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郎咸平谈当今中国社会的险象》一文（见附录），觉得朗先生的言论给人一种痴人说梦的印象。

郎先生在文中痛心疾首地写道：“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郎先生的赤子之情跃然纸上。然而，对于如何根治中国的政府腐败行为，郎先生开出的药方却让人难以苟同。郎先生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放弃对北京市官员的阿谀奉承，和我一起大刀阔斧的批判北京市的腐败行为”。但事实上高呼几声“反对腐败”会有收效吗？

睿智如郎先生之才者不会不知道正是绝对的权力导致了绝对的腐败。当权者的权力来源如果不是来自黎民百姓，那么他就永远都不需要对民众负责，他只要向施与他一官半职的上级领导奉承献媚就可以继续为所欲为了。所以说中国的腐败根本就是制度使然，只有彻底放弃一党专制的社会制度，腐败的势头才有可能被遏制。

朗先生又对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助桀为虐的恶行怅惋不已。难道郎先生不知道他们的“话语权”是谁给与的吗？如果是人民给了这些知识精英话语权，他们就会不得不为人民的利益奔走呼告。但在中国的现实是，这些人的话语权统统都是共产党施舍的。这些所谓的“精英”怎么可能为了民众的福祉去惹怒那些罔顾民众权利的、党的各级领导人呢？

纵观郎先生全文，我们可以看到他还在奢望中共中央的反腐败会有成功的一天。我对此不禁哑然失笑。试想想看，一个身患恶性肿瘤的病人，需要进行根治性的大手术才能得救，你偏偏让他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这能成功吗？郎先生在这篇文章里的观点就好比建议这位病入膏肓的患者既当麻醉师又当外科大夫、然后自己来给自己进行一次根治术。这不是痴人说梦是什么？

郎先生，您的春梦也做得太久了，早就应该醒来了。



附录：

《郎咸平谈当今中国社会的险象》

我最近虽然没有在媒体发言，但我关心这个社会的心却从未稍歇。近来北京市发生的毒大米等等一系列官员腐败事件让我感到怒不可遏，痛不可堪，不得不再次提出我对这个社会的呼吁。面对不断恶化的社会现象，庙堂常常只是一味着急，民间也只是简单地咒骂。但是我希望我所提供的批判角度不同于以往，我认为我们仅仅是呼吁杀贪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系统地解决问题。而北京市事件所引发的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警惕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引发我关注的事件缘由。最近从媒体上获悉北京出售毒大米的消息，让我惊愕不已。所惊者，世风日下，有人居然丧尽天良、不顾苍生百姓生命安全而牟取暴利；所愕者，此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处于首善之区的堂堂粮食主管部门──北京粮食局。根据此事件之专项调查组的调查，2003年4月北京市非典疫情严重之际，主管北京市粮食局的副市长陆昊决定由粮食局购入29.2万吨陈化粮作为粮食储备。今年春节后，该副市长再次决定将陈化粮销售给公众。陈化粮含有超量致癌物质黄曲霉素，因此发售陈化粮几与投毒无异。

向公众出售毒大米事件是一例典型的体制内腐败行为。有关官员不仅借助行政权力的便利为己敛财，已经到了罔顾广大无辜民众性命的地步。更为令人发指的是，事件被调查出来后，相关责任人不仅不考虑尽快向公众宣传，保证居民的身体健康，反而封锁消息、文过饰非。所谓的主管部门和主管市领导，先不说是否做到了廉洁奉公，不说是否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就连起码的"不要害人"这样的基本做人原则和良心都没有了！

惊愕愤怒之余，我倒联想起前些日子我专门研究过的香港嘉利来股权纠被抢夺案，突然明白，北京市发生这样那样的荒唐事情，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以北京市内部腐败势力之强，气焰之盛，卖毒大米其实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起来毫无顾忌的恶性事件。

且看2000年，社会恶势力垂涎于香港嘉利来的股权，于是勾结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竟诬陷香港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将香港嘉利来拥有的合作公司的股权"批送"给合谋团伙中的黑势力。香港嘉利来彻底失去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东地位和自己依法在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益。嘉利来愤然抗争，先后依法向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即现在的商务部)提起行政复议。最后，法律给了嘉利来公司一个公道，但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虽然北京地方政府表明上口口声声正在履行中央政府决定，但是具体的各个部门就是不归还嘉利来的股权，法律的判决至今还是一纸空文。嘉利来至今仍然什么也没有拿回。盖有国徽章的严肃行政决定，在北京竟然可以荒唐如斯地瞒骗！

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其中是非曲直的案件，在海内外沸沸扬扬，影响如此之恶劣，但掌管商贸的官员，对此毫不理会，执迷不悟，行径无异于掩耳盗铃。现任主管商贸的副市长陆昊，乃毕业于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硕士，他在2003年初当选为副市长的时候，年仅35岁，为建国以来最年轻副部级干部。媒体对此一片颂扬之声，将其看作是选拔年轻干部的好例子。从嘉利来事件处理之上，我一度对其毫不作为甚至包庇纵容跨部门作恶的行为难以理解。但是经过这次毒大米事件的揭发，我猛然醒悟，原来这群蟊贼硕鼠，从来就是不顾天下人心向背，更罔论国家利益公众得失，其所看重的，只是一己一群人的私利。

恶性事件一再发生，令我莫名悲愤！这样的官员、这样的行为，我真的闻所未闻。由此可见，体制内腐败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和行政能力，不下狠手、不出重拳、不下重典，是难以震慑这股腐败势力的。

中央这几年一直在致力于反腐。腐败会亡党亡国，没有人比国家决策人物更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反了这么多年，腐败官员仍然层出不穷，前赴后继，丝毫没有减少的趋势，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引发另一个问题，腐败难道仅仅是制度不健全、个别官员道德水平下降、法制观念淡漠所致的吗？除了法律法规，我们的整个社会和民间就无事可做，就没有什么制约力量吗？其中，最令我担忧的就是一方面体制内腐败屡禁不止，另一方面民间道德风气败坏，原本的正义呐喊之声日益微弱，并且二者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形成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

我中华民族原本应当有这种力量。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针砭时弊、匡扶正义。但现在，当腐败渗透、堕落侵蚀的时候，你看到还有振臂一呼的知识分子吗？毒大米事件发生后，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北京市封锁消息不知情；而有一部分人对于官老爷的所作所为噤若寒蝉，大气不敢出一声。更让人心寒的是，我们现有的一大批把持话语权的"主流"精英人物没有一个出来说一句。中国的民间舆论主流，精英知识分子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立身之本，对大是大非的事情，已然失去原则和立场。

我最近留意到一篇名为《北京的眼睛》的长文，作者是一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北京人，他在文章之中对于近年北京的荒唐事件进行了沉痛的分析，圆明园防渗漏工程敛财，" 831 "黑幕私分囤积土地，旧城改造摧毁老城传统，凡此种种，都是令人发指直接侵害公众利益的恶行。

但是同时，我很奇怪，包括北京大学的着名张维迎教授在内的各位精英身为北京市民，却为何能对北京近年发生的怪现状坐视不见，置若罔闻？我仍记得这两年国企改革大讨论的时候，张教授等人对于既得利益者的保护声嘶力竭，动辄以"无耻"的字眼批评改革反思者，甚至荒谬的提出政府官员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我想请问像你们北大校友陆昊之流到底是改革的受害者呢，还是假改革之名对民众施以毒手的侩子手呢？我想请张维迎等诸君高呼"善待企业家"之余，能否先考虑"善待北京市民"呢？我很沉痛的向北大校友高呼，某些不肖的北大师生正在一步一步的玷污着北大百年清誉，而成为体制内腐败与民间堕落的恶性互动的发源地。但我宁愿相信张教授等学者一贯心怀国家大业，一贯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对于发生在家门口的毒大米等等丑闻，是不是应该出来说一句呢？一家不扫何以扫天下！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权益都受到威胁的时候，精英们不能再忙着做企业顾问或出台企业家论坛奢谈民族兴衰大计了吧！我想你们应该放弃对北京市官员的阿谀奉承，和我一起大刀阔斧的批判北京市的腐败行为，为了你们口中的信念。

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险象就在于此。民间有话语权的人不负责任的自甘堕落，与体制内腐败上下呼应。二者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真正左右民间舆情的重量级人物会炮制这样的观点：腐败是好东西，是次优选择，它能促进经济效率和增长。民间精英为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对腐败坐视放纵，继续提供一个制造更多腐败的温床。这种制度内腐败和民间堕落的并存与互动，成为我国当前风气败坏、秩序混乱、民怨沸腾的重要原因。

年年岁岁，民间对于澄清吏治冀甚殷。最近中央严厉整肃官场各种恶劣，而对于生活腐化的北京副市长刘志华的处理，单刀直入。而天津市检察长以及各地的大小贪官落马，更加是大快人心。而在此，我们呼吁各方有识之士，不应再坐视腐败与堕落的恶性互动蔓延，不仅要清除制度内的腐败，亦需对民间堕落进行整治，以促进形成社会良性的正循环。对待体制内腐败和民间堕落这两种势力，必须分而治之，同样高度重视，正本清源，切不可使二者能够沆瀣一气，互相鼓吹包庇，混淆公众视听。而应尊重法律，绝不为作奸犯科官员寻找借口开脱。政府此时更应该维护党纪国法，动用铁腕，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铲除腐败行为，对于视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危不顾之官员予以严惩。同时，在民间大力提倡、培养正义之风、浩然之气，形成"公序良俗"，再不容许邪气压正，方是天下社稷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