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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良知
(2022-07-18 06: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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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章来源于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作者徐敏
© 徐敏｜文
傅雷
1947年傅雷曾发表文章痛斥苏军在东北的暴行。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却批判傅雷，说傅雷反苏，立场不对。傅雷反问周建人，这和立场有什么关系，事实就是如此。你说不对，可以拿出证据，不要用立场压人。
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忆傅雷》一文中曾提到这样一个场面：
“1954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时，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而讨论翻译问题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这样一来，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很多人，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1958年4月，傅雷给上海作协、翻译界提了自己的意见，联想到傅雷曾经批评苏联在东北的暴行，经过上海作协的十次批评大会后，他被划成“右派”。
周而复和柯灵曾暗示傅雷认个错，做一个深度的检讨，“右派”帽子还是有回旋余地的。但傅雷却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时候都可贵。后来傅雷被摘了右派帽子，曾被要求感谢组织，傅雷说：给我戴帽子本来就是不对的。
十年动乱，傅雷和妻子双双自缢。负责傅雷寓所这一片的一位户籍警后来回忆说，他负责的户口段是从愚园路1032弄到江苏路的285弄，共有600多户人家，被抄家的有400多户，自杀的文化人，几乎每天都有。
傅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没有在人前人后出卖过任何一位朋友，也没有写过任何一篇违背良知的检讨和发言。然而，他却被两个平素关系最好的朋友给出卖了。
郭小川
有人总结郭小川的为人：仁慈。“当年因为郭小川，中国作协少打了30%的右派。”不要说这么多，哪怕是少打一个，那也是功德！何况30%，那真是功德无量了。
1957年，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的郭小川，在确定右派名单时，认为《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李清泉可以不划，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
诗人艾青被划为右派后，郭小川找到当年农垦部部长王震，希望给予照顾。王震说：艾青是有才能的，给他盖几间房子，让他好好在下面锻炼几年。艾青在农垦部下属的农场里，是一直受到优待的。
《解放军文艺》小说组组长蒋寿山，1957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吕梁山区劳改。他的妻子顾绛，是《光明日报》记者，原本是安排一起下放的，郭小川主动给山西省作协主席马烽写信请托，才没让顾绛跟丈夫一同下放改造。郭小川去世后，夫妇俩在1980年得到平反，才听说是郭小川当年给了他们庇护。
1957年郭小川奉命为“丁陈反党集团”执笔写调查结论，发现其中掺杂着文艺界内部的权力之争，以及三十年代左翼时期的人际恩怨，和其他复杂的政治因素。
为此，他写出的结论第一稿，认为1955年的斗争搞得过火，组织应当向丁玲、陈企霞赔礼道歉。周扬等人看到结论后，对郭小川进行了严厉批评，郭小川被迫重新改写。四易其稿之后，郭小川仍然否定“反党集团”的提法。这后来成了他被批判的罪状。1962年，他放弃级别，申请离开中国作协，到《人民日报》当了一名记者。
1973年，郭小川以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为题材，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笨鸟先飞》。江青见报后大怒：“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笨鸟先飞》的续篇被叫停，体委奉命搜集郭小川的材料，准备批判。第二年8月，郭小川受到组织审查。审查持续了一年多，信件被人拆看，不许随便与人交谈，不许外出，上厕所都派人跟着。
他又一次做检查，写检讨。这些检讨，后来被子女们编成了一本书：《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全书近三十万字。如何处理这些检讨书，子女们有过踌躇，最终达成一致，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
诗人郭小川逝世后，他的骨灰盒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按照他的生前级别归属八路军，被安排到第八室。几年前，来了一个通知：因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可以视同红军资历，往前挪到第六室。子女们决定，不挪。
温济泽
温济泽是1978年1月平反的第一个右派。57年反右时，他是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局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说：“你主管的部门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温济泽说：“如果有百分之五，我不会放过；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
当年延安整风，就曾经有过教训。他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王实味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受到批判斗争。温济泽被临时调到院党委搞整风，曾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希望他认识错误，做个检查，不要与大家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诬陷我是托派，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汇报说：“王实味的问题，是思想问题，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最终，康生给王实味定了三个罪名：托派、特务、反党分子。1943年王实味被逮捕，1947年被处决。
每当想起这件往事，温济泽就忘不了王实味的哭泣声。所以，当听到院党委要他按比例大抓右派分子时，温济泽忍不住脱口而出说，自己决不能硬打。所以，温济泽主管的对外广播部门，最后划定的右派数量，未能达到上面规定的指标。
保护了别人的温济泽，结果却没能保护好自己。一年后，在中宣部一位领导的坚持下，温济泽在中央司局级干部的“反右补课”中，被划成了右派，并同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集团。
胡乔木听说了这一消息，十分震惊，在晚上匆匆跑到廖承志家，问廖说：“你知道温济泽被打成右派了吗？”
中宣部的答复是：这是广播事业局党组划的，中宣部已经批准，并报到了书记处，没法改了……。
温济泽划为右派后，家里的电话就被撤掉了，与朋友联络，就只能靠步行或坐公交了。他所有出版过的书都成了禁书，上架的书都被新华书店撤下，送回造纸厂化为纸浆。发表文章的权利也同时受到剥夺。
1967年，夺权风暴过后，已经调到广播学院的温济泽受到群众专政。一次他坐14路公共汽车去医院看病，车上遇见胡乔木，正欲起身招呼，却发现胡乔木在用眼神暗示他不要说话。到了一个站口，胡乔木下车，温济泽才发现胡乔木的身后跟着个尾巴。
10年后，文革结束。胡乔木通过熟人跟温济泽打电话，告诉温济泽自己已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问温济泽愿不愿意去他那儿工作。温济泽当即表示愿意。
不久，通过组织协调，胡乔木将温济泽调到社科院，担任新成立的科研组织局的副局长。第一天上班，秘书小于已经给他布置好了一间办公室，温济泽坐到局长沙发上时，不免有点如在梦中的感觉。
《傅雷痛斥苏军东北暴行被说立场不对，文革中不出卖朋友拒绝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