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刚作

                               


调兵遣将苦思谋，对日作战费运筹； 
秘赴远东设大帐，只待东风吹“满洲”。

一般人们都把1945年8月开始的苏联对日作战称为远东战役。同以往很不相同的是，斯大林或总参谋部都没有给这次重大的战役行动正式命名，也没有给它确定一个什么代号之类的称呼。

这次战役的直接战略目的是，通过三路大军从满蒙边境、北部中苏边境及北朝鲜方向的相向突击，彻底摧毁驻扎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主力，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中国东北广大地区及北朝鲜，加速东方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后败亡。基于此点，当华西列夫斯基与总参谋部在制定此次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候，特别着重考虑和分析了日本关东军各部队的兵力兵器、作战能力以及具体部署等一系列问题。

需要事先说明的是，当华西列夫斯基全身心投入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之前，总参谋部和大本营已经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对整个远东战局的形势作出了初步的估计。当时曾认为，当日本在确信希特勒德国必然失败之后，很可能仍不放弃其进攻苏联的计划。一方面，日本出于救援它的法西斯德国盟友，可能在东方采取积极行动而推迟前者的迅速败亡。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在整个苏联国境线上都一直配置有重兵。日本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基地距苏联国土也很近，这也使得它很容易对苏联的重要目标和远东部队实施突击进攻。这样，最初的远东作战计划仍是以防御为主的。在4月底甚至5月中旬以前，最高统帅部给远东各部队下达的都是防御命令。后来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及大量部队的东调，总参谋部才向大本营提出了改防御为进攻的新的远东作战方针。

当时，山田乙三大将领导的日本关东军仍是一支实力雄厚、攻击能力强大的作战部队。不论在部队装备还是战斗素养方面，它一直是日军中最强的。截至1945年8月上旬以前，它总共拥有作战兵力近100万人。其编成内计有第1和第3方面军、独立第4集团军、空军第2集团军和松花江区舰队，后来又增加了第17方面军和第5集团军两支部队。此外，隶属于关东军指挥的还有所谓“满洲国”、内蒙和绥远等省的近3O万人部队。当然，这部分部队在装备和作战能力上都远远不能与关东军相比。其时，关东军司令部设在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长春），后来又在通化设立了一个作战司令部。

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联合研究了苏军可能对日作战的期限问题。当时认为，苏军很可能在严寒到来之前实施进攻，但其准备完成时间至早应在8—9月份。据此，日本陆军部于5月30日向关东军下达了新的对苏作战要点。该要点规定的作战目的为：“击溃入侵满洲之敌，确保京图线（新京到图们）以南、京连线（新京到大连）以东要地，以利于坚持全面作战。”这说明，日军将要改变原来那种进攻战略为防御作战。这就要求散在中苏国境线上的各兵团及大量作战物资向后撤移。按计划，撤移工作必须在9月下旬完成。

此后一直到战争爆发前的关东军防御部署情况大致如下：

喜多诚一大将指挥的第1方面军担负“满洲国”东部的防卫任务，其所辖第3和第5集团军计有10个步兵师团和1个旅团的兵力。全部展开在苏联滨海地区南部的边境上，主力则部署在通向哈尔滨和吉林的牡丹江方向上。方面军司令部设在牡丹江市，两个集团军的司令部则分别设在延吉和拉河。

后宫淳指挥的第3方面军负担“满洲国”西部的防卫，其所辖第30和第44集团军计有8个步兵师团、3个步兵旅团和1个坦克旅团的兵力。其中两个师部署在蒙满边境一线，其余主力则集中在奉天（沈阳）附近地区。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奉天（沈阳）市，第30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新京（长春），第44集团军司令部设在辽源。

上村干男中将指挥的独立第4集团军分散部署在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和黑河一线，担负着“满洲国”北部和西北部的防卫，在它的编成内计有3个步兵师团和4个旅团的兵力。司令部设在齐齐哈尔。

原田宇一郎中将的空军第2集团军司令部设在新京（长春）。拥有作战飞机1500余架，但日方说能够作战的还不到150架。此外，在朝鲜部署的还有空军第5集团军，拥有作战飞机约600架。该两个空军集团军前者是掩护“满洲国”方向，后者系掩护朝鲜方向。

司令部设置在汉城的日军第17方面军，是关东军的预备队。其所辖计有第34和第59集团军9个师团的兵力。其中第34集团军的司令部设置在北朝鲜的成兴，司令官栉渊煊一指挥2个师团担负北朝鲜的防卫；其余大部则由方面军司令上月良夫中将统帅，部署在南朝鲜地域，以防美军乘机实施登陆作战。

此外，关东军司令部尚有1个步兵师团、1个步兵旅团和1个坦克旅团的预备队，负有特殊使命的是专门由侦察员和防坦克狙击手组成的敢死旅团。再就是在各防卫战区配合日军作战的“满洲国”军队。

根据日本关东军的上述实际兵力及其部署状况，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分析了敌人的弱点和优势，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当时远东苏军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的全面工作。其中主要一点是，经过请准最高统帅斯大林同意，根据远东新的敌我对比变化，他们提出了改防御为进攻的战略。华西列夫斯基认为，现在对日作战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的对德作战。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在德国投降后日军根本不敢再进攻苏联了。所以必须坚决地卖施突击进攻才能最后消灭关东军。

华西列夫斯基认为，日本关东军的部署及其战略意图显然是守势，它在兵力配置和部署方面的最大弱点在于缺乏可靠的后方。首先，它与日本本土相距太遥远，交通线太长，北满和西满的铁路网不甚发达，而中满和东满铁路线也都在苏联空军的航程之内。其次，整个关东军的部署全被长达4500公里的苏蒙弧形国境线所包围。它的中国后方和朝鲜后方也被中朝两国抗日武装的不断袭击和骚扰活动搞得极为不宁。在张家口以南晋绥地区、锦州以西的冀热辽地区，都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而在广大东北地区当地民众都对日军怀有深仇大恨。再次，关东军需要防卫和掩护的战线太长，它不可能有足够的兵力在整个边界和所有的障碍地区设防。如从蒙古东部通往多伦和张家口的山地和沙漠地带，就是它防御最薄弱的所在地区，这里既没有筑垒工事，也没有部队加以掩护。

关于日军的长处，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在滨海地区对面苏军可以实施进攻的各个方向上，已经全被关东军的筑垒防御和大量兵力所封锁。仅在这里，就有大片筑垒地域8处，每处纵深达40公里以上，正面宽度则有20—100公里，在它的后面，还有第17方面军的预备队。此外，这个方向的进攻，不仅要突破这些坚固的筑垒，还必须强行通过绵长的山脉和大片的原始森林地区。这就要求苏军必须有绝对优势兵力和大量大威力杀伤兵器，否则进攻很难秦效。再者，由于有了一线的坚固筑垒、天然屏障和阵地防御，日军便可利用满洲平原在内线自由机动。一旦哪个方向出现问题，它就会把部队运送到哪个危险地段上增援。

经过。才关东军的情况仔细研究之后，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便初步确定了通过数路突击来分割敌军的总战略意图。这样做的优点在于，一是可以从敌人防御的薄弱地域利用快速兵团突击，从而一举插入敌后；二是在敌防御坚固地区的突击可以牵制住敌军的有效机动，在行进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最后，总参谋部形成的初步作战计划是：由后贝加尔方面军从蒙古境内实施进攻，同时由滨海集群从滨海地区实施相向突击，而从北面越过黑龙江沿松花江的突击由远东方面军来承担。这样，不仅可以彻底孤立关东军的各作战部队，而且可以借助分割来各个消灭敌军。

具体说来，从蒙满边境实施突击，应把进攻方向放在索伦和四平方向。只有在这个方向上，才可能取得最大的战果，甚至搞得好一下子前出到奉天（沈阳）敌后地区；如果继续挺进，则可经南满铁路直取旅顺口。预计，这个方向的突击将一举消灭关东军第3方面军。如果只是考虑到敌人防御薄弱这一点，则张家口到北平方向是最佳选择，但那里除了与大自然作无效的斗争外，则什么战果也得不到。同样，从滨海地区的突击，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突破敌人的筑垒地域，都必须穿越高山和森林地带，否则就不可能前出到吉林至新京（长春）一线，也不可能彻底分割并在行进中消灭敌军。预计，这个方向的进攻将可吃掉关东军第1方面军部队。自然，消灭关东军独立第4集团军的任务是留给北部正面突击方向上的远东方面军的。

随后，他们才论了坦克集团军在什么地方使用和怎样使用的问题。

他们认为，更多的坦克部队应该交给后贝加尔方面军使用。因为在该方面所处的满蒙边境突击方向上，没有既宽又深的黑龙江，没有原始森林，也没有为数众多的筑垒地域。坦克集团军是能使部队具有突击力、高速度和实施大纵深进攻的主要战斗手段。诚然，在这个方向上的纵深有大兴安岭山脉的天然阻隔，坦克兵要越过这样高的大山的确也是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他们坚持认为，英勇的苏联坦克兵是能够克服这一切的。而出奇不意地大量使用坦克于敌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地带，才是解决突击任务、消灭敌人的关键。因此，他们坚决主张将坦克集团军用在通过大兴安岭的主要方向上，而且还一定要用于方面军战役布势的第一梯队。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曾说；我们所以坚持这样做，是因为敌人根本想不到会在这里遭到强大的坦克集团的攻击。此外，根据情报，关东军第3方面军在大兴安岭地区还未构筑好阵地，只有少数部队占据为数不多的野战工事。我们认为，有经验的坦克兵是完全可以克服山地障碍的。只要我军先占领了山间通道，则敌军根本无力与我坦克部队对抗。

最后，他们还对达成战役突然性与进攻的迅猛性问题作了讨论。

由于日本人早就坚信与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使作战行动达成突然性显非易事。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提醒大家考虑这样的问题：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我们不是也预料到会爆发战争并作了准备，可德国人的突击仍使我们甚感突然。经他这样一说，大家顿时明白了。就是说，即使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苏军仍不应过早地放弃进攻的突然性。

要达成在远东与日本作战的突然性，首先必须对苏军的准备程度严格保守秘密。因此，专门制定了变更部队部署和集中作战物资等方面的保密制度。此外，他们明显地感到，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用来麻痹敌人的。这就是当时日本并不知道盟国方面已经事先向远东地区投放了相当一部分援助苏军的作战物资，它只知道苏军所有的兵力、兵器和大量作战物资必须通过运输能力较弱的西伯利亚铁路来进行。如果按这条唯一的铁路运输线来计算，它肯定会把战争开始的时间判断为秋天甚至秋后。

关于此点，他们当时还料定，敌人将认为在天气不良的条件下苏军将不会进攻。而与盟国商定的对日出兵时间——“对德战争结束两三个月后”——从形式军事逻辑的观点看正是非常不适当的远东雨季。按照这一逻辑，日本军部将会认为苏军只能在晚些时候，即天气变得很好、很干燥时开始进攻。后来的事件表明，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的这些推测是正确的。日军果然计划在9月下旬完成部署，然后准备迎击苏联的突击进攻。

至于进攻的迅猛性，这似乎是任何进攻型战役行动所具有的一般特点，但总参谋部特别从日军作战史的角度对此给予了格外的考虑。如，他们提出了不用事先炮火和航空兵准备就实施突击，或者把行动安排在夜间，等等。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在进行防御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敌人，一般总是在强大的炮火和航空兵准备与支援下进行非常谨慎的按部就班的进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于敌人的胆怯的按部就班的行动和较缓慢的进攻速度，而根本不习惯快速的坦克集群的大规模冲击。而且，据资料，在整个二次大战中，日本还没遇到过像苏军这次这样大规模的迅猛的坦克冲击战役。

到6月初，总参谋部已经把旨在消灭关东军的这次远东作战的初步计划拟定好了。随后，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详细地听了总参谋部的汇报和计算结果。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完全接受了。他知道，华西列夫斯基对这一计划的每一细节都了如指掌，有些问题的分析和讨论，他还是直接参加者或意见提供者。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曾多次向斯大林提出，应把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方向当成战役的关键和重点，总参谋部当然也支持这一观点，所以还在6月上旬，斯大林就要总参谋部通知马利诺夫斯基和扎哈罗夫，请他们务必先于其他各方面军首长到达莫斯科，（他们是来参加计划中将于6月24日举行的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仪式的）。接到通知后，俩人立即带着方面军作战处处长帕夫罗夫斯基来了。他们当然清楚，所以要他们提前来莫斯科，肯定不全是为了参加阅兵仪式，而是为了讨论他们所辖部队的作战问题。

一见面，华西列夫斯基就对他们说：“你们倒是精明啊！连作战处长也同时带来了。”活泼的扎哈罗夫立即抢过话头说道：“不这样，我们怎么能在您手下工作呢！”

6月18日，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马利诺夫斯基二人如期提出了他们方面军的具体战役计划。计划认为，在他们的进攻方向上，将要遇到至少18—25个日军师团的阻击。但他们自信地认为，要消灭这些敌军还是不成问题的。向有稳健之名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还认为，预计在1个半至2个月内即可消灭日本关东军主力。他还另附了一条意见，即认为在顺利的条件下还可能更早地消灭日本关东军。

他们提出的该方面作战计划中，也认为应该在索伦一四平方向上对敌展开进攻。计划把整个行动分成两个阶段即两个战役来进行：第一个战役是占领中部满洲；第2个战役是前出至中国东北与华北交界处，然后向南满推进，从敌人手中解放包括旅顺口在内的整个辽东半岛。

此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征求了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的意见。至6月27日，即苏联莫斯科胜利大阅兵仪式举行的第二天，最高统帅部就已经对整个对日作战的远东战役计划审批完毕。28日，大本营为此签发了给参战各方面军的训令。

训令要求同时在三个作战方向上对日军实施毁灭性的打击，即：以后贝加尔方面军主力从蒙古和满洲交界的塔木斯克突出部实施突击；以远东第2方面军的主力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西南地域实施突击；以远东第1方面军的主要兵力从滨海地区实施突击。这些突击的目的是为了分割关东军，将其孤立于中满和南满并分别歼灭。在这三路突击进攻中，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应起主要作用，其目标是占领新京（长春）、奉天（沈阳）和旅顺，以决定战争的结局；远东第1方面军应从滨海地区沿捷径向吉林挺进，以与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突击相会合；远东第2方面军向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突击是辅助性的，其任务是钳制住敌人并将其消灭在那里。

简单地说，此次对日作战行动主要由三个战役共同组成，即：（1）兴安岭一奉天战役，由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蒙古人民军一部共同实施；（2）哈尔滨一吉林战役，由远东第1方面军负责实施；（3）松花江战役，由远东第2方面军负责实施。

至此，全部远东战役作战计划告竣。

7月初，斯大林最后一次约见华西列夫斯基。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斯大林一点也轻松不起来，每临大战之前，他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华西列夫斯基把按作战计划标示好的作战地图摆到了桌上，请最高统帅做最后的校阅。看过之后，斯大林对他说道：“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吗？”

“斯大林同志，我想是没什么问题了；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到前线后所遇到的新问题。那时，我会遵照您的指示及时请示您的。”

“请您必须经常与我保持联系。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不管我在做什么都要叫到我。”这是斯大林经常对去前线的大本营代表或高级军事统帅说的口头语。意思是说，如果他正在睡觉或看电影，一定要把他叫醒或找来。

“我一定与您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也是华西列夫斯基每次离开斯大林时必说的话。

“祝您成功！我等着您的好消息。”

“谢谢。”

7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飞到赤塔。这里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他的远东军总指挥部先期驻地就在距此西南方向25公里远的地方。后来，他的指挥部转移到了麦列茨科夫的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部那里。

华西列夫斯基将大本营6月28日的训令当面交给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并请工作人员把另两份送到麦列茨科夫元帅和普尔卡耶夫大将那里去。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不得不与方面军司令及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起研究许多刻不容缓的组织和协调工作问题。

铁路运输所必需的煤不够用了，地方储备的份额马上就要用尽，为使极端重要的运输工作不致中断，他不得不向最高统帅请准使用不准动用的国家储备份额。

弹药的积累速度令人感到严重不安。必须命令加快将弹药运出工厂和送往部队的速度。向前线运送作战飞机的速度也不够快。

部队非常缺乏盛水的容器。而无盛水容器，进攻就有停止在满洲的沙漠和山地地域的危险。

通信人员严重短缺。

卫生机构的充实工作进行得迟缓。

装甲及坦克装备的修理工作也远不如意。

除了上述这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状况特别让他担心。负责装载运输这个集团军的部队和装备的铁路列车，一天比一天越来越多地未能遵守规定的运行时间表。这个集团没有运输工具，原有的汽车都留在了原来的驻地。仅编制部队就缺汽车2274辆，加上配属给集团的两个摩托化步兵师，所缺汽车几乎近3000辆。

在随后的几天中，华西列夫斯基和马利诺夫斯基在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主要突击地段做了一系列实地勘察。他还视察了作战部队，并与各集团军和军的首长以及师长们做了讨论和座谈。结果，他们一道对原先定下的决心做了不少的重大修改，其中主要是缩短了原训令中规定的各部队完成任务的期限。如，担任先锋突击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有可能不按原先规定，即不在战役的第10天，而在战役第5天前就能强行通过大兴安岭地区。这样一来，各诸种合成集团军前出到满洲平原的期限也随之大大地缩短了。具体情形如下：

第36集团军攻占海拉尔地域筑垒区的期限由原来的战役第12天提前定到了第10天。而后，它应改向齐齐哈尔进攻。

第53集团军的部署稍稍偏右些，紧跟在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后方，其任务是不停顿跟随先锋集团扩大突击口。

整个方面军右翼的部队，特别是在越过大兴安岭后必须占领大板山地区的第17集团军，也把原定的期限缩短了5天时间。

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预计也可以大大缩短前出至张家口和多伦的期限，他们应该在该两地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部队会合。

所有这些新的变更，当然都须经由最高统帅部的批准。当华西列夫斯基将情况及时地报告给斯大林时，后者立即命令总参作战部首长对这些重新加以计算。计算结果表明，他的建议是基本可行的，总参谋部只是担心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能否在山地行进中保持那样高的速度。但最后斯大林还是按上报要求批复了华西列夫斯基。后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在实际作战中不仅达到，而且还超过了这一规定速度。

进入7月中旬前后，华西列夫斯基又先后到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那里视察了部队，检查了这两个方面军突击地段上的实际部署情形。经过对地形、敌情及苏军物质保证措施的分析研究，也在原训令规定的战役期限目标方面做了不小的修改，尤其在作战物资保障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每到一处，华西列夫斯基就向各集团军及军师级首长强调，在这场战争中我们面对的是新的、有强大战斗力的危险敌人，我们必须在相当特殊而复杂的远东战场上消灭敌军。因此，必须把一切问题都充分地估计到，考虑好，决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这项任务是光荣的，但也是艰巨的，其间每个指挥人员的责任都是重大的，不能在任何环节上有所疏忽，否则必将影响整个战局。

7月下半月，华西列夫斯基对各种作战物资，包括装备、燃料、飞机等的运输工作花去了很多精力，许多问题都需要他亲自去过问，去协调和督促。同时，他还向各方面军司令部发出命令，要求它们务必利用这段时间在各自的进攻地段上进行一次接近于所应完成任务的专题性诸兵种合成实战演习。命令还要求，演习必须在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首长的亲自指挥下进行，目的是使指挥人员和全体战斗人员都尽可能准确地熟悉未来作战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这是华西列夫斯基自白俄罗斯战役以来惯常使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战前训练万法，他认为这对即将进行的战斗大有种益。

7月16日，前去柏林参加三国首脑会晤的斯大林突然从波茨坦打来电话，询问华西列夫斯基对远东作战准备得怎么样了。他还问道，这一工作能否提前10天完成，如果可以提前，务必抢时间完成。华西列夫斯基报告说，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各作战部队的集结和全部必需的作战物资的调运，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请求还是维持原战役计划所规定的时限为好。对此，斯大林只说了声：“那好吧！”随即就放下了电话。

事后，华西列夫斯基感到很奇怪。他想，最高统帅一定有了什么新的考虑，不然为什么突然提出期限提前的问题呢？也许，是和波茨坦会议的什么情况有关吧？什么情况呢？他没好问，斯大林也没说……

原来，在波茨坦会议前后，苏、美、英三大国的关系已经大不如前了。随着法西斯德国的战败及无条件投降，在处理未来德国前途问题上，英国首相丘吉尔和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企图改变雅尔塔会议的决议。也就是说，他们开始担心由于苏联的强大而影响到自己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和利益。早先，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存在，其中主要是丘吉尔。他曾多次向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吹风说，斯大林的苏联将要“赤化”欧洲，这应该是所有西方国家共同感到忧虑并及早加以防止的问题。但罗斯福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反法西斯作战中团结对敌，而不应该在强敌未败之前盟国内部先起磨擦。他主张对解散了共产国际组织的斯大林和苏联政府表示更多的诚意，因为在对德国和日本的作战中苏军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可罗斯福逝世后，由原副总统位置递补上来的杜鲁门的思想与主张正好与丘吉尔非常相近。因此，在波茨坦会议之前，俩人即统一好了口径和对策，这就是共同来对付斯大林并遏止苏联。

在会议期间，关于战后德国的未来前途问题，其中包括对德国的分割占领、索求战争赔款、边界划定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波兰问题上，英美两国都在暗地里与苏联大加勾斗。他们希望苏联在欧洲乃至在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小才好。只是碍于苏联的强硬立场和巨大实力，他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越是因为如此，他们也才要越发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限制并遏止苏联。

会议于7月26日公布的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例。这份文件是由美国方面负责起草、经英国讨论同意并邀请中国参加最后签字的，其主要意旨是促令日本政府迅速无条件投降。虽然苏联早在德黑兰会议上就表示将参加对日作战，而在雅尔塔会议上更作出了法律性的承诺，但这一文件的起草工作却始终不使苏联方面知晓和参加。他们借口苏联与日本尚未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坚持不必与斯大林商量就予以公布，并且根本不想邀请苏联参加签字。只是在公布文件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奉命将文件副本交给了苏联政府代表团。当苏方提出推迟3天公布的建议时，也被会议所拒绝。这也反映了美英两国企图拒绝苏联参加解决远东及日本问题的意向。

这是因为，在具体对待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上美英两国的政策改变了。原来的他们极力要求苏联及早地参加对日作战，是为了减少英美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牺牲和代价。而现在，情况变了。就在杜鲁门到达波茨坦的第二天，即波茨坦会议正式开幕的当天，杜鲁门收到了一份仅有6个字的密码电报：“婴儿顺利降生。”这份密电的含义是：7月16日清晨，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沙漠里，第一枚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随后，杜鲁门经过多次与丘吉尔商量，认为有了原子弹这种威力巨大无比的武器，没有苏联的参战也足以战胜日本。而且，他们还认为，原子弹不仅可以制服日本，使之早日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而且还可以因此贬低苏联对日作战的影响，以至用来遏止苏联在欧洲和远东的扩张。在此之前，杜鲁门曾露骨地说过：“如果原子弹能像我预料的那样顺利爆炸成功，我就有了对付俄国壮汉的大棒了。”

说到原子弹，在波茨坦会议间还有一场杜鲁门和丘吉尔共同导演的对斯大林的“原子讹诈”——这是世界上首次原子讹诈事件——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

在整个会议期间，杜鲁门和丘吉尔一方面为有了原子武器而欣喜若狂，但表面上故意不露声色；另一方面则商量用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告诉给斯大林：当然不能告诉他这就是原子弹，但又一定要让他感到大受震惊或惊愕不已。这才能达到预期的震慑目的。7月24日的全体会议结束后，杜鲁门带着译员来到斯大林面前，装成漫不经心的样子对斯大林说，美国已经有了一种可怕的武器，它具有特殊的摧毁力量。因为丘吉尔早就知道杜鲁门要向斯大林谈什么，所以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后者，等着看他作何反应。然而在外表上，斯大林故意把杜鲁门的话当成一条极为正常的消息听了。接着谈话就结束了。待斯大林离去后，先出来的丘吉尔立即走近杜鲁门问道：“后来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杜鲁门回答说：“他连一个问题都没有向我提出。”此后，丘吉尔和很多英美人士都认为，斯大林当时根本没有听懂透露给他的这一具有绝等重要意义的消息。丘吉尔甚至说，斯大林对国际上发生的这个革命性的事件竟一无所知。

实际上，当时斯大林已经听出了这一消息的真正内涵，只不过是故作声色不露之状而已。朱可夫——当时苏军驻德占领军总司令和波茨坦会议的筹备者——后来回忆说：“当斯大林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莫洛托夫谈了刚才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莫洛托夫听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发笑说：‘让他们抬高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当时，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斯大林说的库尔恰托夫就是具体负责这项秘密工作的领导人和研制者之一（后来，苏联于1949年7月制造并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事后，华西列夫斯基说，当时斯大林在7月16日给他打电话要求把对日进攻时间提前10天，并不是由于那时已经知道了美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因为那是7月24日杜鲁门才透露给他的——不过，打电话的当天正好是美国爆炸实验的日子，斯大林会不会从其他渠道得到了这一消息呢？他本人没说过，想来可能并不很大，也许这纯是一种巧合吧。华西列夫斯基也说，斯大林在这天“之所以关心战役开始的日期，并非依据这一事实，而是出于总的军事和政治的考虑”。

此间，在波茨坦的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始终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通常，都是斯大林在晚上打电话给华西列夫斯基，内容多是询问战役的准备进展情况。有些时候，最高统帅部的训令或命令也直接由那里发给华西列夫斯基。

7月30日，斯大林和安东诺夫（后者也是波茨坦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成员）签署的任命命令发出了。命令说，从即日起，任命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远东苏军总司令。从8月1日起，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方面军、滨海军队集群和太平洋舰队及阿穆尔区舰队统归苏联远东军总司令指挥。

8月2日，即在斯大林一行启程离开波茨坦的前一天，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收到最高统帅部发给他的训令。训令的全文是：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

从1945年8月5日起，
（1）滨海军队集群（司令为苏联元帅麦列茨科夫）改称
远东第1方面军；
（2）远东方面军（司今为普尔卡耶夫大将）改称远东第
2方面军；
（3）瓦西里耶夫上将作战组改称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司
令部；
（4）任命伊凡诺夫上将为远东苏军总司令的参谋长。
约·斯大林
阿·安东诺夫

这份训令需要说明的只有一处，即关于远东军总参谋长伊凡诺夫的任命问题。这个任命所以这么晚才到达，是因为在此之前华西列夫斯基和斯大林之间一直也没找到总参谋长的合适人选。起初，斯大林曾向华西列夫斯基推荐后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长扎哈罗夫大将来担任。后者一到赤塔就与扎哈罗夫本人谈了这个意见，但扎哈罗夫认为还是他现在的岗位更能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他希望大本营考虑一下他的个人意见。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都很尊重他提出的理由，又考虑到他曾长期与马利诺夫斯基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就同意了他的个人意见。此后，华西列夫斯基还就此征询过他的同学和同事库拉索夫大将的意见，但后者也请求最好不要改变他的职务。这样，到最后，斯大林就给他派了伊凡诺夫上将来担任此职。

8月3日，当斯大林由波茨坦返回莫斯科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就向他提交了一份关于整个战役准备进展情况的工作报告。其中也部分谈到了他对有些部署问题和最后发起战役日期的建议。

他说，截至现在，进攻的全部准备工作已经接近于大体完成。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第39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已经进入距蒙满边界只有50—60公里的集中地域，它们与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及该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完全可以在8月5日晨开始进攻行动。远东第1和第2方面军的各突击部队也将于6—7日前完成进攻的全部准备。太平洋舰队将在5—7日间做好充分配合作战的准备。他还提出，请派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前来负责协调海军和陆军之间的行动，并请求以人员和装备，特别是坦克来加强各方面军的突击集团。

他建议说，我军的进攻不得迟于8月9—10日越过各地段的边境线。他解释说，需要利用后贝加尔地区最近几天的好天气，以便使我空军和坦克部队充分发挥其威力和作用。虽然滨海地区仍在下雨，但道路和构筑良好的空军机场仍可使用。只有海军机场情况较差，它被雨淋坏了，但预计到8月6—10日滨海地区的天气也将转好。他还说道，拖延开战时间将对我方不利的另一个原因是，侦察部队发现了驻“满洲国”和朝鲜的日军有变更部署的征候。7月下半月内，该地区敌军已由原来的19个师增加到23个师，作战飞机也由原来的450架增加到850架。此外，敌在索伦和滨海两地区增加步兵部队。他担心是否日军已经侦知了苏军的战役意图。

他还报告说，现在各前线部队的兵力情况和兵器情况是：已准备好的作战部队计有150万人左右，拥有290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约5200多架作战飞机。

最高统帅部对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极为重视，斯大林又派总参谋部做了再次计算，结果认为这一切完全可行。最后，采纳了华西列夫斯基关于在8月9—10日开战的建议。

8月7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华西列夫斯基发出了战前的最后一道训令。训令说，所有远东苏军必须在8月9日开始行动；各方面军的航空兵的战斗行动从8月9日晨开始；太平洋舰队必须在8月9日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并完成布雷行动。

然而，就在此间，在华西列夫斯基的总司令部一个工作组里发生了一桩令人十分震惊的事情。它差一点儿没把整个苏军的全部行动泄露给敌人。这是由该工作组里的一名违反保密制度的愚蠢的中校所干的。

原来，8月3日，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什捷缅科上将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它是由《红星报》编辑部转来的，写信的人是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老记者。信的外表与普通的读者来信绝无任何不同之处，但一打开读起来，确确实实吓坏了作战部长。

信中写道：

是非常情况促使我这个老头子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在7
月的最后几天，在有20多名与军队无关的人员在场的一个公
共场所，一名官衔为中校的红军军官十分卖劲地炫耀自己，同
时还泄露了军队和国家的机密。他姓波卢比或戈鲁比，名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据他说，目前似乎正在加紧对日作战，
并往远东派去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群总参谋部的军
官来领导这次对日作战行动……
……应该让他懂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国家的利
益要比这个年轻人的幸福宝贵和重要得多。
此致
敬礼！
记者彼得罗夫

写信人提醒总参谋部应找出这名军官并对其施以惩戒。

什捷缅科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华西列夫斯基，但是他没有去报告斯大林。于是，调查工作在总参谋部和远东军司令部两边同时开始了。很快，这个人被找到了。原来他是被选派到华西列夫斯基的机构中的一名工作人员。同时还查明，他当时还讲了许多关于与华西列夫斯基有直接工作关系的一位将军的情况，以及大本营对这次对日作战所采取的某些措施。

当然，结果是立即把他从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军司令部抽调回了莫斯科。随后，他被清除出了军队系统。

要知道，当时日本派到远东地区活动的特务和谍报人员是非常多的，这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啊！幸运的是，后经查实，这个饶舌鬼所讲的那些并没泄露到彼得罗夫所提到的那伙人的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