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梦人生，人生如梦，这是苏东坡对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苏东坡人生哲理的核心。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之后，“人生如梦”得到了中国文人方方面面的诠释，魏晋文人慨叹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梦游天姥，白居易从爱情角度去说人生如梦，李公佑宦海沉沦后做“南柯一梦”。苏东坡呢？苏东坡纯粹从生命意义生命形式生命存在的感悟去探究人生奥秘。
梦总是让人想到逃避，想到无奈，想到虚幻，而苏东坡的“人生如梦”则是一种豁达的心态，激进的感悟，积极的试验。
毫无疑问，苏东坡是大儒，但他对佛、道同样染濡均深，但苏东坡又不佛不道，他做的是兼容并蓄。儒家讲究入世，佛家提倡出世，道家追求遁世。经历了人生苦难世道沧桑，好道慕隐独善其身的思想在苏东坡身上起伏出入，这并不奇怪。更何况，佛、道哲学与文人思想结合，本就是宋朝文人的基本倾向，他体验了文人的一种自醒、自觉和自重。而在宋朝，对佛、道的向往，将佛、道二经与文艺结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并不是飘逸潇洒的苏东坡，而是严谨固执的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对佛、道是一种敬仰，敬仰佛、道的节操、经义、生活方式，苏东坡却是一种欣赏，欣赏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担纲，以佛家精神超脱，以道家精神养气，这三句话，虽然有点笼统，但也能说出苏东坡对三家的态度。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会、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
苏东坡“人生如梦”的人生哲理不是突然有一天惨遭迫害悟出的，而是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逐渐成熟的，他早期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种就有痕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现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的思想。而他初贬黄州，写下的《定风波》可以看作“人生如梦”的初步成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都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人生不是梦是什么？
正是有了“人生如梦”的感悟，他才在一贬黄州时苦中作乐：“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戛）杖声”（《东坡》）；二贬惠州，又津津乐道惠州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三贬儋耳，在几乎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能从“总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葱叶送迎翁”的纯朴村俗中，感到“莫作天涯万里客，溪边自有舞雩风”（《被酒独行，偏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的欢欣。感谢佛、道，虽然苏东坡也有“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梦中了了醉中醒”（《江城子·梦中了了》）、“身外傥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白酒新开》）的痛苦麻木、逃避现实的人生悲叹，但佛、道思想的清旷达观襟怀成了苏轼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柱，才让苏东坡找到了更多的热爱生命的理由。因为热爱生命，他才能仕途之失时依然坚守“长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他才能在生活之艰时悠然自娱“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南堂》）；灾难舛途没有愚钝他对生命的灵慧的感悟，艰难困苦不曾消磨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相反，历经种种之后，他更懂得收藏和珍惜一点一滴的快乐，活出了一派天真、一派精彩。
（四）
苏东坡坚信儒家“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三大铁律，世道沧桑人生巨变又让他不得不从佛、道中得到生活的证据，可他信佛吗？信道吗？信，但他只是从另一种思想中寻找寄托和超脱，他绝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士。
如果说他和佛印禅师“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磬）有余（鱼）”的故事属于传说；他带着一个妓女入寺庙，并要方丈让木鱼给妓女算是无稽之谈；他和佛印“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忙。”的故事却是有凭有局。而他晚年多次流露出对“炼丹术”的不信任，又为他不可能成为道士作了注释。想当年李白入道，围着道观疾走三天三夜，这种精神，苏东坡是不屑有的。
李清照评价苏东坡的文章：“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是说他的文章？难道不是说他的人吗？“不十分用力”而成大家，除了说苏东坡聪明还能说他什么？而事实上，“不十分用力”正是苏东坡的性情，也是他成为大家的必然，试想，如果苏东坡事事斤斤计较，时时处心积虑，那还是轻旷神逸洒脱不群的苏东坡吗？
苏东坡的书画俱有名气，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但他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赤壁怀古》开豪放派词风，后来却不复作，这固然和他人生的经历有关，但是不是也有几分不再纠缠的味道呢？
苏东坡与酒的关系最能反映他的性情。东坡爱酒，他的诗词中的酒味丝毫不比李白的淡，但他的酒量实在不如李白，他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言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酒量浅而爱饮，饮而不瘾，这不就是苏东坡吗？而他说“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在《东坡八首》中他又说“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与他绝交的是旧时官场仕途的同仁，“一日无客”不至的“三子”是开酒铺的潘丙，开药店的郭遘，卖竹子的古耕道。苏东坡并不一定要借酒消愁或寄情于酒醉，“客至未尝不置酒”是他的一种礼节爱好，更是他的清逸超妙。苏东坡后来到了海南，自酿自造自取自用，因而取名“真一酒”，酒是“真一”，天底下苏东坡不也是一个“真一”吗？苏东坡哪能不理解其中奥妙，所以才在《真一酒诗》中说：“人间真一东坡老”。
宋朝有妓女陪酒的流俗，每有宴席，必召妓以助兴，苏东坡赴宴，常有歌妓请诗，苏东坡十之八九不会拒绝，他的一生，居然为歌妓写了180多首诗词，但是苏东坡好而不淫，我们很少能从苏东坡的诗词中读到淫词浪语，这与他的朋友，一向以句工词险著称的黄庭坚形成了对比。而他在元丰六年（1083）写下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笔调空灵轻旷，寓意悠远回味，竟然成了他的代表作：“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岭南荒远偏僻生活艰苦，但是有了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当作家乡，如白居易所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种桃花》）。苏东坡深深理解 “心安即是家”的含义，所以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急不躁不温不火，随遇而安无往不快。
苏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不是因为不认真不努力不重视，而是因为“心安”。
（五）
黄州毫无疑问是苏东坡人生的重要一站，不但是因为他人生第一次遭受磨难刚刚从死亡线上走来，也不单是他在这里写作了他一生中重要的著作，还因为他在这里得到了伴随他一生也伴随了他千古的雅号——东坡居士。
“东坡”这个词最早被白居易频频使用，因为白居易也有一个东坡。白居易遭贬忠州（今属四川），曾在城东土坡种花种树，并命名“东坡”，所以才有了白居易很多关于“东坡”的诗文，《东坡种花》、《别东坡花树》、《步东坡》，“东坡”二字被白居易反复吟咏。
苏东坡来到黄州，官饷停发，居家生活困难，幸得黄州通判马正卿帮助，在城东求得“故营地”（放弃荒废的军营）50亩给他，苏东坡就是靠这50亩地度过了艰难的四年生活，也是靠这50亩地让一个名字成就了千古英名。
很多人在考察“东坡”来历的时候不愿承认“东坡”二字与白居易有关，说白居易之“东坡”实是闲适之情，而苏轼之“东坡”则是生活之需。经济基础不同，使他们的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苏东坡与陶渊明的境况更为相似。而恰恰忘了一点，那就是苏东坡对白居易的敬爱，宋人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履行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著，大略相似。”（《二老堂诗话》）苏东坡与白居易是否“大略相似”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苏东坡诗词中多引白乐天却是有根有据，“东坡”受到乐天影响应是不假。
而说苏东坡与陶渊明境况更为相似，看来好像是生活状况、经济基础相似，实际上，苏东坡在黄州和陶渊明在南山更为相似的却偏偏是心情，而不是生活。他们都亲自耕作这不假，而不要忘了，陶渊明是自求归隐，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再去吃那“五斗米”，而苏东坡是被逼无奈，只要朝廷愿意，随时可以再取他性命。他此时的心情和白居易不同，和陶渊明也是不一样。但是，白居易的闲适他不敢想象，陶渊明的洒脱他却向往。可以说，陶渊明是寄托于山水，苏东坡时寄托于陶渊明。
这才有了《江城子》一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这首词的前面有一个序：“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戍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 ”而他复又“隐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成《哨遍》一词，“使家童歌之，时向从于东坡，释耒而歌之，扣牛角为之节，不亦乐乎？”这一段话最重要的一句是最后四个字：“不亦乐乎？”
一方面，从精神上苏东坡有陶渊明抛去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的感悟；另一方面，在黄州，他的确也过上了陶渊明一样隐逸的生活。在经历了冤狱生死之后，苏东坡“乐乎”于田野乡间，这是他灵魂的一个歇息。所以我们在苏轼身上，常常也能寻到陶渊明的影子。有人统计，黄州期间，苏东坡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应和了一遍，“只渊明，是前身”，可见苏东坡对陶渊明的向往。而这向往，其实就是苏东坡身处不幸的精神武器，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生命的另一种乐趣。正是有了这种向往，才使自己没有陷入极度悲观失望之中而不能自拔。陶渊明归隐以后，“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应该会激起身处逆境中的文化巨人苏轼的情感浪花。
但苏东坡与陶渊明不同。陶渊明身处乱世，统治者篡弑频繁，杀戮成性，门阀森严，政治极为黑暗。黑暗的现实已经逼出了像阮籍、嵇康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陶渊明以决绝的态度，远离尘世，有他的社会根源。苏东坡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法也罢，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国富民强。苏东坡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不相容，但他毕竟还有一颗激荡的心，一腔凌云的志，一身燃烧的情，一种积极进取的希望。所以他不会归隐，所以他总是一脚走进隐逸的山水，一脚还留在他热爱的人间。
（六）
感悟苏东坡而不提到王安石是不可能是事情。
好像苏东坡的倒霉时时是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的。“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历来被称为王安石的“朋党”。王安石也因此被吐了一千年的唾沫。在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林先生甚至把王安石称作“王安石那群小人”。
这千古奇怨，其实偏偏是千古奇冤。
历史对王安石重用“小人”多有控诉，最后把重用“小人”的王安石也称作“奸邪”，且不说“君子”与“小人”有时候是一绳之差，有时候又互相转换，就说王安石为什么会重用“小人。”历史之中，最难的是什么？是改革。王安石改革，朝廷地方有几个人支持？改革需要人才，不要说你没有人支持你无法改革，就是没有人去执行你的政令，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王安石一朝重权在握，投奔他的人难免会有“小人”，而改革之难，让王安石必须重用他们。这样一个实在太简单的道理，可我们的学者学家偏偏视而不见。
苏东坡与王安石开始修好，后来决裂，然后和解，在王安石死后，苏东坡扭转笔锋，斥之为“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意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回顾苏王同朝为官，苏东坡曾对“新法”颇有支持；后来上“万言书”，反对变法；苏东坡被贬黄州，积极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王安石回信：“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王安石被贬江宁，苏东坡前去看望，二人谈佛说文，甚是融洽；王安石死，苏东坡《制词》，文采飞扬……
苏东坡斥王安石，这里面主要原因是国家政治问题，他意识到，对王安石的评价其实是对“新法”的评价，而这里面有没有“小人”的成分呢？而在王安石和苏东坡的关系中，一味的斥责哪一个人是不是有失公允？
说到底，这是文人的悲剧，文人和政治结合的悲剧。王安石是文人，苏东坡也是文人。回顾两人的关系，不难看出，他们最为融洽的时候是两个人都被谪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悻悻相惜，敬重有加。一旦牵涉到政治，谁也离不开一幅有色眼睛。
“乌台诗案”历来说王安石做崇，且不说王安石是不是“君子”，就说李定、舒亶、何正臣是不是王安石的“朋党”，这些人拥护王安石改革就是王安石的“朋党”了？那我们今天都拥护改革，我们又是谁的“朋党”？这种推断，实在牵强。而更多的学者学家在分析这件事的时候忘了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宋朝本有派无党。
再说“君子”与“小人”。我们不否认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的小人行径，但“新法”反对派攻击李定“母死不守孝”，说连母亲都不孝的人怎么能当官，就有失宽厚，偏偏有点“小人”之嫌，因为李定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母究竟是谁，他怎么守孝？再说，即便不守又能如何？岳飞以为母守孝请辞回乡还被朝廷差点治罪呢。舒亶却是守孝的典范，反对派也不会说他好，舒亶任地方官时成亲手杀死一个喝罪了酒而追打自己母亲的人。而舒亶是宋朝状元，从才干上说，重用他并不过分。史书记载何正臣并不坏，而他九岁就被赐予进士出身也足足可以证明他的才华。
“乌台诗案”，千古冤狱，而这里面，不是一个“君子”与“小人”就可以概括的。苏东坡冤枉，他的冤枉却不是他的专利，也不是冤枉的极至。历史中没有被冤枉的文人有几个？屈原不冤？贾谊不冤？韩愈不冤？柳宗元不冤？白居易不冤？岳飞不冤？王安石不冤？他同时代的欧阳修更冤，这个发现培养了那么多的大文豪的大文豪，这个宋朝文坛的领袖，这个扭转了历史文风的英才，两次被冤下狱，两次被贬，最后心灰意冷，六十六岁病死汝阴。而他两次被诬告，一次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养女，另一次竟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外甥女。
而诬陷欧阳修的人正是后来攻击王安石的那些人。欧阳修也反对变法，但他与王安石一直关系甚好。而恰恰是那些与他一起反对变法的人两次诬陷他“奸淫”。
王安石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他们两个都能听听对方的劝告就好了。可惜，他们都是文人，无可救药的文人。
以苏东坡之才而无苏东坡之功，这实在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历史的规律。
（七）
但是，历史长河同样不会因为苏东坡无皋陶之功而掩盖他的光辉，苏东坡是“真一东坡”。
中国只有一个苏东坡。
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深厚广博，诙谐幽默；
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而又亲切热情、慷慨厚道；
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所猎之处，尽收皮囊；
他高扬生命的旗帜，生机如春风吹绿，勤于劳作，情趣盎然；
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又谦虚谨慎，郑重庄严，笑面磨难，率真自信；
他热爱生命，关怀百姓，而又享受生命，善待百姓，亲切热情、慷慨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