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发表一篇文章，从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与刀》谈到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①。文章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美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

① 金克木：《记〈菊与刀〉—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读书》1981年第6期），后收于作者的《比较文化论集》，三联，1984年。

　　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并出版了特集①。

① 《知性》杂志昭和二十四年四月号：《民族学研究》，昭和二十五年五月，第14卷第4号；《展望》昭和二十六年五月号等。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②。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③。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② 《世界的日本人观、日本学总解说》，自由国民社，1982年，第260页。

③ 《日本人的自画像》1986年2月2日号，副田义也的文章。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