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自家院子里修理自行车的程之朗，就是刚接任厂子的党政领导一把手职位的程之朗。 他还是老样子。快满四十岁了，正是风华之年，面相有点像他的父亲程忘言，而体态却有朝舅父俞佐伯的粗壮魁梧模式发展的趋势。 他衣穿平常，头发也不认真梳理，但不知怎的，身上似乎总有一种上层人物的气质，令人一眼看上去就相信这不是一个头脑愚蠢、知识贫乏、品质低劣的起码脚色。 他已经统揽了全厂的党务和生产的大权。毛主席去世了，四人帮打倒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也理所当然地结束了。事过境迁，回过头来想想，稍有理性的人都会感到，以往的十年，国家民族，家家户户，自己本人，都经历了一个多么荒唐、多么可怕、多么痛苦、多么变态的阶段。十年，在历史上也许只是一瞬，但在个人的有效生命活动期中，却是一个相当大的部份；对成长求学的孩子来说，最佳的学习期就此蹉跎而去，对生命力最旺盛的文体明星来说，攀登颠峰打破记录的契机眼看流逝，对年富力强正出成果的文化人士来说，疲惫乏力的老年期期而来。这十年，中共内部一大批勋业赫赫有勇有谋的文武大员在这次空前的内讧中莫明其妙地丢了脑袋或自毕其生，社会上许许多多在各自的领域中获得辉煌成就的为民族文化增添宝贵财富的科学家文艺家遭到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羞辱、折磨和残害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然而，这样一场太明显太赤裸太典型的争权夺利的自相残杀，被加上动听的称谓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后，却能使多数人相信它的正义和神圣。而接任的党政领导人为了继续操控这具庞大的有效的统治机器，对于这场陷中国人民和一大部份共产党人于血于火的可耻内斗所给的只是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解释并对那个肇事的祸首始终进行最不要脸的袒护。中国的政情国情始终是这样的微妙、复杂和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是非黑白。一切的一切都必须经过掩盖、伪饰、歪曲，一切的一切仍然只能信也要信不信也要信。 将军一直觉得没法跟女婿摊开来彻底一谈。但是，不这样，女婿就恐怕永远也不能像自己那样在这个社会和这个官场里应付裕如。这使他非常伤脑筋。 如果摊开来讲明白，女婿就会知道自己的内心思想其实跟那些被枪毙的反革命犯没有什么两样。这，是不明智的。不摊开来讲透，这个孩子永远不会明白共产党统治的实质。这，也是危险的。在这个社会，你如不想被国家机器绞成肉酱，你就得争取当上操纵这个机器的一员。要么就心甘情愿地充当无脑的奴隶。在这个中国，人，没有第四类品种。 但是，已经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的罗将军终于找到了一个自然的突破口。 一次，他单独与女婿面对时，他出其不意地说，“之朗，我想，在目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政策的形势下，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父母的事了。” 程之朗大吃一惊，手里的香烟差点掉落下来。他内心最禁忌最畏惧的事情就是想到或提到自己的父母。它已成了他身上潜在致命顽症的原始病灶，成了他终有一天身败名裂的隐患。“唔----这----”他 根本没有弄明白岳父的意思。“这----？” “想法子找找，人还在不在？在哪里？是怎么回事？” 岳父的语气使他减轻了紧张。岳父不是追究，而是关心。“怎么找？”他回答说，“早些年，我写去的信，都给邮局退了回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尤其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怕，怕不好找了。” 将军沉吟着。“你家还有些什么人？” “我离家去念大学时，祖伯母----我母亲的伯母----还在。父亲、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有个小阿姨是地下党老革命，一直跟我们一起住，解放后到东北去了。” 将军眯缝着眼睛点了点头。“你父亲没有被捕过？” “没有。是开除公职。学校的行政处份。” “母亲呢？” “判了三年刑。关了几个月保外就医了。” “罪名呢？” “历史反革命。” 将军即刻明白，这两位亲家肯定没有严重问题，甚至根本没有问题。 “你怎么看他们的问题？” 之朗疑惑地看看岳父，不懂他的用意。“反动阶级的历史罪行。我已经跟他们划清了界限。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我走我的革命道路。” 将军半晌不响不动。之朗不知道他是否赞同自己的表态。但认为这样说不会错。 将军长时间不作反应。他等之朗对自己的态度的反应。 “我，----”过了半晌，之朗迷惑了，“这样说对不对？” “这样说，听起来没有错。但像是说给领导听的一种表态。是你的姿态。如果这就是你的真心话，我，作为你的岳父，十几年来又是你最亲近的长辈，听起来有点失望。” “是这样？”程之朗吓了一跳，“为什么呢？” “之朗，我们是亲人。现在是在家里。没有第三者在场。我们之间如果不能推心置腹，那我们不是活得太没意思啦？” 之朗觉得岳父言重了。“爸爸不相信我说的？” “相信。所以才失望。” “我不懂。” “我对你，一向说实话，不说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大道理是我们在公开场合说给群众或者外人听的。是这个社会要求我们说的，规定我们说的。在家里，我们不妨说说真心话。只要你不揭发我，我不揭发你。是不是？”说到这里，将军乾笑了一下。 “当然，当然，”之朗急忙说，“我刚才说的是真心话。我凭良心说没有其它想法。” 将军又不语了。过了很久，他突然说：“你，很疼爱你的孩子。对不对？” “当然。”这个问题又出乎之朗的意料。“当然罗。”他重复一遍，以加强语气。 “那么，你父母，爱不爱你，你们？说心里话。” “当然，当然，这是没有疑问的。” “具体表现？” “关心照顾无微不至。父亲还亲自教我们读书，天天坚持，病了也不停课，”之朗像是沉浸到回忆里去了，“有时候我，在内心深处，甚至觉得，我自己，带教孩子，做不到像父亲那样地尽心和忘我----老觉得太忙、工作重要、有学校教育就够了等等----也许是情况和条件不一样？” “你父亲是----？” “中文教授。几十年的大学教授。后来出问题，调到中学去了。” “他，又是作家？” “是的。解放前解放后，都写过许多文章。” “解放后还写？”将军问。“发表出来吗？” “发表的。许多报刊都有。” “那些文章，有问题吗？” “不知道。我还小。不关心这些。” “唔----”将军在鼻孔里唔了一声。“能发表，大问题恐怕不至于有吧。” “我想是的。” “你母亲----？” “解放前当律师。解放后在中学教书。” “她的问题，是学校搞的？” “嗯----应该不是。我记得，母亲被抓去以后，学校领导来过我家，对父亲说这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他们觉得很突然，很遗憾。这是父亲告诉我的。” “唔。”将军又唔了一声。 之朗等着下文。他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但他说了心里话。这些话他过去从来没有说过。他相信岳父至少不会责怪他。 “之朗，”又过了好久，将军说，“今天我们随便谈。谈心。有什么谈什么。不管它对了错了。我们凭自己的良心谈。我你之间，父子之间，是不是应该这样？” “是的。”之朗谨慎地说。 “我是老粗。没读过什么书。我是指没受过很完善的学校教育。” “爸爸怎么会是老粗呢？”之朗叫了起来，“绝对不是。” “当然，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将军说，“我自习。看书看报，用心看，用脑想。几十年没间断过。同时也观察社会，观察人。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当它们跟社会的要求一致时，我就运用它们 。当它们跟社会的要求不一致时，我就深藏它们。” “怎么会不一致呢？”之朗惊问。 “会的。”将军肯定地说。“常常。” “是吗？” “是的。”将军说，“这，就是我一直想跟你谈而一直犹豫着的事情。” “为什么犹豫呢？爸爸对我，还有顾虑？还不够放心？” “一点也不错。” 之朗大为紧张。“怎么会这样？我，有什么不好的表现？” “没有。你是一个品质纯良的青年。你做我的女婿，我是满意的。晓阳选上了你，我同意她的选择，我不是被动的。” “真的吗？” “我何必哄你？”将军斜睨了之朗一眼。 之朗即刻悟出自己的失言。“对不起。我不是怀疑----” “我知道，”将军打断他，“我知道。我说的顾虑和不放心，就在于你、晓阳，等等，你们这一代的青年，所受的社会教育，怎么说呢？说难听一点，太偏，太功利，太实用，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 说----” 之朗又愕然了。这种话，他的确从来没有听到过。何况它出自一位中共中央委员之口。他只好不作声地听着。 “我，我这个人，出生在五四运动之前。”将军抚摩着自己开始微秃的前额，“我的成长阶段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寻找中国出路的充满思想探索的时代。那时，倒真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各样的 思想都有。有人说帝制最适合中国，有人说改良比较稳当，有人则主张革命。我们年轻人，当然容易接受最激烈的思想。革命思想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李大钊的马列主义。我家里穷，学历浅，很难出人 头地，所以相信马列主义；再结交了一些共产党人，就走上了革命道路。革命的胜利，使我完全相信革命的正义。我现在也是这样认为的。对革命，我没有怀疑没有动摇过。但是，解放以后，这些年来，我 感到，事情的发展，并不像理想中的那样----那样，怎么说呢，那样，那样，那样好吧----” 之朗听到后面，开始心惊了，迷惑了。他微张着嘴，瞪大著眼，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岳父。 “你们所受的教育，主要是解放以后的教育，因此你们的头脑太简单，太偏向。你们根本不懂社会和政治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你们没有别的见闻和知识，没有比较。你们只知道看到听到的关于社会和政治的解释。所以，很久以来，我只好简单地吩咐你们怎么做，要求你们听我的话，而很难把道理向你们说清楚----” “我们只要听话不是就够了吗？因为爸爸的话总是对的。这些年来，事实充份证明。我们是最相信最听从爸爸的。” “不够。”将军断然说。“不够。”他再加上一句，“不够。一个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去行事的人，无论如何是个窝囊废的料子。我是花甲老人了，我能永远指导你们保护你们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