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梦》是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的文革回忆录。
　　文革开始，其兴也勃焉。大家都真真假假地抱着不让党国"变修"的梦想，攘臂高呼，奋勇投入；10年后国家到了崩溃边缘，老成领袖先后谢世，由文革上溯历次政治运动亿万受害人及其受株连家属亲友平反后逐步进入比较正常生活，大家开始认真反思，由政治运动的叠加形成的意识形态统治轰然垮台，剩下少数左派哀鸣不已，其亡也忽焉。
　　徐景贤的题目起得好。这本书的确是忆梦之作。
　　徐景贤经过18年囚禁，用10年时间写了这本书。没有人云亦云，没有用文革语言文革方式批判文革，没有用他原本熟悉的革命方式揭发批判他的文革导师暨战友张春桥、姚文元等，只是平静叙述经历和见闻，给文化革命留下了一份个人的见证。这是这本书的可读之处。
　　熟悉文革史，熟悉上海文革史的人太多了，不必再说什么。只提这本书中有点趣味的两点：
　　徐景贤写了一些王洪文的腐化，令人触目惊心：身为中共副主席，他爱打猎、开车、吃喝。但是嗜酒的他没有经济能力解决酒瘾问题，所以他必须向钓鱼台国宾馆买酒，买的是招待外宾后别人喝剩的酒。到时候还要向上海旧时的哥们儿要点买酒的钱。
　　如果，那时候中国已经是一个健康的法治国家，这些想自己搞一套，自己来掌权的人有什么罪呢？
　　另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领袖遗体保护问题的反思。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立即决定要将毛的遗体永久保存。中央成立的遗体保护组以外，由于上海的科研和医务力量强大，所以也成立了遗体保护小组，由徐景贤负责。这是徐景贤倒台以前最后一个重大政治任务。
　　为了取得经验，上海特地用注射方式处死了一名已判决的死刑犯，交给上海第一医学院做试验，并将结果直接送到北京卫生部……。
　　若干年以后，徐景贤开始反思关于领袖遗体保存问题。他发现，除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遗体长期保存以外，世界上还有这样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过遗体长期保存：
　　季米特洛夫，前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第三国际执委会总书记
　　哥特瓦尔德，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书记、总统
　　苏赫巴尔托，前蒙古人民党领袖、人民军总司令
　　胡志明，前越南劳动党主席，国家主席
　　金日成，前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家主席
　　福布斯·伯纳姆 前圭亚那共产党领袖
　　阿戈斯维诺·内图 前安哥拉共产党领袖
　　徐景贤说："以上这些人的遗体处理情况，不禁引起我的深思：为什么这些被长期保存遗体的领袖，都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是最讲唯物主义的（武生问：为什么？这结论是从哪里来的？），长期保存遗体，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吗？缅怀自己民族和国家杰出领导人，是人类共性，那么，那些在科学技术和医学研究方面都要先进和发达得多的国家，为什么不搞领袖的遗体长期保存呢？以上，并非我当时的想法，而是后来的思考。"
　　《陈伯达最后回忆录》（陈晓农编），这是陈晓农编篡为其父亲陈伯达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上地位辩诬之作。基本是逐月逐年，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的辩说。因为矛头所对主要就是毛泽东，所以措辞温和简约，不惜篇幅，罗列事实。许多地方写得一唱三叹，不胜哀怨。
　　我把这两本书列在一起，原因是这两本书反映了两种中共领导人的面貌。陈伯达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著名理论家，有过革命理想，有过奋斗献身，行事的思路和走捷径的徐景贤截然不同。徐景贤代表的那批一辈子靠紧跟正确路线过活的年轻干部、官员们其实很光棍，除了他们口中的言词以外，就没有什么革命味儿了。
　　我说的革命，没有褒义或者贬义，革命就是革命。陈伯达献身革命，为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求出路，和许多有点天赋的学者在科学上的探索相似，并不说明他高尚。徐景贤伪革命的行为，是他的立身之道，和旧时士子拿八股当敲门砖无异，并不说明他恶劣。
　　从他们的一生际遇来看，他们是有机会为中国、为中国老百姓做些有长久意义的事情的。评价他们的功过、善恶，就看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做得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