liang Yumin，音译）的、种苹果的农民，说话很小声。在整个的交谈话过程中，他不停地拽自己的脖子，因为，新衣服领子上的牌子仍然还在上面。(chinesenewsnet.com)

汉娜是在撰写一篇文章报导有关中国一个漏洞百出的乡村选举的状况时的前几周，见到了这些村民们。汉娜的报导说，北京政府一直在宣传中国基层民主试验的成功，原美国总统吉姆·卡特也曾称赞中国农村开始实行的竞选制度。但是，许多这类竞选并没有带来真实的改变。我的这些来访客来自山东省栖霞市。1999年时，这个地区共选出了57名村主任；但是，当地共产党支部书记不愿意把手里的权力给他们。新的村主任进不了他们自己的办公室，两年后，这57名村主任联名辞职。之后不久，栖霞市的一名官员就对《时代周刊》说，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chinesenewsnet.com)

虽然如此，57名村主任中仍然有大约20人下决心要揭露栖霞市的民主选举的假把戏。他们开始调查官员腐败的事实，收集可以证明上级党组织挥霍地方资金，享受豪华生活的证据。不久后，大约十来名村主任被严重殴打。其他人的房屋被拆毁，庄稼被毁坏。

在2001年5月的《时代周刊》上，汉娜曾发表过一篇关于栖霞市民主选举的文章，几过星期后，4名栖霞市村主任在汉娜外出时来到《时代周刊》的北京分部。一名灵醒的助理通知我，“有些农民想来见你。他们看起来很害怕。你最好赶快来。”他们给汉娜带来了一些她曾采访过的人的新消息：3人被严重打伤，2人被软禁家中，以85％选票当选孙学德（Sun Xuede，音译）失踪。说话时，这些村民们抓着茶杯的手还是颤抖着的。他们4人来北京是为了向中央政府请愿，请求帮助。但是，他们的旅程最后也证明是多灾多难的。(chinesenewsnet.com)

几天后，栖霞市的警察在请愿办公室前拦住他们，强迫他们返乡。回到栖霞市后，2人被监禁38天。2001年12月，孙学德被判8年监禁，罪名是闯入政府办公室和挪用公产。他否认这些指控；他说，他进去的办公室是他自己的。(chinesenewsnet.com)

几年来，栖霞市村主任们的遭遇一直提醒汉娜不要忘了中国的现实。汉娜觉得，虽然，当初外国记者戴咖啡进来都要偷偷藏在手提箱里的时候相比，外国人如今在中国的生活绝对是奢侈自由多了，他们可以在星巴克里品咖啡，了解在上海哪个地方可以买到最好的意大利香蒜酱。但是，每隔几个月，栖霞市的村民们就会打电话给她，告诉她一些最新的消息，这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汉娜：在中国的咖啡店和大理石大厅外的冷酷的现实。他们会告诉汉娜，又有2名村主任被打伤，其中1人的伤势非常严重，手被打得像根线一样垂吊在肩膀上。(chinesenewsnet.com)

这些栖霞市的农民们为了防止他们的电话号码被追踪，不得不花很多钱买那种昂贵的、用完后扔掉的SIM卡来打长途电话。他们经常刚说到一半，一张卡就用完了，然后汉娜有时要等几个月，等他们存下足够的钱和勇气后，才会再接到他们的电话。两年前，汉娜在上海的一次酒会上收到了他们的电话。酒会上的淑女们在喝香槟，男士们在谈论上海火热的房地产市场。这次，来自栖霞市的消息是好消息：孙学德已经提前获释。他说：“你好，英文记者。我现在出狱了。”汉娜告诉他，她非常高兴，然后，就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了。孙谈起当地的天气来打破他们之间的沉默。他说，天气有点冷，但是，要比监狱里好。(

几周前，这些栖霞市的男人们再次与汉娜联络说。6年前，那名忘记从新衣上除去领子上的牌子的村民梁育民已经自杀了。几年来，梁育民不但被殴打，还入过监狱。他每次到政府部门求助时，都会受到刁难。梁育民对一位朋友说，他宁愿从未参加竞选。他为自己能够赢得选举而诅咒自己。在未来一片黯然的情况下，梁育民跟一名朋友说，他正考虑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去年11月25日，他服药自杀了。(chinesenewsnet.com)

就在那名手臂被折断的农民于宝中（Yu Baozhong，音译）告诉了汉娜梁育民自杀的消息的时候，汉娜问他，与她交谈是否会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于宝中已经在与汉娜见面后被关入监狱一次。但是，他继续谈话。他说：“英文记者，我告诉你，我不能接受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情。就算要花上10年、20年，我也会继续抗争下去。”(chinesenewsnet.com)

在编译汉娜这篇报导的时候，多维社记者也从互联网的资料检索中发现，在中国媒体公开发表的一些记者采访和学者评论中，也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发生在栖霞市村级选举中的问题。一篇中国的媒体报导说，在山东栖霞市4个镇发生57名“村官”集体要求辞职的事情。出现的问题，是由于村党支部和镇党委、政府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采取支部包办代替村委会的做法。新“村官”当选一年多，村里的财务、公章不交接，财务支出由支书一人说了算。镇党委、政府不但不解决“村官”们反映的问题，反而对村委会成员随意“诫免”甚至停职。印章和财务，被农民们称为“印把子”和“钱把子”，是村委会履行职务的前提。但新村主任上任后，却发现与这两“把子”都沾不上边。(chinesenewsnet.com)

还有些媒体刊登的分析认为，中国的一些地方党政官员实质上并没有了解村级选举的性质，他们一直把村级视为基层政权机构来控制，他们没有防治观念，他们更不知道在新形势下如何定位村的党组织和村民自治制度的角色、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所以在开展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试验中，要同时加强法制和对基层干部的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