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11日，中国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注]指出，中国人口结构性矛盾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影响日益显现。其中一个重要的矛盾就是老龄化进程加速。

该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抚养比”不断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压力加大，并影响到社会代际关系的和谐。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使农村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庞大的老年人群的贫困化和边缘化问题将是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定时炸弹”。

“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将在2030年到来，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准备期却只有25年。”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财务司资产处处长吴士勇博士说，“老龄问题的社会压力日益增大，对我国政治、经济、社会都将产生深刻影响。”

未富先老，警告早在20年前发布……

中国老年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作为中国老年学会的副会长，他要谈老龄化；而他同时在中国人口学会任职，学会的上级单位计生委却不让宣传老龄化。“其实，计划生育和老龄问题相辅相成，应该是结合的，互补的。”邬沧萍说。

计划生育政策从1973年全面开展，至今依然被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然而计划生育和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的争论在学术层面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邬沧萍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是老龄化加速的决定因素。寿命的提高、死亡率的下降是一个必要前提，但对老龄化影响不大。他是在第二届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上提出这一观点的，与会者中有数位是中国老年及人口问题方面的顶尖智囊。

1982年，联合国援助中国进行人口普查。结果发现，当时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很低，平均每个妇女的生育率为2.63，这在发展中国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84岁的邬沧萍做了一辈子的人口工作，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就提出了“未富先老”的命题，希望让全社会做到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然而，“当时政府对老龄工作不够重视。成立的老年学会也只是一个民间机构，”邬沧萍说。

八年前，《人口科学》编发了代表两种不同观点的三篇文章。一种观点认为：人口零增长早一点到来会有好处，所以要加速老龄化；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老龄化加速不利于老龄化问题的解决，要加快富的步伐，延缓老的进程。

就在这样的争论中，中国迅速地迈入了老龄社会。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10%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中国从1981年到2000年，只用了短短的19年时间就迈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43亿，占总人口的11%。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曾坦言：“在我们国家经济还不是十分发达，社会保障体系还不是很健全的情况下，我们就迎来了一个老龄社会，给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单从社会保障支出一项就可以看出挑战的分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指出，全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已经从1998年的100多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400多亿元人民币左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统筹部分2010年缺口为1113亿元；2020年缺口997亿元人民币。

“人口老龄化对于人口学家来说是如期而至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却是不期而至的。”天津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建民说，“无论是在学界的理论和方法上，还是政府的政策以及社会的心理上，我们都没有做好准备。”

制度准备的最后机会

“老龄化带给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制度准备问题。”北京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功说，“具体而言，如何建立一个逐步完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而言覆盖面相对较小。目前，无论是退休金制度还是医疗保险制度主要覆盖城市里的老人。2000年，老年人口中享受退休金的比例：城市为72.2% 农村不到6%；而享受公费医疗的老人城市为60.8%，农村仅为3%。

中国的老龄化正处在起步并加速发展的阶段。到202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34亿人，比重增长到16.0%，21世纪40年代后期形成老龄人口高峰平台，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4.3亿人，比重达30%。

2006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部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五大主要任务，来建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框架，提出了建立养老保障体系、实现老年人价值、加强老年公共服务品供给等三个层面的计划。

“应该说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解决老年人问题、为老年人问题制度做准备的时期，或者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时期。”陈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在他看来，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最好时机就是从现在开始的15年左右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一方面中国已有了比较好的财政积累和物质准备；另一方面，对老龄化的挑战已经基本上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从制度设计而言，前一段时间都在探讨，现在基本上方向明确。

此外，从现在开始的15年时间刚好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中国社会经济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持续发展20年，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在这段时间里解决这个问题。”陈功说，“实际上，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了如何过渡的问题。”

现在，中国政府在农村对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扶助制度，对60岁以上独生子女和双女家庭的老年人按人年均不低于600元的标准发放奖励扶助金。该扶助制度从2004年开始在部分省份进行试点，并于2006年10月在全国全面实施。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着手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

目前，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使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风险无法转移，也成为最具风险的弱势群体。如果缺少一项根本政策来解决这些家庭在生产、生活、养老方面遇到的特殊困难，会进一步加重他们的失落感和不平衡心理，直接影响农村的和谐发展。他们也因此成为政策调整的优先突破口。

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吴士勇认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农村计划生育养老保障体系及其良性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奖励扶助制度仅仅针对农村计划生育老年家庭，只能解决他们在养老方面的部分困难，只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一个侧面。面对严峻的老龄化形势，政策实施面仍很窄，保障层次仍不高，必须在养老、医疗、救助、福利等方面建立起有利于和谐老龄社会的全方位政策体系。

与年轻人争饭吃？

提高退休年龄是否可以减缓中国的“白发危机”？

《人口科学》杂志的主编田雪原本曾经提出动议提高退休年龄，但是经过调研之后，现在却不赞成这一观点了。因为“延长退休年龄站在老年人的立场是有道理，但站在国家的立场，却不是这样一个问题。”发达国家随着老龄化的程度加深，都在讨论或实施提高退休年龄，但是中国却相反，在实际操作层面不断地降低退休年龄。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就业形势的严峻。 　

中国社科院老年科学研究会会长熊必俊教授却是赞成提高退休年龄的，他认为这是降低养老金支出、维持养老基金收支平衡，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好办法。他表示，据测算，退休年龄提高一年，养老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少缺口200亿元。如果从2010年起逐年部分提高退休年龄，到2020年男女一律60岁退休，将使统筹基金收大于支，由缺口503.51亿元，转变为节余2622亿元。

田雪原认为，即使真有这样的政策，谁会受益还很难说。公务员也许可以做到，但是企业恐怕很难做到。这虽然对解决养老金空帐有利，但广大蓝领却不能从这种建议中获益。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老年学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则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即河南郑州市给老年人发放了免费乘车证，结果诱发了上班高峰期的交通拥堵。

穆光宗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分享公共交通资源的过程中与年轻人发生了代际冲突。他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人和年轻人在分享稀缺的公共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社会冲突。

如何在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保障的同时，又不至于让年轻人承受过重的负担？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外提出科学为健康老龄化服务。2002年，第二届马德里世界老龄大会推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和命题，得到世界各国的响应。

但穆光宗认为，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虽可能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但可能与“社会和谐”构成冲突。因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更多是从老年人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的。

“关心老年人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老年人为本位。”穆光宗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从长远来看，还是要站在社会协调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增进老年社会福利不能损害代际平等互惠的前提。”

对于强调社会转型的渐进和稳定的中国来说，如何取舍代际利益将是能否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关键。“现在利益分配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中青年这一块，这样就会加深社会代际之间的矛盾。”陈功说，“这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会引发社会上的很多摩擦和问题。”

李建民表示，中国应该从一些西方国家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的危机中看到问题的关键。“他们的危机不是没有能力避免，而是社会分配以及公平问题的出现，这是一种制度安排问题，也是代际之间如何实现利益均衡的问题。”李建民说，“政府应该以更长远的观点来构建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

[注]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该报告是为落实 2004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关于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指示精神，由蒋正华、徐匡迪和宋健任组长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该课题组集中了包括十多位两院院士在内的300多位专家学者，自2004年2月至2006年4月，对科学发展观、人口发展态势、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重大关系等3个分课题及其42个子课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调研和专题研究论证，形成了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