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的人们常常倾向于对过去时代的愚昧落后嗤之以鼻，自以为已胜一筹。我们有很好的理由要求人们在做出这种估量时要慎重。必须承认，多数人福利的增进以及我们这一时代带来的巨大的技术进步确实为人们这种顽固不化的自负感提供了依据。但是，我们的后代们将对这一切做出怎样的评价呢？难道他们不会得出这一个世纪是放荡不羁的野蛮世纪的结论吗？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Ｊ·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本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1．7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这里，若要说这是在回退到那种昏暗年代，那是不贴切的，因为这种规模的大屠杀是一种现代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归因于一种现代的、冷酷自私的逻辑。尤其是那些思想——危险和错误的思想——应该对本世纪这一可怕的统计数字承担连带责任。

　　几乎不曾有过任何一部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更为宏大的、反对这些作为本世纪暴行之基础的思想的作品。这部著作出版于1945年，那时候恰恰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对世界的威胁已经日落西山、反纳粹和抗日战争达到尾声和高峰的时候。卡尔·波普尔，也就是这部著作的作者，后来有一次声称写作这部作品是“他为战争所尽的一份力”。最多可能还有一位同乡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许以其在1944年出版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起过类似的振臂高呼的作用。

　　卡尔·波普尔1902年 7 月28日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与在这些知识分子圈子里如此多的人一样，他的家庭对奥匈帝国的专制政府制度持怀疑态度。由于波普尔的犹太血统，这种态度在他身上尤为强烈。这种犹太血统使得他在部分有影响的、日益热衷于反犹太主义的保守阶层中变得可疑。在他的年轻时代，波普尔最初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且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还变得强烈），但是，当他在战后时期的国内战争动乱中看清了信誓旦旦的“阶级斗争”所表现的藐视人的一面之后，他又抛弃了它。后来他承认，如果事实并未表明社会主义理想与个人自由水火不容的话，他还会一直乐于追求社会主义理想。

　　不过，政治最初并非处于波普尔的知识兴趣的中心。他从1922年开始学习数学和物理，然后修完了木工学专业，然后暂时从教，以便在1930年取得博士学位。1930年，他与约瑟芬·阿娜·海宁格结婚。直至她在1985年逝世，她始终不渝地支持他的工作，夫妇俩携手度过了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