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适当提高话语权”，2006年8月23日，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亚当斯(Timothy Adams)的铿锵一言，将这个提议再度抛到台面上。作为IMF权力份额最大国家的美国，她突如其来向中国经济示好让人颇有些意外。但IMF已经点头，定下了即将于9月18日在新加坡举行的IMF年会上的这个议事日程，让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四国拥有更多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这意味着IMF的多国“大合唱”中，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声部将迅速增强，而传统的“西方”声部则相对转弱，以至于美国媒体这样形容：IMF要做整容手术了。

“这是布什对华的‘胡萝卜’外交，”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盖瑞·豪夫鲍尔(Gary Hufbauer)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布什政府在刚上任的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M. Paulson)的领导下，希望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以换取中国在开放其金融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更加灵活的策略。”

IMF前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戈夫(Kenneth Rogoff)则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采访时提出了这样的担忧：“不幸的是，由于欧洲国家的重重阻力，在新加坡年会上投票权重新分配的幅度不高，就象付出一笔比例很小的预付金，而距离最终需要改变的数额还十分遥远。IMF的代表权应该反映全球各地区经济实力的比例。按照这一衡量标准，欧洲目前所占的份额太大了，而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在IMF的投票权则不足。”

IMF执行总裁、前西班牙金融部长罗德里戈·拉托(Rodrigo Rato)9月5日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专访时说：“亚洲国家投票权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欧洲国家会面临权力流失。我的祖国西班牙，还有爱尔兰，经济发展迅速，并不存在这个问题。至于德国和法国，它们相应的投票权份额将在未来进一步讨论。欧洲国家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对待的，从数字上看，它们整体的投票权并没有明显的损失。”

美国向中国送出经济“胡萝卜”

早在2005年末，美国经济学家就预测，2006年对中美经贸关系是个难熬的年头。双边贸易逆差继续拉大，目前已经突破2千亿美元；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压力在华盛顿还不时会升高；放眼国际政局，中美在全球能源、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往往身处不同的战壕，让很多国际观察家们为中美关系捏着一把冷汗。然而，布什政府正是选在这个多事之秋向中国抛出了“经济绣球”。

“布什政府希望借此将中国拉到谈判桌前，鼓励中国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成为IMF中更有责任感的成员国。同时，华盛顿也希望从北京得到某些回报，比如重新评估人民币对美元的现行汇率，”来自华盛顿经济政策协会（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虽然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布什对华的“胡萝卜”外交，但包括斯科特在内的批评家则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车之鉴已经证明了这一招在中国身上行不通。

“我们曾给予中国在WTO的入场券，只要他保证会遵守国际贸易规则。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并没有履行它的承诺，”斯科特说。

罗戈夫反对这一说法，认为加强IMF在亚洲的分量可以让IMF更加有效地保障全球经济增长和稳定。罗戈夫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从根本上讲是极其健康的，尤其是两国的互惠商贸往来频繁。在双边关系如此迅速的发展中，一些误解和紧张会伴随而生，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在罗戈夫看来，即将启程赶往新加坡主持年会的IMF总裁拉托已然公开表示，愿意将此事列在议事日程的首要位置，给予亚洲更多的发言权。

“我不清楚中美两国关系如何不稳定。但是在国际关系中，他们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任何国家间都是如此。我也不确定布什这样做为的是推动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相信，中国在IMF投票权的增加反应了目前世界经济的结构，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是有好处的，”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国际商业教授杨家文博士应和了罗戈夫的看法。

杨家文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表示：中国已经在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她稳定金融局面的作为得到了很多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的信任和赞扬。美国支持中国提高IMF话语权的立场是在暗示：美国承认了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和角色。

欧洲不痛快

IMF目前的投票体系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以及根据各国所缴的基金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加权投票权与各国所缴份额成正比，而份额则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二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

自1944年成立以来，IMF的权力组成就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发达国家在投票权分配上一直占绝对优势，2005年美国占17.14%，日本占6.15%，德国占6.01%，法国和英国各占4.96%，西方七大经济强国共占有45.4%的投票权，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更像一个“看客”。

按照杨家文提供的数据，IMF目前的改革提议是将中国在IMF中的基金份额上限由63亿6千9百20万特别提款权提高到80亿9千零10万，增长将近27%。中国的投票份额也将从不足3%上升到3.75%。此消彼长，日本，尤其是欧洲国家，会因为中国的投票权上升而相应下降，欧盟传统的富国，如德国、荷兰、比利时和斯坎迪纳维亚国家尤其会成为这一改革的输家。

“如果中国在IMF的权力增长按预期实现，加上日本和欧洲份额的相应下降，在未来的IMF中，中国和日本的分量将十分相似，和欧洲主要国家德国、英国和法国也几乎可以并驾齐驱了，”杨家文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杨家文认为，这一变化并非意味着立即在短期内增加中国真正的投票权，但它向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发展中国家应该在IMF中更有影响力。当然，这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中更有话语权，反应世界经济体系的动能变化，应该为各国接受和欢迎。

但是，要将自己手中的既得权力拱手让出，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德国国家银行总裁埃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就警告说，在9月的IMF新加坡年会上，他反对欧洲国家对未来的权力重组做任何预先的让步。

“日本和欧洲一定会使劲拖IMF改革的后腿，它们的借口是，改革会阻碍其正在进行中的经济运作。日、欧还会批评美国对中国的支持，甚至会向美国要求，在一些重要决定中保持他们享有否决票的权利，”豪夫鲍尔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预测说。

罗戈夫则认为：日本人不会成为这一改革的阻力，只要他们所得的份额与其在全球的经济比重相称。欧洲国家则有一段艰难的日子要熬，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投票权缩水。但是，他们必须意识到，更加平衡的IMF将能更好地帮助他们解决目前存在的经济问题，有助于他们和世界各国携手并进。

其实，欧盟内部对此事也有分歧。经济发展较快的爱尔兰和西班牙实际上能从华盛顿正在推动的权力重组中得到好处，受损失比较严重的可能是德、法等老牌强国。因此，欧洲一些经济学家们批评欧盟不够团结，不能在IMF中用一个声音说话，并提议将所有欧洲国家的选票集合在一起，以欧盟整体的名义在IMF中行使权力。但韦伯表示，现在谈这一步似乎为时尚早。欧盟仍需要在政治上进行进一步整合。

“投票权份额的重组在我看来只是IMF的次要变化，它是否会成为内部结构的根本冲击还要看进一步的讨论。在着手目前的改变时，我们希望能进行第二轮更深入的讨论，那时才会真正涉及欧洲国家的相对份额分配，”美国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这样表示。

然而，罗戈夫已经看到了类似联合国改革那样积重难返、相互掣肘的问题将在未来的IMF改革中重演。各国将因为代表权的多寡产生利益摩擦。但他同时指出，相对于联合国改革，IMF投票权的重组应该更加直截了当，因为大部分国家都有这样一个强烈的共识：要让全球金融体系顺畅地运作。

“IMF的新加坡年会只是这一漫长改革过程的开始，要真正实现这一改变恐怕要5年到10年的时间。我预计，这些新兴发展国家的投票份额将会随着国际经济现实而缓慢改变。但在今后几年中，我们很难看到IMF因此受到本质性的影响和冲击，或是国际金融体系管理态势的改变，”罗戈夫总结说。

李焰 ，《华盛顿观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