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亲临北京人艺，指导他的经典剧目《推销员之死》。曹禺邀请米勒到家里做客，其间拿出一封信，逐字逐句念给他听。信是画家黄永玉写来的，信中说：
“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你泥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
一旁担任翻译的英若诚为难了，这还翻吗？全都翻，曹禺说。在人艺演员蓝天野看来，这些话，说到了曹禺的心里。
在他天津的祖宅里，有一面墙上曾挂着几十幅表情生动、飞扬夸张的照片，那是少年万家宝看戏归来，一个人对着镜子反复表演的集结：愤怒、甜蜜、遐想、鄙视……从23岁到29岁，这位官家子弟密集地写出了《雷雨》《日出》《北京人》等7部剧本。文学界开始知道一个笔名叫曹禺的青年，许多人说他“有天才”。
然而，从39岁到去世，47年间他再也没能写出一部自己满意而外界也公认立得住的作品。笔下的枯竭和名位的丰盛同时到来：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之一，著名戏剧大师，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中国文联执行主席……还有，北京人艺首任院长。
晚年，他在痛苦中煎熬，自称“精神残废”。女儿、剧作家万方说，父亲是被扭曲和异化了；一直到死，他都没能真正回到那个写《雷雨》时代的自由自在的心灵。
193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二楼阅览室里写出《雷雨》的曹禺，没想过它会成为“中国话剧百年一戏”。
这个大户人家的乱伦故事在他的脑子里已经生长了5年，有些人物就活在他身边。比如繁漪的原型就是某同学的嫂子：南方人，会一点评弹，二十多岁嫁给同学的哥哥当续弦。丈夫是个木讷古板的工程师，满足不了她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于是她就跟小叔子好上了。而曹禺生活的环境里，多有周朴园、周萍的散体。
曹禺花了很大功夫去写剧中人物的小传和札记。剧本中，每一个人物出场前，都有一段简短生动的介绍，文字相当漂亮。曹禺后来说，这些草稿，当年堆满了他的床底。
巴金是在北平三座门大街14号的一间阴暗小屋里，一气读完《雷雨》原稿的。他流泪了，但同时感到一阵舒畅，决意推动出版。许多年后，巴金在给曹禺的信中说，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艺术家，你要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
《雷雨》很快被搬上舞台，李健吾评论这是：一出动人的戏，一部具有伟大性质的长剧。今天，它在戏剧史上依然拥有突出地位。通常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戏剧走向成熟。
1953年，成立伊始的人艺着手选排优秀剧目，想从院长的成名作《雷雨》开始，此意得到周恩来的赞成。在他的帮助下，剧组找到了体验生活的去处。因为解放后，旧式的权贵大户之家基本绝迹，只有少数遗老能成特例，比如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
朱启钤支持建国有功，蒙周恩来特别庇护，能够延续民国时期的生活：深宅大院，帷幔重重，朱老先生出来见客，左右有姨太太和儿媳搀扶。吃饭时，女眷环列陪侍。这一切，让多数生长在新社会的演员大开眼界，然而半年下来，演员们仍然很难进入角色。
演周朴园的郑榕说，按当时搞运动的潮流，采取阶级分析法为《雷雨》中的人物排队：周朴园是极右，鲁大海当然是左……每个演员被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去深刻揭露所演角色。于是，扮演繁漪的吕恩哭了：我演了十几年戏，现在我不会演了；过去也演过《雷雨》，怎么现在就不对了呢。
同样不能入戏的还有作者本人。从演员们体验生活到案头功课，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禺没有对他们讲过一句自己的意见。剧团有党组织，负责把握剧目的方向。演员白天演戏晚上开会，理清思想，端正态度。
有一天，曹禺悄悄去探视生病的朱琳，拿一个小板凳，坐在床前，聊起朱琳扮演的鲁侍萍。
“你要知道，她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周朴园。一个人的初恋，是一生不能忘记的。”
1954年，新社会版的《雷雨》上演，各地兴起复排热潮。有段录音记下了曹禺当时看戏后的心情——“舞台上的人物不是我脑子里所想象的那个人物，有演得不够足的，有演得过火了的，不真实的，尤其是被夸张的角色，使我感觉到就不如我当初写剧本的时候那么愉快。”
有一次，曹禺实在憋不住了，冲进后台对郑榕喊：“快快快，受不了受不了，我那剧本里头没有那么多东西！”
曹禺甚至感觉，自己的创作也越来越不对味了。1952年，周恩来找曹禺长谈过一次，问起他的生活和创作情况。曹禺说，生活很好也很愉快，谈到创作却卡住了。从最近的一次创作《艳阳天》算起，他已经5年没有写出东西了。
“我自己正想写点东西的时候，就感到生活贫乏，自己真正感到的东西，需要的资料没有多少，就悔恨，就难过。中国有句话，“江郎才尽”。我不说才尽，我有没有才，真是个问题。一拿起笔来写现在，就感觉到自己肚子里一无所有。不像从前那时候，拿起笔来顺溜极了。”
除去1966-1976十年空白，三十多年里，曹禺成形的创作总共只有两部半。一部是《明朗的天》，写协和医院的一群知识分子接受改造，但写完后他就感到荒诞：“我也是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怎么写别的知识分子改造好了，实在是捉摸不透。”翻案之作《王昭君》是周恩来派下来的任务，意在“歌颂民族团结”。《胆剑篇》是“集体创作”风行时，领着于是之、梅阡创作的，当时全国各个院团都在重写卧薪尝胆的故事，用来号召正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百姓扎紧裤带。
曹禺不是不明白。1956年，他在谈《家》的改编时说：“写剧本不应该老是被政治概念拖着走。作者所以被政治概念拖着走，这说明他还是落在政治的后面，作者的生活、思想没有赶上政治的要求，因此在写作的时候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
接下来的文革好像一幕10年大戏，演着演着也就演完了。其间，老舍投了湖，焦菊隐的骨灰装进了一个7块钱的骨灰盒，66岁的曹禺重回人艺，担任院长。他对人艺、对舞台还是一往情深：“我是爱这个剧院的。因为我和一些老同志在这个剧院天地里，翻滚了30年……戏演完了，人散了，我甚至爱那空空的舞台。”
复出后，曹禺的社会活动非常多，每次回到家，就只剩下疲倦和沮丧。他对女儿说，我知道写不出来，我用社会活动来填补痛苦。他因神经衰弱而服用安眠药，每次吃了药，整个人才能放松下来，很多心里话才能说出来，他一个人，自己对着自己说。
80年代末，曹禺决心抛开诸多应酬，找回原来那个自己。他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寓所里，重拾起解放前未完成的剧作《桥》。他给女儿写信谈，找人谈，费了很大的心力，常常夜里醒来趴在那里想写下去，可总有那么多想不通的关、过不去的坎，最后，心气越来越弱，终于没能完成。
万方看着晚年的父亲依赖安眠药寻求安宁。有一天清早醒来，她看到父亲满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头发里，样子骇人。在药物的作用下，他夜里昏昏沉沉一头撞上书橱，自己却浑然不觉。
那段时间，曹禺枕边总放着一本《托尔斯泰评传》。有时，他读着读着突然撒手，嚷嚷起来：“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我要写出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女儿时常被父亲房里突然爆出的一串呼喊惊醒：“小方子！我要跳下去！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每天用嘴活着！托尔斯泰那么大岁数还要离家出走，我也要走！”第二天早晨醒来，他又怏怏自嘲，“就我，还想成托尔斯泰？”
最后，他终于死心了，他知道自己再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只能带着满腔郁闷，郁郁寡欢地走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1月 转自公众号：墨笺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