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之后，叶舟坐在 F大学青年团团委书记兼校党委委员唐明珠家的小客厅里时，她的心情已有不同。唐明珠长柳叶舟四岁，原在 F大学法律系读书，是当时该校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她与柳叶舟住得很近，从小认识，也是柳叶舟的入党介绍人；两人既是并肩斗争过的同志，又是无话不谈的密友。解放后唐由党内领导介绍，与一位 从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师长结了婚，师长接任南京军区作战部部长，南京、上海两头住住，人是很斯文很友善的。他们夫妻两人很关心柳叶舟，也曾替她介绍对象，但柳有点挑剔：有的她嫌粗鲁，有的她嫌矮小，有的她嫌太老，有的她嫌木讷；总之弄得部长夫妇失去耐心不想管这闲事了，但他们对这“柳妹”的关爱与友情则是一如既往未尝稍减的。柳叶舟详细地转述了温思齐对她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的求婚过程 ，唐听后不发一言。“你说话呀！”叶舟急了，使劲摇撼唐的臂膀， “你怎么看？” “关键在你。”唐明珠说。“你愿意嫁他吗？” “你想想，我要愿意嫁这种人，还会来找你讨救兵吗？” “这种人，你指什么？”唐明珠点燃一枝“大前门”牌香菸，咳了一 声。她的嗓音有点沙哑。 “我指品质。这人，我是了解的。不管他如今好像发迹了，我心里有 数。这人不是善类。老魏对他也很倒胃口。他的卑鄙是有口皆碑的。” “这我知道。”唐吸一口烟，又慢慢喷出烟雾。“解放以后，一些品质不好的人被吸收进了党内。过去，我们入党，参加革命，是追求理想，至少有一种不怕死的勇气。现在，那种不怕死的人都在自讨苦吃 ，而投机钻营的人则拚命挤进党里来。我们看出来了，但无能为力。有人好像欣赏这种王八蛋。”她说，“老柴也有同样的看法。但他叮嘱我把内心真实的看法深藏起来。老柴说，对外，只能说应该说的话，绝对不能说心里想的东西。我觉得他是对的。虽然令人非常悲哀。 ”老柴就是她的丈夫。“今天，我对你说了心里话了。我们到此为止。今后对谁都不要再说这种话。而且，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承认说过这种话。你不想嫁他，就乾乾脆脆回绝他。说话不要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让他老是抱着希望。” “我是怕他怀恨陷害我。他绝对做得出来。一定会做。” “你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没有！哪有什么把柄？” “那怕什么？” “那是条毒蛇。咬人不讲理由。而且，他现在是我的上级领导了。他要找麻烦，还不容易？” 唐明珠点点头，“这是个问题。” “就是嘛。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日子难过得很。” “你有没有想过，嫁他也许不坏？” “想过。在他，倒是很当真很热切的。他薄待我虐迫我是不至于的。但，人，总不能一开始就抱住这一条底线吧。” “嫁他不嫁他，利弊各有多少？” “怎么能先讲利弊？” “没有办法了。毒蛇把嘴巴张开了，只能衡量利弊了。” “说老实话，不讲心理不讲感情只讲利弊，是利大于弊。但是，我不稀罕这种利。” “你稀罕什么？” “我也不知道。但我讨厌、憎恶、鄙视这个人。这种心理不是什么利益好处可以打消的。哪怕他有金山银山，哪怕他是宰相元帅，哪怕他敬我像祖宗太婆，但是，我还是不能忍受这个人。一想到这个家伙钻进我的床被里来，把我弄来弄去，跟他怎样怎样，还会生出几个长相德性跟他一模一样的小孩来，我就情愿做一辈子老处女了。” “这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动。” “老魏倒是来打过招呼，叫我去他的基建处当行政科长。但我不懂土木，不会理财，去基建处，不就丢了专业？” “专业要不想丢，除非换个大学了。那是不行的。离开这里，去个人生地疏的地方，是很不利的。” “是的。这点我知道。”叶舟说。 “我们的党委书记去了民政局，听说成了个空头局长。那一窝子旧人马，谁听他的？上下左右的老关系十分重要。” “那我怎么办？” “来团委吧。专业先放一放。等毒蛇那儿有了什么变动，再回去也行。” “你不怕跟他结仇？”叶舟惊喜交加。 “我不怕。”唐明珠压低了声音说，“老柴在军区干得很顺，最近 ，总参有意调他上去，已经派人下来商量了。所以，在这个大学里，谁敢跟我作对。” “那太好了，唐姐。做青年工作，我是喜欢的。”叶舟欣喜地说， “又在你身边了，太高兴了。让毒蛇做他的大头梦去吧。” “所以，我说，真要嫁人，还得找穿军装的。官阶要高，老点倒无所谓。这样，你一辈子就有依靠了。” 柳叶舟调去校团委任团委委员兼文体部长。 温思齐的大头梦落了空。 这事使他极为震惊极为恼恨。他本以为美梦已经圆成，只等洞房花烛美人入怀了。这个打击，使他绝望之余，对一切事业成功婚姻美满的人充满嫉恨，一心只想复仇。 他知道是团委的唐明珠在这事上撑了柳叶舟的腰捣了自己的鬼。他打听到了唐明珠的家庭背景，一下子又泄了气。 在这个国家，笔杆子跟枪杆子是较量不起的。 （七） 我国古人在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时候，恐怕指的是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祸福际遇互依互存的关系。到了现今时代的社会生活，这种祸福相倚的原理，竟扩展到了看来互不相关的个人与个 人的存在形态上去了。 程忘言教授这几年来，生活得还算可以。几次险境，都擦身而过，他自己浑然无觉，也就谈不上艰险。内心的颖悟，内心的波澜，内心的失望，只在内心，不曾表述出来，也就无人察觉，无人知晓，等于没有，不起作用。家庭经济状况仍是好的，虽然老底已经空掉，但原籍城里及上海尚有多处房产，仍可收取租金；他本人的教授工资是保留原数的，静君收入少了，但对他们家来说，并不在乎。一个具有丰厚家底的家庭，维持日常所需，其实相对简单，因为无须多事添置，生活用品，衣穿吃用，都有库存，一时不致告罄。忘言讲课之余，练字夜读，教子用功，闲来逛逛旧书店，旧货市场，看到未被店主器重的真正好货，他是不会放过的。解放以后，许多旧日大户破落凋零，多少文物珍藏，在变乱中弄得面目皆非流入小店地摊，那种摊贩店主，当然缺乏知识不具眼光，极有价值的字画古玩，只要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所索价格，往往相当于一包香菸；忘言凭了他的知识眼力，倒也“乘火打劫”到了不少相当贵重的东西，其中有碑帖字画，珍本古籍，也有印章瓷器，名砚旧墨。忘言当然也懂“玩物丧志”的道理，所以也只不过是偶而为之，不去沉湎于中。 忘言并不知道，市长的倒台、公安局长的被捕、校党委书记的调职、温思齐的发迹、柳叶舟的逃难，所有这些跟他本人毫无关系的事件，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他的人生莫大灾厄的始端。 温思齐“失恋”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党委追查当年柳叶舟要求程忘言重写的那份交代材料。他凭直觉断定，程忘言有什么事情让柳叶舟和前党委书记包庇下来了。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此事恰好撞在那个负责保卫及人事的党委委员手里。那人立刻想到这件当年令他纳闷的怪事。因为他的那位公安局的朋友，把他写的专题报告及文件副本转呈上去后，也未见什么动静。他们两人携手合作，在前任党委书记留下的文件堆里翻找了几天，终于找到了程忘言个人历史交代材料亲笔底稿、初稿和柳叶舟授意删改的定稿，还有党委委员本人写给党委的那份命运处境令他十分悲愤的报告。两天之后，他们挖到了金矿：程忘言写的那篇关于胡风的文章、报社转给校党委的附信以及程忘言写的检查。他们急忙手持党委介绍信赶到市公安局，偏偏又碰上那里正在大张旗鼓地揭批反革命分子前局长的罪行，把反革命局长经手过的案件卷宗统统用细筛过滤用放大镜查验，于是程忘言的历史反革命罪行和现行反革命罪行无所遁其形地显现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两个人的兴奋劲儿，真是无法形容；他们与公安局的同志联合写了一份报告，把程忘言、前党委书记、柳叶舟，跟前反革命公安局长串联在一起，描绘出一个从市里到局里到大学到基层支部到历史、现行双料反革命的一个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并请求即刻报批，予以逮捕法办。不料，新上任的公安局长是个革命资历相当丰富的老共产党人，他并无温思齐等人的疯狂劲儿，也无意在这种问题上捞取什么个人政治资本。他另派一位干部悄悄去大学党委实地了解前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以及程忘言等人的情况，据该校新任党委书记反映，前党委书记原则性强，处理问题非常稳当，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无右倾偏向，对程忘言的历史与现实表现，他有过一个专题报告，这是当时直接受命于陈毅市长的一项特别任务。那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之后，陈毅市长专门召集若干著名综合性大学的党领导开了一个会。陈说，“解放了，天下是我们的了，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也是很令人头疼的事。这后面一句话要解释一下。怎么说头疼呢？想想，天下，原先在谁的手里？在国民党的手里。怎么会到我们手里的呢？他们没有抓得住，弄丢了。怎么会弄丢的呢？他们会弄丢，我们会不会弄丢？我说，也会。这就是头疼的问题。我们当然不想弄丢，但我们要是不把工作做好，我们也照样会弄丢。在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给我们打过包票。” “今天，对你们，不谈军事，不谈经济，不谈工业农业，只谈知识分子，因为诸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而且，今天只谈文科知识分子。诸位要知道，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样样落后，唯有一样不落后，那就是我们的文科，或者说，文、史、哲这几方面，我们一点也不落后。我们的孔子比苏格拉底早，比耶稣基督早，比世上一切广有影响的大思想家都早。我们的流传下来的文史哲作品－－在古籍里，这三者 通常是不分家的，在人类文明遗产中，占了多大的比重啊。这一点，别人不懂不要紧，你们不懂就不行。否则，我们的所谓民族自豪感从何而来？当然也不要把我的话曲解为民族自豪感唯有从古典文学里来。总之，这些意思，你们这些人应该是跟我早有共鸣的。我们中国，现在大概共有四亿到五亿人口。我们的文科专家、教授，作家、诗人，编缉、记者，等等，反正就是这一类做研究写文章教书的文化人，又有多少呢？我没有统计，说不出确数，大致估摸，最多数千，不会上万吧。尤其是有点成就有点名望的，我想不会有一万名吧。就算有一万名，那么，以四万万到五万万的人口来看，大家都拜老师的话，四万人到五万人才摊到一个老师。其中除去一多半老人和小孩，至少二万人才有一个老师。而且，有点成就有点名望的老师，差不多都有点年纪了，过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这一万名老师恐怕就所剩无几了。当然我们会不断培养新人，新老师，新专家，但靠谁去培养？靠党委书记？政治委员？指导员？不是。靠的就是那一万名老师。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把从旧社会留存下来的知识分子，不光是理工科技医药化工方面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文科方面的知识分子，看成是我们从旧社会接收下来的财富。不要接收高楼大厦、机器设备、金银财宝就高兴，接收吃文科饭的知识分子就摇头叹气，认为他们一定反动一定捣乱一定梦想国民党打回来。这种想法是很有害的。在座诸位，包括我陈老总，知识文化都还算可以吧，，我们的知识文化是哪里来的？都是我们党内的上级领导教的？不是吧。是谁教的？是我们的老师，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要说起某一个具体的人，我们就承认他很有学问啊，很有道德啊，很善良啊，很爱护后生学子啊；说起某一类人，就总觉得很有问题，思想意识毛病不少啊，立场观点靠不住啊等等，反正是横不放心竖不相信，与其把他们当自己人，还不如把他们当敌人来得稳妥。这，是不好的，是既对不住别人，也对不住自己的。对党的事业，是非常有害的。” “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国家。工业，农业，科学，国防，都重要，文化、艺术等等，也重要。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落后贫穷的时代里都创造了如此灿烂的文化，在新时代新社会呢？尤其要创造更加伟大的文化，这，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动与我们共处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大家一起来贡献，这样才能达到目的。单靠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是不行的。刚才我说了，要把这些知识分子当作我们的财富。我们有一点私钱，不是都藏得好好的吗？有几块银洋，就藏得更好了，有一只纯金戒指，那就要包上好几层油纸，塞在米坛里了。我们对知识分子，也要这样地重视和爱护，因为我已经说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相对我们的人口来说，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敌视我们的人，跟我们作对的人总是有的；这种人到处都有，党内也有，不一定在知识分子里独多。当然，知识分子比较复杂，读的书多嘛，善于表述嘛，爱发表观点嘛；然而，读书不多，不善表述，不爱罗嗦的人都单纯吗？也不见得啊。” “你们都是管理大学的。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教书育人。解放之后，我们的大学生的文化基础，学养底子，绝不能比旧时代的差。要是差，我们拿什么向历史作交代？要做到不差反胜，就必须认认真真把文化科学教学抓起来，光嚷嚷一些动听的口号是没用的，就必 须让我们的老师有一个安心做研究安心教学生的环境和心情，不要弄得他们胆战心惊一天到晚准备写检查。从旧社会过来，工作机构、居所环境、亲属关系，难免跟旧政府有种种牵扯关连，只要不是严重问题，不是直接犯罪，说清楚了就行了，不要把上述种种当一根辫子牵在手里，作为使人俯首听命的把柄。要记住，那些知识分子，如果死心塌地反对我们，宁死也不愿接受共产党领导，完全可以逃台湾，去香港；他们这点盘缠是凑得起来的。他们留下不走，就是愿意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生活的。这一点是非常简单非常明显的，我不必多说明了。” “我现在请大家做一件事。要麻烦诸位了。不过，这件事是值得做的。你们回去，对治下的、也就是本校的一些文科教授，比较有名气的文人专家，做一番专门的考察。这要花点力气和工夫的。既要调查历史，也要观察现实；要以完整的事实概括确凿的真相。不要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要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尤其不可假设推理，想当然耳。不要预设倾向，对某人打算说好，就专门搜罗好事；对某人有恶感，就光说坏的。这种做法是一种不道德品性的表现。我陈老总最讨厌不道德的人和行为。希望你们做到实事求是，真正的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大家讲了多少年，可是有几个人真正理解了它、做到了它？实事求是，不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而是一种道德境界。基本上，有道德的人才实事求是。不道德的人，怎么能实事求是？” “我希望你们以实事求是的心，态度，作风，去完成这个任务。每一个对象写成一个独立的篇章，可以叫做专题报告。字数不限，人数不限，写谁不写谁，你们自己决定。写好后，复制几份，一份交给我，一份留在学校党委的档案里，注上给陈毅报告的副本就行。这些材料，我会适时上报给中央政治局，给毛主席周总理做参考用。所以，这是个重要任务，希望你们拿出像样的卷子来，不要搞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糊弄我。我这个人的脾胃德性你们是知道的，够不够意思，就看你们自己了。” “我上面讲的这些话，我个人负责。可以向下传达一些基本的意思，但不必全部传达。关于任务的事，不用告诉别人。” 前党委书记当时做了一些简单的笔记，回去后凭记忆把陈老总的 讲话尽可能完善地整理成文，附在自己报告的卷宗里。所以，这次，公安局派来的调查员向现任党委书记一提程忘言的问题，他马上找出前书记的报告副本，并简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前书记对这件事的处理毫无问题，程忘言的历史是清楚的，交代是彻底的，至于跟二陈的关系，应该确认是非常间接的工作关系，不存在系统上的从属性质，因为程忘言参加这件工作是一种志愿义工，事前事后，都跟二陈毫无关联，不能把他看作是二陈的人马。所以，程忘言历史上不存在严重问题。至于作文投稿，是一种公开的行为，思想错误是存在的，但党委批评，也是必要，能认错检查，予以过关，未必就是包庇坏人坏事。原该系总支书记魏某，及时把情况汇报上级，是履行了职责；支部书记柳叶舟，在这件事上的做法，既然请示过总支，就不属袒护行为，并无过错。所以，大学党委书记不同意立案报捕的意见。实际上，他对那位管人事保卫的党委委员及温思齐两人越过党委的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的行动是十分恼火的。因为他从中看出了他俩的个人目的。公安局的调查员回去汇报了大学党委的意见，公安局领导又找了一些同志经过郑重考虑，觉得为了杜绝后患，不授人以把柄，最好还是对程忘言略作处理为好。在政治方面，各级干部历来都忌惮右倾的闪失；做得过火过严，会被看作政治立场的坚定只是轻重上的偏差 ，但做得太温和太宽容，就有党性不强的危险性质了。何况，大学里下面的两个同志坚持激烈的意见，弄不好自己失足跌倒的绊索子就揣在他们手里哩。但是，幸亏当时的某些负责干部尚未丧失最基本的责任感和最起码的良知，对程忘言这样的在解放以前的漫长历史阶段一贯有进步思想表现的大学教授以如此莫须有的藉口加以逮捕法办，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经过商讨，反复权衡利弊，双方领导决定，以把程忘言革出大学调到中学当教师为最终处理办法。这样，一方面敉平温思齐等人的攻势，一方面也算把程忘言保了下来。 消息宣布，程忘言如遭雷殛。幸而党委书记手法灵活，让忘言去的是本校的附属实验中学，在体系上有直系关系，说法是加强中学部的基本语文教育，并许诺在适当的时候再请他回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