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权位迟早要传给别人他是知道的。但是有觊觎之心者是不必做这个美梦的。因为任何人一产生觊觎之心，他就把自己放在毛的对立地位去了。 ----至少这个人是不会希望我真正万寿无疆的。 ----我的病笃、痴呆、死亡就是他的喜讯、福音、吉庆。 ----我魂归阴府之时，就是他龙袍加身之日。 ----当我成了一具尸体时，他就变成了我。他将拿去我的一切权柄、势力、荣光。还可以任意评价我、处置我。 ----他的利益跟我的利益是尖锐对立的。他跟我之间除了敌我关系不存在别的关系。 ----他是全党全国最希望我早日变成一具尸体的人。 ----我如果姑息养奸，不去及时消灭这人，我就对自己犯了致命大错。 以上种种，就是当时中国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的内心思想。 这些内心思想，无非是居于特殊地位者的基本人性的反映。 他们的内心思想导致了他们的一切所为。 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了中国政局的一次一波多折的空前大震荡。 中国政局的这一次震荡带来了这个国家的再一次的人为大浩劫。 这个国家的再一次人为浩劫，又使千百万人民长期苦难临头。 中国民众----处于中等以下文化水准的绝大多数百姓，其实不是对政治饶有兴趣对参与社会变动充满热情的人民。依照共产党的理论来说，政治是上层建筑，而经济是载负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当时中国人民所处的经济状况是食物单调、生活必需品限量配给、所得劳动报酬只够维持最低标准生存所需的窘境。在这种经济范围内活命的人民不会有真正的介入上层建筑活动的意识准备和内心意愿。再说，一百年来，中国几乎没有太平过。战争烽火连绵不断，老百姓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废墟上收拾亲人尸骨，重建大不如昔的生活。他们无力无奈，只能逆来顺受。所以他们渴望和平。不管谁坐龙庭如何统治，不管什么理论什么主义，只要让他们有家可归，有口饭吃，不要有狂风暴雨来颠覆他们的简陋小巢就阿弥陀佛皇恩浩荡了。 所以鲁迅说中国人民是中立的。 他们有什么选择？有什么权利选择？有什么机会选择？ 中国共产党来了，是打过来打下来的。这也并不新鲜并不可怕。大清皇朝就是打过来打下来的，中国汉人乖乖地做了三百多年顺民。北伐统一，也是打过来打下来的，中国人民高兴了一点，因为把割地为王混战不断的军阀敉平了，把战祸铲除了，从此大概有太平日子过了。不料日本鬼子又打过来打下来了，中国人民照样无奈，亡国奴不想做也得做。鬼子投降，规模更大伤亡更大的国共内战又打响了，中国人民在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又死了数百上千万。共产党的天下应该是阳光普照的温暖世界了，因为一切都是人民的。政府叫人民政府，官员叫人民的勤务员，军队叫人民的子弟兵，法院叫人民法院，连钞票也冠以人民二字，叫做人民币。还有什么更能使中国人民高兴的呢？ 但是，中国人民未能如愿远离政治，安心过他们的太平升斗小日子。 共产党的政治，也许正因为是人民的政治，所以一分一秒也不能放开人民。人民不能不对党和政府时时事事表示忠诚拥护，因为反之便是人民的敌人，下场准定可耻可悲。人民不能不跟随宣传文件说话，因为反之就是破坏人民的事业危害人民的利益，岂不成了国贼民贼？于是人民跟着热爱苏联痛恨美帝，跟着批判高饶反党联盟，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右派份子；跟着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英明。过了一阵，又跟着痛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臭骂工贼叛徒刘少奇。人民不必去想不能去问：“这是怎么回事？”反正跟着干跟着赞跟着骂就行。人民跟着起劲地“节衣缩食”援助越南对抗美帝，跟着起来“造 资反路线的反”，跟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后来，林彪又不行了，于是人民跟着诅咒秃驴反革命卖国贼。突然攻打越南了，人民便再跟着歌颂“老山战斗英雄”，跟着发扬“猫耳洞精神”------不仅如此，人民还不得不跟着统治者掀起的旋风对家里的、身边的、周围的亲人、邻人、同事、友人也实施这一套：发迹争着捧，墙倒众人推，得势便趋附，落难就避弃。因为若不如此，别人就会 对自己实施这一套。而这一套是很厉害的，是没有什么人吃得消的。 人民躲避不开政治，摆脱不了政治，这个是非瞬息多变、黑白转眼颠倒、好坏屡屡置换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脑子迟钝一点，转变缓慢一点，个性固执一点，思想单纯一点的人民就往往跟错人站错队讲错话做错事，因此一失足成了千古恨，再也翻不过身来。 所以我们不能不真切感到，这些年来，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普通中国民众生存过程中的一切活动、人际关系的始端生发变化逆转及所带来的爱恨悲欢起落浮沉，一言以蔽之，莫不受掌控中国政局的那几个人的人性表现、关系变化、斗争过程、胜负结果所左右所支配所决定。一两个或几个大人物在桌上室内博弈较劲，吸一口烟，喝一口茶，在厚软的地毯上无声地踱几个方步，动的是脑筋，用的是心机；成千上万的蚁民就在机关校园马路广场拼斗打骂就在原野山地斯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大人物一念所至一时性起，数万数百万数千万的人民就此骨肉离散，生死睽隔。 这，就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处境和命运。 这，正是我们这部描写小人物命运变迁的小说不得不时常从最高阶层人物的人性表现去追溯根源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了解，比林彪全面深刻得多，几乎可以与周恩来相提并论。这也正是建国之初毛给林封帅、把他归为军人，而把邓列为政治人物的原因。 从历史上看，邓向来隶属毛派。他虽曾留学法国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但毛知道，当时由于年龄小时间短，邓并未真正深受法兰西民主思想的影响，而是一个意识形态比较极端的马列主义信徒。邓的汉学基础，也因投身共产党革命活动较早而较浅。 但是，邓是极有智慧极为实际的人。 有智慧，就是知人而识时务。这是一个极高的境界。世上有几人真正谈得上知人？知人，是要有程度、有经验、有眼光、有心胸的。而识时务者，就是俊杰了。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许多人，他们尽管有千种本领万般冤屈，但绝不是真正知人而识时务者。 实际，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简言之，是不虚荣，不作伪，不受迷惑；是能够找到近捷办法解决繁难问题，不被空头教条束缚头脑手脚，是在固守原则的同时而能保有灵活的思路。 毛对邓，凭心而论，是一向很赏识的。 文革之初，毛把邓绑在刘身上一起撂倒，是为了使他发动的这场运动在世人眼里看起来更像一场严肃的路线斗争而不像个人之间的权位之争恩怨之斗。刘邓搭档主持中央党务多年，所作所为无一不在毛的监管同意下着手，哪里谈得上有一条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里分得开撇得清谁的责任谁的过失，所以不能不把两个人一起打倒。但我们只需看一看刘少奇自文革开始未及两年就受尽折磨而死，而邓却好好儿地在谪戍地从事象徵性的轻微劳动连林彪也未敢擅自动他一根毫毛更不必说置他于死命了，由此可知，毛对刘、邓两人的看法和打算是大相径庭的。 毛为了稳住林彪，为了坚持文革的路线斗争性质，把邓放逐多年，直到林彪死后，文革派势力过于膨胀，毛为了平衡老功臣的反抗情绪，就在周恩来的“力荐”下，大幅度起用邓小平，非但不去追究什么“推行资反路线”的“罪责”，一下子委以执掌党、政、军的全面大权。不知内情的外人也许大为吃惊，实质上这就是毛对邓的真实鉴定和到了关键时刻的用途。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是中共执政史上非常关键非常微妙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都已濒临死亡，文革派急于抢夺政权，对唯一的硬钉子绊脚石邓小平发动了最强大的攻势。气息奄奄心力微弱而头脑始终清醒的毛泽东最畏惧的便是太讲实际效果的邓小平可能会在大形势大潮流的推动下采用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办法对待死后的自己，便在他垂死之前对邓发出他最后的无情一击。同时，从他的一贯心态出发，也把亟欲承继大位的文革派视为只盼自己早日闭眼断气的敌人，而把自己毕生苦斗恶斗而得而保的权位交给了从来绝对不曾觊觎过这个宝座的华国锋，从而结束了他的恣意妄为坑人无数的一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