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是白雪皑皑。四、五岁的顽童哪里能理解瑞雪的风情。雪天对他而言，等同于求学路上的刺骨寒风，破陋的教室里永远坐不暖的冰凉板凳。“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窗外积雪坠地的声响，在温暖的睡梦中, 总让人觉得是花白头发的女老师一次次重重敲打在桌子上的教鞭声。

母亲早就起来了，在外间的厨房窸窸窣窣地收拾着。屋顶上炊烟袅袅,,烟囱四周的雪融化后，雪水顺瓦槽流下，在檐口处凝结成了一条条冰柱。孩子蜷缩在被窝的一角。求学的热情在寒冬里一点点冷却，仿佛院子里那棵在风雪里哆嗦的柳树，不知道严寒过后才有春天。

 “下这么一点雪就退缩了，哪里还有出息？” 母亲抓起书包，往里面塞了两个热乎乎的鸡蛋，一把拉起孩子抖嗦的手，冲进了漫天飞雪里。

“一定要好好上课，不认真读书，将来只能和爸妈一样辛苦。记住了吗？” 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很快就淹没在学生们的书声朗朗之中。

雪地里的四行脚印，是童年留下的最深刻的回忆。

北上南下的列车

    盛夏的午夜，火车站里坐着蹲着躺着，横七竖八到处都是候车的旅客，热烘烘的天气仿佛一个巨大的蒸笼。四周嘈杂的声音震得耳膜嗡嗡作响。火车起动了，汽笛的轰鸣声刺破云霄，腾起一柱白色的气雾慢慢消失在黑漆漆的夜空里。十几岁的少年一脸稚气跟在父亲的后面，要搭半夜经过这里的火车去北京上学。父亲将皮箱塞进已经挤得无处立脚的车厢：

“去外地上学要懂得吃苦，比不得在家里有人照顾，能够节省的尽量节省。”

“到了北京就给家里来信。外面的世界复杂，凡事小心。”

父亲一句又一句叨唠个没完。

“知道了。知道了。”

少年不耐烦地别过脸去。转头再看时，车窗外，父亲的身影模糊成了一个白点

列车后半夜经过苏州。有人叫：“看，快看。那就是大运河。”叫声惊动了许多熟睡的乘客。“一条臭水沟有什么好看的？” 隋炀帝修的运河已经停止航运多年了,往事风流只剩了些沉渣烂滓淤塞了河道。似睡非睡地过了半夜，再抬头时，天蒙蒙亮，车窗外已经是完全不同的风景，少年下意识地摸了摸上衣的口袋，里面是祖母用纸包起的一抔红泥。“京城再好，终究是会不习惯的。如果水土不服，就用家乡的泥土泡了水喝。”祖母出身在晚清的一个书香门第，当年她的长兄就是带了这么一包家乡的红泥，坐船去了台湾，再也没有了音讯。

此岸彼岸

     沙尘暴将整个城市蒙了一层厚厚的黄土，让人联想到查尔斯·哈尔滞销积压在出版社仓库里的《工业生态学》上的灰尘。几个居住北京的英国人为了保护四合院四处奔走。陈从周述说着中国的苏州园林在纽约引起了轰动效应之后的激动心情。美国传教士决定在中国的革命老区定居。基辛格告诫美国国会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是对此岸彼岸都有利的决定。

和朋友告别的酒宴上，有点喝多了的同学小周一直对当年教政治经济学的年轻老师忿忿不平：“他真是挺装丫的。在学校里教育起人来振振有辞，现在出去倒外汇做‘黄牛’被抓了。当年他还一本正经抓我考试做弊，给我一门不及格，真他妈此一时彼一时。”一群人七歪八倒坐在宿舍门口，看门的老头絮絮叨叨地抱怨自己时运不济，原来和他同时来北京的一个老乡做了一笔出口转内销的生意一下子发达了。

黑咕隆冬里摸回宿舍，听见同宿舍的小杨盯着股市的曲线分析图兴奋地叫囔：“Nasdaq又开始回涨了。我想这回我无论如何都要解套了。”一直惊诧小杨没兴趣学好ABC，却去换了外汇炒美国的股票：“要炒就得炒国外的股市。中国的股市不成熟。” 刚要睡下，迷迷糊糊中听见他问我：“香港回归，你觉得对中国股市会有什么影响。”我管不了那么多，后天，美国的大学就要开课了，我着急地要赶去报到，再迟了会遭受二十五美元的罚款。

早上起来，我收拾好行李。一箱子换洗的旧衣物，一箱子老得快发霉的中文书刊。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三明治

经济学的课堂里，教授大声地引用某个学者的名言：

“今天我们不讨论经济，我们就无法讨论政治，也就无法讨论文化。”

邻座的台湾同学低声嘟囔：

“我怎么觉得这句话的味道有点像‘谁付钱就替谁说话’？”

“我倒觉得有点类似于将生态系统理论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学者，商人和政治家互相依存互相平衡，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三明治。”

我藏在抽屉里的半块三明治早餐，冷冰冰地没有一点热气。

暮夏的书城，天气也阴晴不定。一堂课的光景，窗外已经换了好几种天气。一会儿太阳高照，一会儿乌云密布，转眼却小雨淅淅沥沥。雨雾中，行人们都裹起了脑袋疾走。

晚上阅读Luisa Maffi的新书《文化生态的多样性：语言，知识和环境》，读得云里雾里。我心想：管它是谁的观点，“多做些事情，少谈些主义。”把书本一扔，我倒头大睡。

中国，时髦的中国

朋友决定回国创业。临走时候一定要买一堆纪念品，说是亲属们千叮万嘱，要他带些贴着洋文标签的礼物回去。

恰逢9/11后的美国，关检特别严格。所有旅客只能随身携带一个小提包。朋友咬咬牙将手里的一袋礼物打包托运，结果行李超重费用比礼物还贵：

“这些洋玩意儿，贵就贵点，国内的人就好这口。”

我好心提醒他，那些礼物的盒子上多半印着“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实在找不到什么真正的美国货。不过店里的人说了，在中国不让卖，版权还是美国的。”

“中国制造”一度在美国引起了一阵“中国威胁论”的恐慌。

    《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林德解释说“中国成为了美国两党政治较量的一个巨大筹码。”在这种游戏里，反华只是为了谋取几张选票，亲华只是为了收获白花花的银票，所谓的政治立场和文明和人性都毫无关系。

美国的TFT工会主席Stewart McMillan在参观完中国之后，给他的制造业的同行写了一封信反驳“中国威胁论”，言辞肯切，却带着极大的优越感：“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和一百年前的美国没有多大区别，只是发展的速度更快而已。”（ “The change that is taking place in China today is nothing different than the change that took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00 years ago except that the pace of the change is many times greater.”）

    临踏上飞机之时，朋友忽然有些迟疑：“我就怕无法适应中国的创业环境，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博大精深。很多时候我都不能够确定眼前的事情是机会还是陷阱。

    从机场赶回学校，在工作室熬夜睡着了。后半夜醒来，听见厕所里的自来水哗哗地流了一地。修理水龙头的工人不停地骂骂咧咧：“Damn it! Made in China!” (操！又是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