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小贩的谋生权高于市容整洁权 成立城管执法队伍，集中行使工商、卫生等多部门的权力，清除城市里的小贩，这一制度建立十年来，暴露出诸多问题。如何看待城市管理中存在的死结，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小贩的谋生权高于追求市容整洁的权利，城市管理者乃至全社会都应树立正确的价值位阶观，应在优先满足小贩们的谋生权的前提下，兼顾市容整洁。市容整洁置于谋生权利之上是本末颠倒张学军：在2006年，城管与小贩的冲突如同矿难一样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如同矿难频发一样，城管伤害小贩的事件层出不穷，几乎已经算不上新闻了，只有那些带有谐趣味道的或者极端暴力的事件才能吸引人们的关注，比如成都一女商贩尿泼城管，深圳街头城管扒城管的裤子，以及武汉、北京相继发生的杀害城管的事件。张恒山：城管与小贩的冲突的确呈现着愈演愈烈的趋势，这反映出我们的城市管理是有问题的。政府希望城市整洁有序，表现出良好的文明、卫生市貌，这本来是一种很好的价值追求，但是要客观地看到，中国社会结构表现为城乡二元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获得较快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的发展没有跟上，农民生活水平低下；国企改革也在城市里造成大量工人下岗，他们限于传统的受教育水平、知识结构，缺乏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只有通过做小商小贩谋生或者补贴家用。加上很多农民进城卖菜卖瓜卖土特产，给城市市容带来一定影响，这是客观事实，但城市管理要明确一种理念：我们追求整洁要到什么程度？这里存在两种矛盾的权利，小商小贩谋生的权利和城市追求整洁的权利，两种权利发生了冲突。面对冲突，就要进行价值选择，哪种权利优先呢？张学军：看来几乎所有的城市管理者都选择了市容优先，所以全国城市普遍禁止小商小贩。在中部省份的一个贫困县，为了县城“创卫”，政府甚至禁止农民戴草帽进城，认为形象不雅，有碍市容。张恒山：把城市的整洁置于小贩谋生的权利之上，这是本末颠倒的价值观。卖菜卖瓜卖小吃卖手工艺品，对于当事者个体的生存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种权利当然应该优先于城市追求整洁的权利。我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程度，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善到那种程度，以至可以把城市里面的贫困户、农村的贫困户包起来。我们缺乏有效的失业救济制度，虽然有最低生活保障，但那只是杯水车薪，困难的人们卖点东西补贴家用，这是自力更生谋生存，政府应该鼓励才是。政府应该尊重人民追求良好生活品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和追求市容整洁的权利不在同一个价值位阶上。城市不仅应该完全开放让小贩进来，而且不能限制他们集中于某一区域。一些城市指定小贩只能在某一两个区域经营，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小贩的特点就在于沿街叫卖，集中经营不适合小商小贩。把他们集中在那些人们不常去的城市偏远角落，他们的东西卖不出去，这同禁止他们经营没有什么区别。张学军：允许在一定区域集中经营已经是比较宽容的做法了。断绝小贩生路可能将其逼上犯罪道路张恒山：城市需要管理，问题是怎样管理。管理的前提是要允许小贩存在，不能把一个群体的生路给断绝了。断绝了一个群体的生路，将造成严重的社会隐患，会把一些人逼上犯罪的道路。我们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很多地方排斥小商小贩好像也是有法可依的，许多城市有自己的管理规定。但是，如果城市管理行政立法本身排斥、禁止小商小贩的话，这种立法本身就是恶法。亚里士多德讲过法治的两个原则：1.要普遍守法；2.法应是良好的法。良法体现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衡平考虑。我们的立法应追求公平、正义，照顾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摆正权利位阶。而且，我们不能按人数多少来决定权利位阶。市民是多数，小贩是少数，但谋生的权利优先于其他权利。目前许多城市的立法、执法理念是错误的，缺乏基本的价值位阶观。把老百姓逼急了，他们感觉生活无望了，不动武才怪。恶法的执行者是尴尬的，错误的立法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城管与小贩的矛盾是错误的立法造成的，城管也是受害者，是牺牲品。“素质”歧视暴露城市管理者自身低素质张学军：在这个意义上，北京牺牲的那位城管副队长李志强是值得同情的。在小贩与市民的关系方面，曾有学者呼吁市民抵制小贩，拒绝购买小贩的商品。您怎么看？张恒山：这是昏话，胡说八道。城市市民要对小贩多一些宽容，不要盲目排斥农村人。小贩虽然带来一些整洁、卫生方面的问题，但也给城市生活带来便利。市民不能排斥别人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二元化的社会分割是非常不公平的。对小贩进行教育、管理是必要的，教育他们不要影响交通，不要乱泼脏水，对其中一些不听从教育的也可以罚款，但是不能禁绝他们的生路。教育体现管理者的水准。要在尊重谋生权的基础上进行教育，不能动不动就掀摊子，把他们赶出城市。最近有城市声称要提高门槛，限制低素质人员进入，这简直莫名其妙。你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城市还是你们地方自治的城市？你那个城市是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中之国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们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权自由进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一座城市。另外，你根据什么判定谁是高素质的人，谁是低素质的人？你有什么权利对人做素质等级划分？佛祖讲众生平等。上帝说人人平等。你那个城市管理者竟然自以为高于佛祖和上帝，竟敢划分人的等级，竟敢搞素质歧视。你想排斥的无非就是农村人，农民。但是，没有了农村的支持，没有农民的奉献，没有了全国一盘棋，你那个城市岂能生存。如果真的出台这样的政策，只说明城市管理者自身低素质，缺乏现代文明观念。同时，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违宪诉讼。错误政绩观给社会带来重重矛盾张学军：您在分析市民与小贩关系时，呼吁市民宽容小贩，很多城市也把市民反对作为打击小贩的根据。但是很多时候这只是管理者在强奸民意。禁绝小贩，盲目追求所谓的整洁，恐怕更多的是出于管理者的意愿。张恒山：对，这也正是我接下来要谈的一个问题：错误的政绩意识。在一些城市禁绝小贩的做法背后隐藏着管理者强烈的政绩意识：看看我管理的城市多么干净！没有小商小贩乱蹿的城市！非常整洁卫生的城市！体现我管理有方的城市！上级来检查、视察，对我的城市管理水平、对我的工作能力赞不绝口。在这种政绩意识下，小商小贩们的谋生权被牺牲了。不能说所有的城市都是这种心态，但是不能否认有些地方的市政管理者是存在这样的心态的。这种错误的政绩观害死人，给社会带来重重矛盾。现代社会注重人权，但人权之间会有冲突。一个社会的资源是有限的，如何分配资源用于维护不同的人权，要做到公平正义，否则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冲突。张学军：就是说，人权不是抽象的，它具体表现为某些人追求整洁生活环境的权利，而在另一些人则表现为要生存的权利。张恒山：对。权利也是分层次的，生存的权利是最基本的，因而应该是优先的，即使它只是少数人的权利。在处理小商小贩的售货权和市民的市容整洁权的冲突时，应当是两种权利兼顾，但是，必须是在优先满足小商小贩的售货权的前提下，兼顾市容整洁权。武装城管只会加剧冲突导致恶性循环张学军：现在一些地方通过加强城管的装备来对付小贩，为城管配备钢盔、防弹背心和进攻性武器。张恒山：这是寻求解决问题方法的本末倒置。这种做法只会加剧冲突，导致恶性循环。张学军：您是否研究过发达国家管理小贩的经验，有无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张恒山：我没有做过系统的研究。从多次出国的经历看，那里没有这样的问题。在发达国家，除了少数地方禁止摆摊设点外，绝大多数地方都是可以自由摆摊的。那里的摊贩也很文明，卖的菜都弄得干干净净的，没有垃圾，更不会堵塞交通。在英国的白金汉宫附近就有卖热狗的。张学军：在国内，据说乌鲁木齐的城市管理比较好，城管对小贩相对比较宽容，两者相安无事。有评论认为，是人民的软弱助长了其他一些地方管理者的蛮横和为所欲为。张恒山：管理者要有这样的思维：我们的人民是很好的，他们是通情达理的，即使有少数人不遵守规则，对于他们可以强制，但不能因此禁绝整个小贩群体的生路。管理城市要动脑筋，小贩的生存和城市的整洁是完全可以共存的，两者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比如在城市设计上，为什么不能更好地以人为本，把人行道设计得宽一点呢？人行道宽出一米，就有了小贩的立足之地。张学军：这其实也反映出城市管理者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人行道越来越窄，汽车道越来越宽；广州禁止电动车，有人分析就是为了逼迫人们去买汽车。说到底，这是一个谁能决定管理者的乌纱帽的问题。如果骑电动车、做小贩的这些底层民众能够影响到管理者的升迁，他们会审慎出台每一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