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子随笔

第一帝国起于黄帝 第二帝国起于赢政,第三帝国发于孙中山,至今尚未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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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笔记

(2006-11-14 23:04:50) 下一个

【论语】读书笔记

 

 引子:论语是孔子儒家学说的汇集。是中华文化的一座里程碑。论语产生的时代是没有任何外来文化影响的纯中国文化,读透论语能知道中国人之前做了什么,之后想要做什么,受到外来文化冲击之后,会不会发生方向性转变,发生了转变,转变到哪里去,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世界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好一些,由是,我边读边想,做此笔记。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己不愠,不亦君子乎?

  微子曰: 此节孔子自述自己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一种君子、学者的风度与风范。春秋时期,书籍的藏量不是很大,文献的记载也不是很详尽,所以读书要反复学习、研究、考证。作为早期一代学者的孔子要对某一段文字反复揣摩、探讨、认证。孔子研究比较多的是“礼”,当时的“周礼”应该比较详备,但是,夏礼、殷礼就未必太清楚,所以,他就要学而时习之,从早期的文献中发现新问题,由于孔子热爱他的研究事业,所以“不亦说乎”了。第二方面,孔子作为研究政治的学者,一生都有出仕的志向与倾向,所以,喜欢交往,喜欢结交各类朋友,尤其喜欢一些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交往,多一个谈论伙伴,多一个宣传自己主张的人,同时,也能在交流中学习别人,补充自己。这种真切的学者风范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一种学习与交往的风格,甚至是世界性的喜欢政治的学者的共同风格,所以,读书人到一起,谈得兴奋时总有一种“有朋聚,不亦乐乎”的感觉。第三方面,作为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不是天生就有官方的认同,读书、学习、研究,非常希望别人承认,出仕与隐居的矛盾会缠绕知识分子的一生。孔子祖上虽然也是公侯之家,但移居鲁国后就是一般的平民了,他3岁失父,17岁失母,未成年就自己独立于世了,所以,他最初读书,绝对是想谋事、想做官。但是,一直到50岁之前都没有做官,这对一个一般的读书人的打击应该是很大的。但是,孔子在书中找到了乐趣,找到了研究乐趣,尽管他的才华还不被人识,他平生所学尚无重用,但是,读书使他获得了更高层次的修养,他期望出仕,但不急躁、不困惑、不在期望中怨恨,随遇而安,所谓安于道,守于贫。我是君子嘛,不要以一己之私怒天下,人们没有发现我,也不要气恼,是金子总在发光的。是故,“人不知,己不愠,不亦君子乎”!

  作为思想家的孔子,在哲学上没有什么建树,他一生中围绕“礼”而谈,谈道,礼之道,谈德,礼之德。谈仁、谈忠、谈信等等。是伦理,也是政治,是政治,也是伦理。礼是什么,礼就是早期国家的宪法、宪政、宪体、宪令,礼也是早期仕民的道德规范。没有礼,人类社会就会回到蒙味时代,回到野蛮时期,所以,作为政治家的孔子把礼看的比什么都重要。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微子曰:此节主要谈“孝”,孝是孔子儒家学说的大目录,子纲。也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伦理。孝字,是中华文字的独有词汇,在西方文化中没有这个特定词语。从一个孝字,我想了很多。它代表着早期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独特之点。以及区别于其它文化的重要文献性标志。孝,第一标志是父权,第二标志是族权,第三孝之上延是忠――君权的标志。所以,中华文化的开始就是从这三权的确定开始的。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学者仿效西方学者的历史模式来确定中国文化发展史,深感误入歧途。西方文化从一个抽象的爱字,创立了蒙味后时期的伦理与政体形态。亚洲的华夏民族从感性的孝字开始,孝下延为悌、为义、为信,上延为忠,忠、孝(悌)、义、信使中华民族进入了文明时代。

当前世界的主流人种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等三大人种,即人类的原种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承基因而无限延续。各自的先民由于基因类型不同,在不同的区域发生了不同的文化。相互之间在没有进行交流之前,文化的样式、文化的历史走向必然是多样的。马克思堆在白种人的欧洲之中,看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预测将来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作为中国人,仔细地品味一下黄种人的亚洲之中国的历史进程是什么样子的?我认为,和西方决不是一个模式,至少早期没有经过文化碰撞与与交流之前不是一个模式。从文化特征和其内涵来说,中华民族实际的走向将分为三个时代,第一时代是三皇时期――文化始期,第二时代是黄帝――周赧王的2000多年间――文化中期,第三时代是秦始皇――宣统皇帝2000多年间――文化后期。然而,在第三时期遭遇了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使历史发生了方向性转变,由此进入了中华文化的新生阶段。

第三时代两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第一次魏晋时期来自佛家文化的冲击,但是,佛家文化与儒家文化有很多共同点,在撞击过程中很快就融会一处,所以,历史没有发生方向性的转变。但是,第三时代的晚期,自鸦片战争开始,受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这次打击是濒临销毁性的,它使历史的发展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试想,如果没有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介入,中国将在家天下的王朝更替中周而复始的运转,不会产生资本、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会有民主、自由、共和的诉求。不会有蒸汽机技术、技术进步、技术的扩张性发展,家天下的王朝统治秩序一代比一代“完美”。可谓江山铁统,越来越铁。那么,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进入了新生阶段,而携带几千年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国国人进入痛苦的选择。第一次选择从黄帝到大禹,历时100多年,最后,进入家天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治的君主时代,第二次选择从春秋到汉初,历经500多年才稳定进入中央集权的帝王时代,第三次选择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开始,如今已经100多年了。其中康梁变法,百日维新流产了;孙中山革命,建立中华民国,让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毛泽东共产革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仍然与西方主流文化存在巨大差异,50多年来,改革、改革、再改革,羞答答一步步偏向孙中山指向的路,迟痒痒一扑扑奔向西方主流文化的怀抱。

为什么说一个孝字看到了中华文化的形成,让我们追索一下中华文化的缘成历史。第一时期是三皇时代。三皇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燧人氏发现了火,欧洲的普罗米修斯也许在同一个时间也发现了火。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历史没有详细记载。但是人类是从不知道火到知道火的过程中走过来的。连火都不会用的时代肯定是蒙味时代,人与飞禽走兽在同一个层次中拼死拼活,三五成群,散居着很多部落。疾病、野兽攻击、洪水、饥饿、近亲繁殖等等都会整体性消灭一个部落。这个时期是自然通吃阶段,地球完全遵守自然法则,人类任自然法则而生生灭灭。燧人氏部落发现了火,创造了新的饮食文化,疾病减少了,有了抵御野兽攻击的强有力的武器,作为一个优秀的人类部落开始规模性发展。规模性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加,人类文化迅猛进步,在这个部落的后期中出现了更加优秀的部落――伏羲氏。

伏羲氏,中华文化的始祖。他制定了亚洲的黄种人最初的伦理制度,建立渔猎技术体系,开发了文化娱乐方式,确定了父权的家庭体系。伏羲氏在早期对人类的贡献是:第一、建立了基本的人伦制度,避免了近亲繁殖,使人类开始优生,减少疾病;第二、发展了渔业技术,与原有的狩猎技术结合,使人类的生活有了基本的保障;第三、发明了音乐及其乐器,人类在一起居住,不但有了物质生活,并且开始了精神生活;第四、他建立的文化使中国先民率先从其它种生物中脱离出来,开始在自然法则之上建立了人类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地球上除了自然法则之外有了人类的第二法则。自然通吃法则减弱,自然法则与人类法则成为一对矛盾而存在;第五、伏羲氏应用了人类早就存在于人类的基因中的智慧,人类创造性活动开始。第六、伏羲氏奠基了中医药学。据史料记载,伏羲氏的活动时间160年左右,应该是公元前5000年――4800年间。

神农氏,中华文化史中第一个大科学家。农学家,中华农业的鼻祖。医药学家,中医药技术的奠基人。最近某些历史学者考证,神农氏历经8个炎帝,500年时间,与黄帝中原逐鹿的是神农氏的后炎帝。从这些资料推断,中华民族的三皇时期发现、发明、发展了很多辉煌的技术与人文体系,比较突出的三大技术是火、医药、农业,在政体形态建设方面,制定了以父权为主的家庭体系,和以近亲血缘关系的部落管理体系。伦理、农业、医药的三大体系的建立,使人类获得自由发展机会,人类在数量上开始迅速扩张。我没有机会读过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但是,就一般常识而言,消除近亲繁殖的人类在有食物、医药、和平政体的保护下就完全进入正常的繁殖状态。正常的繁殖状态至少应该是:一而三,平均每夫妇二人生6个子女,三男三女;40年一代;假设繁殖基数100400年后,10代 ;100乘以310次方则1700多万了。中国自汉至明人口始终在1000--2000万之间 。因此,神农氏晚期,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上升,自然开始对人类使用第二法则:资源有限供应法则。

伏羲氏的伦理就是从家庭开始的,那么中华文化业就是从“孝”字开始。孝,从形体上分析,是土与子的连带、继承,是父权,有子说,为人孝了就不可能不忠了,所以,父权是君权的基础。夏礼、殷礼、直至周礼,都是在逐渐完善“孝”这一关系,后来儒家就更加明确地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逆向推知,小家是夫权,大家是父权,国家是君权。所以,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道,是什么,很抽象,以后再体会吧。

君子,孔子是如何定义的,在以后的篇节中经常谈到,也放在以后去探讨。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仁矣。” 

微子曰:此节将“仁”的概念第一次提出来,然而,没有明确定义,这就是早期中国的思想家缺少逻辑方法,以致他们不能成为哲学家,仅仅用排除法说“巧言令色”不是仁。但是,从这里能看到一个端倪,也就是在当时有很多人不是仁者,但总想冒充仁者,他们巧言令色,装腔作势,说的非常好听,而做起来是另一套,所以是伪仁者。在孔子的学说中,仁,一是作为一个独立概念,其次,具有仁的人为仁者,施政方针以仁为核心为仁政。仁是儒家学说的大概念。在孔子的印象中,周公旦是仁者,文王是仁者,尧舜是仁者,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王与周公施行仁政。黄帝是圣者未必是仁者。

所以,仁者、仁政是中国早期的雏形的民主人士与民主政权。

孝,爱父祖;悌,爱兄弟姐妹;义,爱朋友;忠,爱君;仁,爱民,甚而爱天下之生灵。所以,与仁相比,忠孝节义都是小爱,只有仁是大爱。仁,与佛家的大慈大悲等同,与基督的博爱等同。所以,仁者爱人,仁政爱民。但是仁政与当代的民主的最大区别是,仁政是靠施政者的仁人之心而或可爱民,民主是民与施政者有“签约”,施政者有“签约”制衡必须爱民,作为中国早期文化的不足就在于总是寄希望出现仁者总领天下,而没有设想总领天下者必须用制度去约束他必须施行仁政。

那么,我们作为孔子的后中国人,就不要放弃仁,不要放弃对仁者的思慕,不要放弃仁政的追求。而继续要做的就是如何使仁政永续,如何使仁者永出,如何使仁者而成为执政者,而不仁者、伪仁者,尤其是巧言令色的伪仁者不能成为总领天下的执政者。

1.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微子曰:曾子,曾参,孔子的好学生,后来写过“孝经”而成为圣者之一,家族与孔、孟、颜合而为四个圣人家族。但是,孔子反复夸赞过颜回,而没夸过曾子,看来,曾子在修养方面一定要逊颜回一筹。

曾子的天赋修养不如颜回,但后天很努力,一日三省,可见其修养的功力。

为人谋而不忠乎?-- 属于人文修养;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属于人品修养;传不习乎?-- 属于文化修养。

我一个同学十年加拿大生活有个感慨:你买西人的车,他的车有什么毛病,他会一点不隐瞒的都告诉你,你买东方人的车,无论是中国人、中东人、东南亚人、甚至南韩与日本,他的车的毛病能够瞒住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这就是人文修养,用中国话说,就是奸诈与不奸诈。为什么现在的西方人与东方人有如此之区别,是来源于基因,还是来源于社会生态?!如果来源于基因,那就没治了,如果来源于社会生态还可修补。这方面寄希望历史学家去考证吧。

但以我的浅薄历史知识觉得,中国在春秋之前,人文素质应该很好的,被后中国人嘲笑的宋襄公与楚国打仗,就要等楚人过了河,摆好阵势才开战,我感到宋襄公遵守的是与人谋而忠;用现在的话是遵守潜规则,用我们老乡的话说就是“讲究”。齐庄公被崔杼杀了,太史(国家史学秘书)要记下来,崔杼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儿子来了还要记,太史的同事来了,说崔杼要再杀太史的儿子,那就由他记,崔杼害怕了,不杀了,任他们记。文王时代,画地为牢,划个圈子就把犯人圈在里面;秦始皇囚禁他的母亲,大家以为他不孝,尸谏27人,后来的历史也有尸谏(包括近代的谭嗣同近于尸谏),但每次的人数是越来越少了;中国自从进入帝王的专制政权以来,对于仁者、君子、正直的人施行政治性的生态淘汰,由此使当前的中国国人的人文素质变得很让人不耻!

说个不是事的事,有一次问一个天津人,你们天津与北京离得那样近,怎么说话的口音不一样,天津人不无嘲讽的说:我们天津是军人的后代,北京人是太监的后代。太监哪来的后代,我反击说,太监有了权,有了钱,就把他们的亲属都弄到北京去了嘛――这是茶余饭后的玩笑,早年的北京除了太监还有很多官宦人家,不过,这段玩笑也反映了2000多年帝王的中央集权,乱杀无辜,给中国人客观上造成了生态选择,一些忍者生存下来、一些谄者生存下来,而不谄不忍,或流于贫穷而繁衍数量低,或者被杀掉了。所以,我还是认为,东方人的人文素质差的原因不是基因问题,是社会生态的选择与淘汰。

我的青少年时期是我国全面公有制时期,那时农村是生产队,在农村长大的我和我的伙伴们在心理有个潜规则--占点生产队的便宜不觉得可耻,生产队的东西是大家的嘛,所以,晚上去偷生产队的瓜,秋收时借劳动的方便偷点小东西装在兜里都没有良心的谴责。

最近,锦涛胡主席提出八荣八耻论,我总是记不住。我觉得十荣十耻也难以概全我们应该知道的荣与耻,而一句“为人谋而不忠乎”,作为耻之纲,还需要说目吗,目,由诸多平民知识分子去全面扩充也许更好一些。

当前的中国国人为人不忠的行为比比皆是,说大的,偷税漏税,生产假药,骗取贷款,买官卖官等等;说小的上车拥挤,买票不排队,等等,等等。

有些人也许总想有大作为,谈民主、谈自由、谈宪政。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首先应该谈“为人谋而不忠乎”。如果我们的国民素质是为人谋而不忠,又安谈民主与宪政?那就如用我们中国人的粗糙的家织布作西人燕尾服一样不伦不类。当然,民主、自由、宪政能够改变人文素质,改变社会人文状态,两者有互动的一面。但是,谈民主、自由、宪政就不能不谈人文素质,离开人文素质的提高谈民主,就会把民主、自由、宪政束之高阁而陷入空谈。

曾子与孔子都是当时社会的平民阶层,作为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憧憬一个和谐的平民社会,曾子身体力行,用现在的话说是从我做起。可叹的是后儒学几千年没有把这句至理名言当作重要的事件,人们重视的是曾子三省吾身的形式而不是内涵,也许也一省、二省,但省的却另一回事了,一般当官的省的是:今天是否得罪了上级?贪官省的是:我拿的钱是否安全?平民小知识分子省的是:我的礼应该送给谁,应该把谁作为靠山比较把握,很少有人想,或者一天一想,或者一周一想:“为人谋而不忠乎”!

“为人谋而不忠乎”,属于内修,它应该来源于人的宗教情愫。(未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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