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之取代华国锋，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 毛的专权政治的全部弊端，邓是一清二楚的。 但是，毛派政治家的角色定位，使邓不可能站到真正客观的立场上去看待毛、评价毛，大刀阔斧地消解毛造成的一切祸害。 尽管毛曾使自己骨肉离散爱子残废，邓内心对毛有刻骨的仇恨，但他不可能彻底推翻毛的政治。因为这个政治跟邓自己毕生的功业是契合在一起的。文革以前毛做的一切，大部份有邓小平的份。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尽管他们各有过错罪孽，但他们联手建造起来的这架庞大国家机器的结构与性能，对于操控这架机器的最高统治者来说，永远是一架最合意最可爱的机器。中国共产党一直说他们施行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是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最为优越的制度，吃足这个制度苦头的人们也许万难苟同，但站到统治者的立场去看去想，就会感到这个论点非常正确： ----所有的工农商贸利润加上税收全部归入国库，而国库就是统治者的裤袋荷包，他们爱怎么花就怎么花，谁也不能有什么异议； ----所有的军事、外交、内政，大事小事，就那么几个人，或者就是某一个人说了算，谁也不能反对阻挠； ----一切的成就、功劳、荣耀全部归于统治者。他们几个人，或者他一个人，身兼几亿百姓身体、生命、思想、灵魂的总管，百姓只能匐伏听命、交心忏悔，不能有任何怀疑非议； ----统治者永远、绝对正确。人民只能歌功颂德，没有批评指责的资格；谁人敢于出言不逊，地狱就对他敞开大门； ----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可以制衡约束统治者的权势的膨胀和失控。没有不同的声音。连呼痛的悲鸣也被扼杀禁绝； ---永远有足够的自发的粉饰、掩盖、捧场、奉承、喝彩； ----几个人或一个人的意愿，几分钟内就能变成几亿人的行动； 统治者当时的内外夥伴会受到欢呼爱戴，统治者当时的内外敌人将受到仇视怒斥； 对统治者个人私利来说， 世上难道还有更优越的制度吗？ 邓小平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实行者之一。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之一。他当然会维护和继续加强这个制度。 邓自然也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之一。但这只是毛跟他个人之间的事。或者说，是他们几个人内部的事。也可以说，对毛以外的其他人而言，这个制度的确有点问题。但毛已死去，行将取代毛的权位的邓，就无意伤害死了的毛以及从根子上去改造这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对它的第一把手来说，永远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因此，毛死前，实在对邓是多疑多虑了。 邓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所以邓小平主政后，毛的权威荣光毫发未损。 这也正是中国人特有的含蓄内劲之所在。外国人和恩怨分明感情正常的人都难以理解，毛三次贬逐邓、毛狠心整死高彭刘林及无数自己手下的干部、毛纵容唆使四人帮做尽坏事，而邓却尊毛护毛如故。 但是，邓毕竟不是跟毛一模一样的人。品格、本质、个性、作风，都有不同。邓很明白，毛的胡作非为带来的危难处境，必须突围出去，否则必趋崩溃。文革中及文革前，历次运动伤人过众，埋下的仇恨情绪非得立时化解不可，否则就是天大的隐患。如果不能让人民看到新的曙光产生新的希望开始新的生活，邓小平是不会迷醉于人民在威逼下表现出来的拥戴假象之中的。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过体验。文革中，他的一家被活生生拆得四分五散，大儿子被批斗得跳楼寻死，他对文革、对毛，也不敢有半句怨言。但只是不敢而已，只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而已。心里，是恨的。恨小非君子嘛。能不恨吗？那么，数以千万计的受打击遭整肃被下放的干部人民青年学生以及他们的数以亿计的家属呢？能不恨吗？他们的不出怨言，他们的默不作声，他们的热烈拥护，能是真心的吗？ 共产党坐在如此的火山口上，能高枕无忧地轻松统治吗？不能再自欺欺人了。 于是，邓小平在实际上已经大权在握时，谨慎地着手他的局部的改良、弥补、纠偏、疗伤工作。说局部，是指在对整个国家机器一个螺丝钉也不拆不动的前提下，给它做维修保养复健加强的调整翻新。把生锈的部件擦亮上油，把太紧的地方拧松，把过快的速率减慢，把磨坏刮伤的机体填平补齐；该冷却就冷却，该灌油便灌油，需润滑就润滑，当暂停就暂停。 正因破坏深钜历时且久，这个“局部改良”所覆盖的面就相当的广，涉及的对象就相当的多。 许多人从监狱、劳改劳教场所、流放地、农村、边疆，回家了。 许多人去除了头上的政治紧箍咒，从什么“四类”、“五类”、“ 六类”份子变回普通人了。 出版社又可以出版毛泽东著作马恩列斯著作以外的书籍了。 学校又招生开课了。 女人又可以烫发打扮穿后跟略高的皮鞋了。 社会生活在一点一点恢复最基本的常态。人民重获一星半点的最不在话下、最微不足道的部份生存权利。 但中国人民已经欣喜若狂，犹如久旱逢到甘霖，觉得光明终于来到。 也有很多老年、中年、青年人，开始较冷静较深层的反思。也有很多描写“文革”时期以及更早些的“反右运动”中人民所受苦难的文艺作品问世。但总前提无一不设定在“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毛泽东是绝对伟大的。”这一基础之上。 当然，也有大批在文革中非常活跃相当得势的人遭受无情的整肃和清洗。政治形势一有任何风吹草动，总会有一批人滚入沟壑，受苦受难，出头无望。这就是中国的政治特色和社会状况。 张志强接获公安局派出所通知，叫他前往郊区一个不挂牌的关押人犯的地方接领父亲张振雄回家。 我们在本书的第二章里曾经提及，俞家三小姐俞蕴君的丈夫张振雄，在五十年代曾经神话般地发迹。他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医学院，资历尚可，智力却甚平庸；一直供职于沪西一家私立小医院当外科医生，大手术轮不到他做，小手术割不死人，一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薪水，加上妻家的间接输供，小家庭的生活在上海还算是殷实的。一九四七年因人事纠葛他辞职回家，自己挂牌开设内外全科诊所，蕴君就当医师助理；她原学药物化工，在信谊制药厂工作，正好回来自设药房赚那处方配药的利润。当时，由于俞佐伯、程忘言、俞静君的上层社会人事关系，加上张振雄的油嘴滑舌海派作风，更有颇具大家闺秀风范的三小姐亲自接待招呼，同时还聘请几名青春美貌的护士小姐，张振雄诊所的业务一开张便不同凡响；一些献殷勤的小报记者使劲吹捧，张医生便俨然成了原法租界一带高级住宅区的名医；上海滩上没有点身价的人是不敢去他的诊所看病的。 解放以后，政府倡导私人开业医生组织联合诊所，张振雄逡巡不前，因为他觉得一经合并，他的贵族化优势便荡然无存；社会不管如何变迁，旧贵族纷纷破落，新贵族相应产生，为上层服务的行业必然有其存在的需要与价值。所以他拒不参加联合诊所。当然心里是有点忐忑不安的，因为卫生局干部的脸上分明写着“此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字样，凡有例行检查，必定特别严格，百般挑剔刁难是极其明显的。 正在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时，有一位中央军方大人物患病来沪就医，派人传唤张振雄到一个神秘的内部医院会诊。张振雄福至心灵，力排众议，提出截然不同于另外几位名医的治疗方案，经过专家小组的反复讨论，大人物的夫人慧眼独具，力主由张领衔主治，结果大人物不仅化险为夷而且霍然而愈，张振雄顿时身价百倍，成了这对权倾一时的夫妻的心腹至交；接着便被安排进当时在整个远东地区都赫赫有名的广慈医院当主治医生，还兼任军医大学的专科教授，随后更是进了军队编制，成了少校军医，换了住房，出入有军用汽车军人司机；此时张振雄可谓春风得意，以革命军人红色专家自居，再也不把忘言夫妇放在眼里，认为他们是破落反动人物，自己是红朝得意新贵，把从忘言静君家里趁人之危‘赏脸’拿来的贵重家俱珍奇文物将自己的家居布置得古朴高雅气派非凡。张振雄在某种意义上是出手大方的，有时某位高干或要员看中了他家的什么，他马上会慷慨贡献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派上这种用处，是最最得其所哉了；他才不会贪恋一个瓷瓶一个玉雕而得罪一个当权人物呢。于是乎，靠了时运和心机，靠了技巧和奉献，张振雄进入新朝上层，蕴君也左右逢源，与一班高干夫人称姐呼妹，打得火热；那些得自娘家的獭皮大衣、钻石戒指、东珠项链当然是日渐减少，但在革命皇朝，有什么比当人上之人更让人心旷神怡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