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兄，我对某些事物的观点是在实际生活中慢慢形成的。　　1994年我参与了一次为“希望工程”募款的工作。事情做得很成功，通过放映电影《凤凰琴》和举办展览，募集了一笔捐款，经过在中国银行开的专款账号汇入了青基会。对一些捐款较多的人做的工作较多。按照原来的规定，捐款者将获知自己的捐款落实在哪一个（或者几个）孩子的身上。捐款者将得到一张“结对捐款卡”，上面有接受捐助孩子的资料，可以保持联系。　　1995年春天我收到了一批印刷精美的“结对捐款卡”。从卡上可以知道，那笔捐款到了海南岛儋县一个学校。卡上有孩子的名字、年级、生日、民族（汉）。厚厚的一叠卡放在一起，一眼就看出一个问题：孩子们的生日都在1986年某一个月（1、2、3、10、11、12月）的1号。　　对于捐款少的人，拿到一张卡，不会有问题。但是有的人捐款较多，应该拿到十几张甚至几十张的，他们看到这样的现象会怎么想呢？为了支持青基会，只能尽可能地把卡片“留中不发”，对捐款人的询问（幸亏不多）含糊应付，事情就过去了。十二年过去，我找了一下，还有55张卡在我抽屉里。　　此后我开始留意希望工程的有关报道。报道还真不少，大多数都是令人痛心失望的，还惊动过国家审计部门进驻（你可以google“希望工程事件”，看到部分报道，其余就不说了）。　　我本人当年下乡插队，曾经在一所农村中学做过七年民办教师，对于中国贫穷农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有长时间的第一手观察了解。在那所包含了小学到高中的完全学校中，我教的是高中数理化。最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些历经磨难，能够读到高中，思想开始开窍的孩子们中，颇不乏智慧的闪光。但是，同时他们都是家里的好劳力，随时发生的意外都可能让他们放下书本，离开学校。我太清楚了，只要一点点资助，一点点得法的资助，就可以让很多孩子们成才……。　　我觉得，问题出在政府必须包办一切的体制上。像慈善捐款处理这一类事情，官办机构是做不好的。一些必须由私人机构做的事情，政府应该放手，但立法监督。这个道理和包产到户是一样的。　　希望工程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蹒跚的小官僚机构，此后，这里再也无心无力发动募捐。我们也不再对它关心。类似的例子是90年代天降暴雨，我们也搞过为洪水灾民募捐的工作，香港台湾规模更大。结果，先发现媒体报道任意渲染夸大灾情，后来又出现善款被挪用贪污……。灾难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是经过这样的挫折后，海外捐款救灾的热情就低落了。　　华侨的民气，祖国始终可用。受了挫折，对国家民族感情长在。但是民气的恢复需要时间，其间受损害的是谁呢？　　这是我痛恨希望工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