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敏｜文
全国政权新建之初，伴随着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大运动的开展，借助于朝鲜战争和国内三反、五反的声势，在国家机关和高等院校内部，又发起了“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对人们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和亲友的经历、政治面貌进行了一次普查，并记录在案；与此同时，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目标主要针对高校，在校党委或加上工作队的领导下，经过“左、中、右”排队，选出重点，发动学生向重点人物提问，形成围攻，要求被围攻者在小会大会上反复检讨交代，接受群众的考察，让群众来裁量过关或是不过关。当时使用了从延安带来的政治熟语，如“脱裤子、割尾巴”之类，这叫“洗热水澡”。非重点人物也要“洗温水澡”。总之，必须达到“打掉知识分子臭架子，使其不敢妄自尊大”的目的。
随即，便在1952年开启了大范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既是对苏联教育体制“一边倒”的照搬，也是对原有高教系统的大拆大卸，两者并行，以体现改天换地的崭新面貌，如将某些课程、某些科系加以取缔，而新增加马列主义一类的科系。伴随调整的同时，又一次对教学人员进行了排队和筛选。
不久，随着治国理念的改变，新民主主义终止，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浮出层面，资产阶级唯心论成为教育界、学术界乃至整个知识界最流行的一顶帽子。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从此成为改造对象。
当时，整个高校弥漫着一种风气，就是否定教授们拥有的知识，贬低他们的专业价值。康生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很蔑视地说：“不要迷信那些人，像北大的游国恩、王瑶，那些人没什么实学，都是搞版本的，实际上不过是文字游戏。”“我把这种事当作是业余的消遣，疲劳后的休息，找几本书对一对，谁都可以干。王瑶他们并没有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这样的讲话作为领导指示下达，学校党委、总支、支部的反教授气焰就高涨起来了。
那段时间，康生到处指手画脚，发表讲话。他在1958年7月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时，信口就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三千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五千斤的一级，四千斤的二级，一千斤的五级。
农学系主任、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在所谓大放卫星的浮夸风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肯见风使舵顺竿爬，康生挖苦说：“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五千斤，农大赶不上，就坐不住。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
像这种完全不懂农业生产的胡说八道，居然振振有词，无人敢于反驳。风气所及，像北大化学系总支，也敢对傅鹰这样的物理学家、无机化学专家轻易抹杀，指斥他的高深理论，“只不过是些脱离生产实际的抽象的数学公式和空洞的概念，根本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自以为是的教授们夹着尾巴做人。刘××就曾经在会上号召：“要把教授的名声搞臭。”
经过几年的改造运动，这个目的确实做到了。此后，一直延续到文革，“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们不是被打倒，就是进牛棚，不是挨批斗，就是去干校。而管理他们的领导，都是从延安过来的干部，这些人毕业于延安大学，学的是马列主义、唯物主义。在这种学说面前，其他一切知识都是落后的、唯心的。接受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从西方留学归来的教授学者，脑袋里完全没有这些概念。过去没有这些概念很正常，也完全不是问题，懂不懂这些学说都没关系。
然而1949之后，延安大学培养的知识分子，纷纷进入各类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领导，掌控了话语权。阶级斗争、马列主义，一串串新颖的闻所未闻的革命术语，让过去自以为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耳目一新，一个个张口结舌，自惭形秽，彷佛成了学术文盲。久而久之，曾经那样得意洋洋的知识分子，自以为是的教授们，在思想上、行动上，乃至日常生活中，都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觉得自己确实应该接受思想改造了。
从此，知识分子，以及附着于他们身上的知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就这样被击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