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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持矛，一个拿盾
(2022-04-21 07: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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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敏｜文
徐璋本
说钱学森，大名鼎鼎；说徐璋本，知者寥寥。但就学识而言，徐要更胜钱一筹。
两人是同龄人，都出生于1911年，在国内都读的是交通大学。去美国留学时，又同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钱学森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钱学森攻读的是导弹，徐璋本研究的是反导弹。一个持矛，一个拿盾。两人同学多年，私交甚厚。徐璋本1949年回国，先是在母校交通大学任职；1952年院系调整，又调至清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钱学森是1955年10月才回到国内的，1956年即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新政权建立后，意识到国防科学的重要性，不想受制于人，故非常重视军工的研究，极其需要像钱学森这样的导弹专家，也同样需要像徐璋本这样的反导专家。
然而捉弄人的命运，却使两人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1957年反右运动拉开序幕，敏感的钱学森迅速做出调整，多次表态，亮明紧跟的心迹。1958年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撰文，论证合理的光照可使粮食亩产达到40万斤，为大跃进推波助澜，提供科学支持。因表现格外抢眼，第二年就被吸纳入党，成为又红又专的典型，一时风头无两。
而这段时间的徐璋本，则完全走上了不同的轨道。他在大鸣大放中，公开声明要组建劳动党，要竞选领导人，还直言“马克思关于共产社会的理想，包含着严重矛盾，不能作为指导思想”。此言一出，立刻引发滔天巨浪，清华大学从书记校长到教研室，都以最激烈的言辞批判徐璋本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一片怒吼声中，将其逮捕法办，判处无期徒刑。
原本，作为当时顶尖的反导专家，徐璋本和钱学森一样，理应受到重视，他却因为没能管好自己的嘴，差一点丢入死囚牢中。徐璋本入狱后，由于钱学森出面力保，组织上放话，只要检讨错误，就可以立即恢复清华大学的教职，重新纳入组织的怀抱。
然而此时的徐璋本，历经了狂风巨浪之后，在狱中一改放言无忌的性格，缄口不语，不吐一字。他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反抗，而是淡然处之，不再申辩，也绝不检讨。
监狱管理者为了恐吓他，甚至在枪毙人犯时拉他陪绑，他也从容赴死。平时开斗争大会让他坦白认罪，他就东拉西扯，装疯卖傻，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1970年中国发射卫星成功，监狱方面特地叫他来训话说：徐璋本！没有你，中国的卫星照样上天！你现在有何感想？
直到1975年，徐璋本才和国民党最后一批战犯同时被特赦出狱。这个顶尖的物理学家坐了整整18年的牢，却始终没有认罪。
又过了4年，强加在徐璋本头上的罪名才被解除，终于获得彻底平反。
但心有余悸的阴影，一直伴随着徐璋本。1980年代末，王德禄和美国访问学者杜开昔因撰写口述历史，特地上门采访徐璋本。双方交谈了两个小时，徐璋本却总是答非所问。王德禄一度怀疑徐璋本思维已经不太正常。后来读了谢泳写的《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才知道他在监狱中之所以能够活下来，就是靠着装疯卖傻才保护了自己。王德禄这才明白，当徐璋本面对杜开昔这样的外国记者采访时，他答非所问，正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反应。
但和老同学钱学森交往，徐璋本可以说内心话。两人之间深厚的同窗之谊，无论何时，都一直牢固地保持着。这一点很不容易。1957年徐璋本被捕后，徐家陷入困境，钱学森给徐璋本夫人王锡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去年除夕（引者注：指1957年12月31日）托郑哲敏同志送上40元，想已收到。”信中说这40元是作为58年1月份的生活费，到1月底“我愿意帮助您30元作为2月份的钱；在2月底，我愿意帮助您20元作为3月份的钱。”钱学森在信中提出，希望徐璋本的夫人向工会请求帮助，以解决因徐璋本被捕而造成的家庭经济困难。
应该说，在徐璋本因“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后，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钱学森却甘冒风险，挺身而出资助徐璋本的家属，确实难能可贵。而且，在徐璋本服刑期间，钱学森还去探视过这位老同学。文革结束后，钱学森又给主管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信，证明老同学徐璋本没有历史问题，只是思想有些偏激，为徐璋本的彻底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徐璋本返回清华大学后，痛惜20多年的光阴付诸流水，发愤工作，欲夺诺贝尔奖，夜夜工作至凌晨两三点钟。然而天不假年，长期的监狱生活，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