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都思想比较先进，反对中世纪的禁欲观念和神权主义，坚持以人为本位，相信人的力量，力求满足人的情感和兴趣。莫尔当然也具有上述的特征。但是由于多数人文主义者毕竟主要地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不可能在利益上和人民大众取得更大程度的一致。莫尔所以超出同辈，直到今天还享有盛名，其作品还未丧失现实意义，恰在于其能高度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他在《乌托邦》这部不朽的著作中，为当日英国广大劳苦群众所遭受的水深火热的痛苦，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不仅如此，他还指出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并提出具体的办法和措施，要一劳永逸地彻底解决他认为是具有普遍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出丰富的才华，巨大的热情，过人的胆略，并阐述了精辟的见解。

　　莫尔在大学读书时代，已经对希腊拉丁古典文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头角峥嵘，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器重。以后他又和欧洲大陆上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斯（Desiderious　Erasmus〔约1466—1536〕）成为莫逆之交，反复商量问题，切磋学问。书本上的东西以及师友的交往，都对他心智的成长有极大的帮助。而更重要的是，他后来成为一个经历丰富、见闻广博、又颇为留心新事物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英国人，供职本国政府，对于自己同胞在都铎王朝专制统治下所受的苦难，观察直接，了解特别深刻。例如英王对内百般聚敛，巧取豪夺，用刑严酷，杀人如麻；对外好战尚武，不讲信义，妄图称霸于一时。他的一些宠臣，不但不犯颜力谏，反去阿谀奉承，逢君之恶。莫尔最关心而且急于想纠正的，是大批农民被暴力从自己耕地上撵走及因此而引起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贵族豪绅把耕地一片接一片地圈起，变做牧场，用来养羊，提供纺织毛呢需要的羊毛。这就是所谓圈地运动。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累世居住的家园，无法就业，到处流浪，以致或是饿死沟壑，或是流为盗匪。在英王政府的血腥统治下，流浪有罪，讨饭有罪，盗窃当然更有罪，总之，刑律苛烦，百姓动辄得咎，性命不保。在都铎王朝卵翼下的英国大贵族、大商人，为了喂肥自己，不惜和反动政府狼狈为奸，剥削镇压劳动群众。莫尔在《乌托邦》中关于他那个时代——资本原始积累的初期所谓“羊吃人”的情况的描绘非常逼真，令读者为之感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部分地加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