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程忘言非常努力地追赶新时代的新潮流。 他并不是趋时，也不是钻营。凡是他去做的事，都是经过他的理性的判断和认可的。解放以后，政府大力禁娼禁毒，他热烈支持，接连在《大公报》、《文汇报》、《亦报》等报刊发表文章，表示拥护。政府继而又大力铲除黑社会帮派势力，打击恶霸土匪，他又撰文大 加赞赏。他觉得，中国社会，历经几千年的演变发展，加上近百年来 的殖民统治的影响，积淀下了大量陈污老垢，不用这种雷霆万钧般的气势、魄力和手段，是无法彻底清除的。他看到了正是中国共产党，才具有这般的理想主义信仰、对社会的透彻认识以及建设一个清明世界的远见与目标，才拥有这样强势的公权力量和除恶务尽的坚定决心 ，去做这样一件他们为之奋战了几十年而想要付诸实施的事情。程忘言在内心深处感到由衷的欣慰。对于接着展开的“三反五反”运动，他也并无反感，因为他也感到，中国人民的普遍贫穷，确实是跟那些奸商的贪婪盘剥与无情压榨有一定的关系的。像徐广懋那样的人，无才无德，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利于别人的事，却锦衣食肉，奢侈淫逸，这种人还能放任他继续做他的社会寄生虫吗？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也是赞同的。一个腐朽的政权被推翻，它的爪牙鹰犬必须予以好好收拾；这种人狗仗人势，做了不少坏事，老百姓对他们是深恶痛绝 的，整肃他们，是应顺了人心的。 最初的几年里，程忘言的心情十分舒畅。他仍在 x大学教书，他的全家仍然住在祖宅大房子里；夫人静君则改行当了中学教师，在徐家汇天主教会属下的一所女中教高中英文。四个孩子，成长健康，学 习勤勉，家里教习的古文功课也学得不坏。俞家在乡下的田地，早已弃置不顾，土改斗争便跟从小就在上海长大生活的他们没有关系；他们已经习惯和接受了新的社会和新的生活方式。佐伯留下的那辆汽车 ，也因司机谢银升在解放前几个月突然离去而被停放在车间里好长一段时间，后来被五小姐懿君作主说是赠送给上海市政府了。这在忘言、静君心里是求之不得的事，因为雇个司机继续乘坐是绝对不行了，倒还不是经济上的不敷，而是事理上的不可。解放以后，汽车除了高级干部或极少几个显赫名流之外，是无人可以拥有和享用的；它已经 不再是代步交通工具之一种，而成为军政权力和政治位阶的标记。既然如此，放着一辆美制汽车在家里，就成了忘言和静君的一块心病，像是一件贼赃，一个从属于“阶级敌人”的物证，一段不光彩历史的展示。丢掉吧，偌大一件东西，怎样丢？；卖掉吧，卖给谁，如何卖？所以懿君的提议正中他们的下怀，当几个穿深蓝制服的工作干部来 家检查、整修和开走这车的时候，郑重其事地递交给他们一张盖着大红圆形公章的“接收证书”，忘言连忙一迭声说“不要啦，不用啦，不用啦！”由于他的这种表现，把一辆汽车看如一张废纸似的，而且像送瘟神似的急欲送走它，这就引起了一位面相较凶的领头人的怀疑。他盯视忘言好一会儿，然后严厉地问：“你是干什么的？” 忘言让他这么一看，就慌张起来，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我是教书的……” 那人的怀疑加深了。“唔？教书的？我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没听说哪一个教书先生有私家汽车的。”他提高了声音，“老实说，这车是哪来的？” 忘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益发结巴了，“这，这，汽车………” 正在这时，懿君陪同着一个什么官儿乘坐一辆汽车赶到。那官儿目不斜视地径直下车走到俞家那车的前面，只是朝那盘问忘言的人挥了挥一根手指头，那人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头退在一边去了。 汽车，当然是如愿送掉开走了。但是，这件事，在忘言心里留下了极为不妙的感觉。一丝深深的凉意和一丝隐隐的恐惧在他的心里萌 生了。 但是，他没有把心底的感觉告诉静君。这是以往少有的事。 忘言没有让细微末节的无端感觉影响他对大事的看法。大事左右理性，感觉影响情绪。当两者不能合一的时候，有头脑的人服从理性。总的来说，这个社会没有让他大失所望。许多由最底层的人员执行的事，其过程与结果，多数不能恰如其分、完美无缺地体现最高层掌权者的思想和意图；两端之间位阶的距离，也正是认识高低与能力大小的差距。因此，哪怕是携带了被头铺盖集中住校进行“思想改造 ，整天听大报告学习文件分组讨论以及写思想检查相互批评，忘言也是认真对待全力以赴。他固然也觉得这种“运动”不无宗教陶冶的意味，但宗教情绪就其精神本质而言是一种高尚的情绪。信仰，是必须要有的。人没有了信仰，就成为唯利是图、唯欲是图、唯逸是图的劣质动物。忘言开始自觉自愿地系统批判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学术思想；他写了许多文章，拿给各种报刊发表，同时也在报刊上看到 了欢迎他的自觉转变的评论文章。忘言感到，在自己适值中年的时候，一种巨大的人生转折正在自己身上发生。他欣慰于这种转折。因为 ，在以往的漫长岁月里，他私下一直苦闷于为同窗之谊与婚姻关系所系所缚，而被绑在了官僚地主、士大夫阶级的阵列之中，这不是他所追求和贪恋的处境。他以耕读出身自豪，以自食其力为荣，他不喜欢奴仆成群受人伺候的生活，他更不喜欢与那种满身铜臭的姻亲曲意周旋。他向往一种菽水自甘、读书求知的简单生活；他也甘愿奉献，他 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地有教无类，心口一致地表述自己的思想观点。 解放不久，忘言就给邱仁杰写信。照着范玉屏给的地址寄出，写了交给玉屏转寄，全都石沉大海，不见回音。一九五零年的开春，玉屏被上海市教育局派到上海淮海路上一所著名的基督教会小学去当校 长；忘言为她高兴，同时也有点不解。玉屏的文化不高，资历也有限 ，更无管理才干；她之被提拔重用，只能用因为是邱仁杰的妻子这一层裙带关系去解释了。 难道，……？ 忘言又想，也许玉屏早就入党，算起来也是老党员了。党领导一切嘛。能力是可以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倒是自己有点小人之心了。 忘言急切地想要跟仁杰取得联系。不是因为如今仁杰居了高位，也不是因为想要沾上点什么光；而只是想要让仁杰明白，他忘言没有跟着佐伯逃去港台，也没有固守自己的原有立场在那里向共产党人民政府负隅顽抗；他转变了，他进步了，他在努力地进行着思想改造。这是一种向老师认错的学生的心理，这是一种自愿跟旧思想决裂的表示。但是，仁杰没有任何片言只语回覆过来。 现在玉屏也极少联系了。她已经搬了家，住进一幢相当气派的市委一级的机关宿舍里去了。那不是新造的房子，而是早先资本家的洋房。电话号码地址门牌倒是由银升转告过，但打过去，总是人不在； 有一次，静君带着么弟和妹妹买了点水果兴冲冲地去登门造访，却给门卫挡驾，说要出示单位介绍信，里面接受来访才可以进去。静君回家，极为恼羞，忘言追问很久，她才据实以告；忘言听了，也不啻当 头挨一闷棍，半晌出不得声来。“以后，没有重要的事，不必找她了。”他说。 “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呢？”静君失神地说。 “那就不去找她便罢了，”忘言呆呆地说，“现在，他们已经不需要我们了。我们这一头还热着，就是趋炎附势了。” 忘言在心里并不认为这是仁杰夫妇故意冷落自己。他内心对人性始终存有的美好期盼和一团善意使他多数时候不从坏处想人。他想，共产党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正在从事一种改天换地的宏伟事业；他们是非常辛苦劳碌的。他们过去为了政治军事的斗争，奉献了青春，抛弃了学术，牺牲了家庭；革命胜利，只是第一步目标的实现，此后要做的事情更多；他们怎么会有时间来叙旧抒情，或像年轻时代那样的写那种海阔天空、洋洋洒洒的长信呢。还有，至今仁杰未把玉屏和孩子接到京城里去一起生活，可见，即使是成了执政党派的领导成员，他们仍然是把革命事业放在首位、而不为个人谋取些微私利的，虽然分居了好多年的夫妻功成而团聚，也是合情合理的。既然如此，再要心存怨怼，那又是自己的小人之心了。想到这里，忘言不禁为自己的偏狭心思感到羞愧，心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不加改造真是要不得的。 静君的想法其实跟忘言的心思并无二致。她对仁杰、玉屏之熟之知，丝毫不逊于忘言。她绝不相信他们夫妻会像鲁迅说的“一阔脸就变”。这里面一定有一个自己不知道的究竟。于是她就非常热切地想要弄清楚这个未知的“究竟”。这种心理，不是对于跟仁杰玉屏夫妇保持关系的一种热衷，而是对于自己对人 对事的感觉与判断的一种验证。 一天，静君上午没课，那时中学里还没实行“坐班制”，她跟同事打了个招呼，就去淮海路那所小学找玉屏。 玉屏正在校长室里跟人谈话。见了静君，像是吓了一跳。“你怎么来这里了？有什么要紧事吗？”玉屏的相貌气色，已经与前大不一 样了。她梳着整齐的齐耳短发，一身崭新的蓝卡其女式列宁装束上一根腰带，突显了正当盛年的女人味；胸部挺出，自有一种气概和威严 ，煞是一副领导干部的气势。 “哪还有什么要紧事？不像前几年，我突然来找你，倒是多半有什么消息了……”静君笑着说，觉得相形之下，自己变矮了。 玉屏坐在她的木椅子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静君，像是在辨味静君话中的弦外之音或者如此说话的动机。“那么……” “很久不通消息了，我们都很想念你们……你家的电话不好打，门口也难进去……” “这倒是的，”玉屏承认说，“我也觉得怪不方便的。不过，那地方，安全保卫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是的，”静君马上附和，表示由衷赞同，“住的都是革命首长－－” “你不清楚的事不要随便说。”玉屏即刻极不客气地打断静君，“以后不要随便谈到什么首长不首长的。知道吗？” 静君像挨了一记耳光似的脸上热辣辣地发起烧来。不过，她并没有动气。双方毕竟太熟悉太知己了；要计较，要在乎，要受不了，要生气，也不是很容易的。但是，一路来时的那种兴致，则已荡然无存了。“你这么忙，我，以后再……” “那也好，”玉屏像是正等着这句话似的马上说，“不留你了。”说着，她把脸转向她的谈话对象。 那位谈话对象倒是知趣地站立起来。“范校长有客人，我下次再 约时间向您汇报吧。” 玉屏想了一想，面无表情地对那男人说，“可以。你走吧。我会找你的。” 那人走后，玉屏走去关上了门。这个举动顿时使静君大感宽慰。但是，当玉屏一边走回一边伸出一指向那个木椅子无言地一指时，静君又即刻脸红耳赤了。 她阢陧不安地侧身坐下，正在考虑如何托辞离开，有人敲门。 玉屏叫道，“进来！” 一个中年女人探进头来，“范校长，材料都准备好了。您要过一下目吗？” 玉屏眨着眼睛想了一想，“拿去让老黄先看看。叫他下午把内容 要点向我口头汇报一下就行了。” “是。”头，缩掉了。门，关上了。 “瞧你这么忙……” 玉屏一笑。“无月无日，无时无刻不是这样……” 说到这里，又有人敲门。 “进来！”静君从来没有听到玉屏的中气有这么足过。 敲门的人没有进来。 “进来呀。” “范校长，您可以出来一下吗？” “没见我忙着吗？等一会再说！” 门无声旋开。一个青年挤进半个身体。“对不起，校长。我有… …” 玉屏满脸不高兴地走向门口。 来人跟她嘀咕了好一阵子。后来，玉屏乾脆走了出去，把门反掩上了。过了十来分钟，她才推门进来。“大事小事都来请示，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啊。”不过静君从声音语调来听，她这几句 话，完全不是抱怨和无奈，而是神采飞扬的自得和自炫。 “这样，你真是太累了，”静君笑着说。她自己也觉得这纯粹属于奉承。但不知为什么，她又忍不住再加一句，“身体也要当心啊。” “你真是体会不出的。这个，就是，责任哪，压在肩上，就是在睡梦中，也在操心啊。” “是的是的，不在这个职位上，是很难体会得到的，”静君益发厌恶自己的随声附和了；但是她禁阻不住自己。如今她感到，她跟玉屏之间的相对关系和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玉屏面前，自己 无论如何都已矮了一半。在一个一切都唯政治是从的时代，政治地位和权力，就是绝对的威严和优势。在过去，也就是解放以前，一个小学校长实在算不了什么；学术地位、行政层阶、权力范围，都是微乎 其微的。但是，如今，静君切实地感到，一个不管什么长，在所管辖的地盘内，其人身上，就集中了政府、执政党所拥有的一切威势和力量。而其人的全体下属，都是非常正确、无一例外地认知了这一点的 。在静君自己任教的女中里，她对此早就深有体会。她想告辞了。因为她并无什么要事须谈。 然而，玉屏仿佛没有逐客的意思。静君也就不便急于离去了。 “仁杰……常有信来？”本是无话找话。 听到提起丈夫，玉屏有了警惕的神色。 静君不安了，坐在椅子上动了一下。 “当然。”玉屏小心地观察静君。 “很久没有他的信息了。忘言一直在挂念他……”静君竭力缩小、淡化这句并无它意的问话的意义。 “他是很忙的。”玉屏说，“工作嘛，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当然，当然，”静君忙说，“这是一定的。” “干革命嘛……” “忘言说，他要是回上海，一定会来找我们的……”静君说， 老兄老弟，这么多年不见了……” “干革命嘛，”玉屏又说，“个人的亲情，什么夫妻之情、朋友之谊，都丢开了。”谈到这点，玉屏不经意地说出了心声。 “那也不是办法，”静君忍不住快人快语，“革命是长期的奋斗过 程，个人的生命毕竟有限。你们夫妻，分开那么多年了……熬到胜利 ，差不多已经中年了，最宝贵的青春，统统付出去了……” 静君还没有说完，玉屏的脸色已经跟刚才完全不同了。 一瞬间，她又恢复了常态。“他说，搞革命，没有忘我的精神，是不行的。我拿什么去反驳他？” 静君沉吟不语。提到仁杰，玉屏的那种领导干部气派就被内心积压着的东西一下子冲掉了。他们两家，在漫长的过往岁月，毕竟曾是那么的密切，那么的有情啊。更况，玉屏是一直受忘言静君夫妇照顾的，对于这种照顾的尽心和周到，再忘恩负义的人，也是无法转眼不认或者一笔抹煞的。 玉屏的自我角色定位，不自知地转移了。现在她跟静君又像从前那样地面对面了。 “其实，他，他，这几年里，来，是来过几次……” “他，仁杰，来过上海？”现在，轮到静君的脸色发白了。她最伤心，最受不了的便是一片真心一片真情遭受践踏被人辜负了。她大声问道，“他来上海，跟我们见都不见一面？我们连知都不知道？” “我……”玉屏语无伦次地说，“我……也不了解……不懂……不……我也不知道……” “你也没有提醒他，在这上海市，还有程忘言俞静君两个人住着？ ”静君气愤地说，“这两个人，他究竟认不认识？” “告诉你吧，静君，”玉屏有气无力地说，“他一共来过三次，都住在门口不挂牌子有人站岗的什么招待所里……派来个人把我叫去， 谈一会儿……就是这样，一点也不骗你……” “喔……啊……”静君说不出话来了。过了一会，又问，“孩子呢 ？见过孩子吗？” “一次。只见过一次。孩子不认识他，当然不亲了。他呢，讲了些不着边际的大道理，没有半句想念啦疼爱啦之类的话。孩子都不再愿意提起爸爸了。” “你没提团聚的事？” “怎么提得出来？”玉屏怅惘地说，“他一见面，什么嘘寒问暖的话都没有，开门见山就说，革命成功，我们没有理由指望享福。要有长期坚苦的思想准备 ……我问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不能向党提任何个人要求。我说 ，连夫妻团聚也不应该指望吗 ？他反问我 ，这是不是个人要求 ？是不是谋求个人利益？我说，这当然是个人要求，也是个人利益。他又反问，你自己去想一想，应该不应该提出来？” “我说，党不会不考虑到我们也是人吧，人的起码要求，基本愿望，我们也可以有吧。” “他又怎么说？你的愿望，一点也不过份啊。” “他就显得十分生气的样子。说，范玉屏同志！” “啊？这样叫你？”静君大吃一惊“竟然如此？” 玉屏凄然一笑，“就是这样。” “他又怎么说？” “他说，他在京城，离开不得。我带着孩子在上海，可以在熟悉的岗位上为人民工作。为了革命，分居的夫妻多的是。我说，我们已经分开了这么久了。再不生活在一起 ，这个家还存在不存在 ？这个婚姻还存在不存在 ？” “问得很对啊。他怎么说呢？” “他总是反问。他问 ，你说存在不存在呢 ？我说 ，我当然是希望它存在的，更希望它美满一点 ……”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