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买了一本《傅雷家书》,一直保存着,对我影响很大。其实那书信是傅先生教儿子怎么做人的。文革时,傅雷夫妇不甘受辱,自杀了。我想傅聪走对了,至少他可以自由地的演奏他的音乐到老,留给世人更多的作品。这次没能扛过这病毒,太可惜了。
不过今天我要转发一篇故事,讲讲一位有恩于傅家的人—江小燕。一个我要努力学习也不可及的智者。
她有一句格言:“得意淡然,失意泰然,自处超然,群处蔼然!”
“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1958年,江小燕十九岁,正值青春年少,将于上海市第一女中高中部毕业。她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弹钢琴,成绩门门优秀,步入一所好的大学不是问题。
然而,就在毕业前两个月,校方把俄语教师柴慧敏打成了“右派分子”,江小燕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校方授意她提供书面材料“帮助她,拯救之”——即搜集老师的罪证。
江小燕却一心一意想‘救’这位教师,非但没有写揭发材料,反而为柴慧敏辩护。
而江小燕不愿从命“揭发”,也受到批判。在她高中毕业的毕业鉴定上有如下判定:
“立场不稳,思想右倾。”还评为政治品德“差”。(注:这几个字放进档案,在当时就可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
1966年夏天,“文革”的急风暴雨凶猛而来,黄浦江畔不时传来某某名人自尽的噩耗,有几个与江小燕有往来的人也走上这条绝路。包括当年她辩护过的俄语老师,也跳楼自尽了。
9月初,江小燕正在钢琴老师那里学琴。钢琴老师的女儿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生,带回一个消息:“傅雷夫妇双双自杀了!”
( 注:1966年9月2日,因不堪红卫的殴打、凌辱,傅雷与妻子朱梅馥在上海江苏路284弄(安定坊)5号的家中双双自尽。自尽前,傅雷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周秀娣,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上吊自杀之前,他们还将棉被铺在地上,以免自杀后倒地时发出声响,惊扰他人。他们用体面和高贵的自我毁灭,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使她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她看过傅聪的音乐演出,读过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无比敬佩他深厚的文学根底。出于义愤,她想给周总理写去一封信,反映傅雷的事情。
为了了解情况,江小燕以街上的大字报大标语为线索找到傅雷的家,却从傅雷生前的保姆周菊娣处得知傅雷夫妇的骨灰即将灰飞烟灭!
因为傅雷的两个儿子,傅聪远在美国,傅敏在北京劳改。骨灰只有亲人可领,更何况此时人人唯恐与“自绝于人民”的“黑五类”发生关系。
江小燕夜不能寐,最终决定挺身而出—— 冒充傅雷的养女去领骨灰。
第二天,江小燕戴着一个大口罩,只露出一双清澈的眼睛,来到上海西宝兴路火葬场,自称是傅雷养女,要保存傅雷夫妇的骨灰。
按情况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江小燕的情真意切让工作人员动了恻隐之心。但是,她没有钱购买骨灰盒,尽管江小燕已27岁,但因为高中毕业时的评语,她一直没有得到工作。
于是,江小燕想方设法又找到了傅雷的内兄朱人秀。江小燕是戴着大口罩来到朱家的。朱人秀问她姓什么,江小燕说自己姓“高”。朱人秀问她住哪里,江小燕不肯说。朱人秀见她连地址都不肯说,有点不放心,就把钱交给外甥张廷骝,让张陪着“高姑娘”去买骨灰盒。买好骨灰盒,领取并装上傅雷夫妇的骨灰之后,“高姑娘”把骨灰盒带回自己家中,暂且保存起来。
过了几天,江小燕和张廷骝又一起把骨灰盒送往上海永安公墓,办理存放手续。考虑到傅雷的名字太“醒目”,“高姑娘”从朱人秀那里得知傅雷原名傅怒安,就在骨灰盒上署名“傅怒安”。
处理完此事后,她立即写了“小民求告信”,希望总理管管这种局面,为了安全并没有署名。
10个月之后,1967年6月21日晚,江小燕依然被抓了,三个陌生男人将她带上了汽车。
原来,那封为傅雷正名的信,没寄出上海就被截获了,并且当成一宗“大案”全力追查。江小燕被视作“现行反革命”嫌疑犯押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审讯。
接受审讯时,江小燕表示从未见过傅雷,并用极其单纯的口吻,反问了审问人员一个拷问良心的问题: “替人家收骨灰,落葬,这总不能算是缺德的事吧?!”
随后,她又列举了父亲曾通过教会的帮助,为无钱买棺的邻居包办丧事的事例。因为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自己只是受了父亲的影响,故而替傅雷收骨灰,谈不上什么目的。这些单纯的理由,加上江小燕没有工作,未走上社会的原因,让她逃过了一劫。
因为审讯她的人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而是工厂里的工人师傅。江小燕深知中国底层工人历来有忠厚善良的美德,如果换做是读过书的人,江小燕说:“极可能这个人(自己)也许已不存在了……我一张口,万万敌不过一群有文化、无头脑的人的口。”
释放回家后,江小燕向一无所知的父亲如实交代了一切,父亲没责怪什么,只说她做得对。
父亲同她一样,无法外出工作,抗战时曾参加国民党军队,如今成为了有历史问题的人,只得留在家画画维生。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巨大的恐惧笼罩着江小燕的生活。只要家楼下传来汽车的喇叭声,她的心就狂跳的厉害,生怕是来抓她的。偶尔被户籍警瞟了一眼,当晚就会彻夜难眠。
精神压力百上加斤,就害怕哪天就崩溃了,最后不得已,她又去工厂找了当年审问她的工人,诉说几年来惶惶不可终日。那人再次向她保证,“我答应过你,不向你里弄派出所去反映的!”
1972年,江小燕父亲去世,家中无人工作,生活无着,江小燕被里弄安排到了社会最底层的生产组。此时已经34岁。距离十九岁那件事,她已经在家困顿整整十五年,江小燕后来说:除了管过傅雷那一次闲事,自己无所作为。
??1979年的四月,那个昏暗的年代已经远去,傅雷先生的儿子傅聪回国,当他得知自己父母的骨灰还保留了下来,不禁感动不已,于是和自己的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这位陌生的好心人,但是江小燕行事极其低调,傅敏始终未能如愿。最早见到其本人的唯一一个采访者,估计只有叶永烈先生。
1979年追悼会后,傅聪手抱骨灰盒,傅敏手捧遗像,前往公墓。
叶永烈先生在撰文中提到,江小燕拒绝采访,对当年的事也不愿多谈,觉得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再三恳求下,江小燕才同意谈一谈,但前提有个要求,她对叶永烈说: “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请不要透露我的名字,我淡于虚荣!”
于是,公众得以知道了一些尘封的旧事。此后,叶永烈和江小燕成了好朋友,一直保持联系,同时恪守承诺。
自傅雷追悼会后,傅家人就一直寻找江小燕,总想找机会报答她。
1997年10月,傅敏夫妇来上海,通过叶永烈先生的关系,终于见到了恩人江小燕。傅敏提出合影一张留念,但被江小燕婉拒了。叶永烈说:“她从来不让我拍照。这些年,她唯一答应我的要求,是允许公开她的姓名——江小燕。”
对于傅家的感谢之情,江小燕退避三舍,淡然处之,百般推却下,仅仅出于礼貌接受了一张傅聪寄给她的音乐会门票,音乐会刚刚结束她就悄然离去。
江小燕最后一次详实地道出为何保存傅雷的骨灰一事,是在1998年刊登于《书屋》的一封信,其中谈到内心感受的一番话,令人肃然起敬:
“我记得,也未曾对傅家的人写过什么,这根本没必要。我既然能在他们恶运覆顶之际为之申诉,当然也能对他们今天的声誉日隆视若无睹,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看看那变幻如云的世事吧!若不能解决灵魂的归属问题,那么,得到再高的名,再大的财,都是空的!”
江小燕的写作生活
让人欣慰的是,1985年秋,江小燕终于圆了大学梦。彼时她已经46岁了,但仍热血澎湃,报考上了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两年后,她拿到了本该在一九六二年就应该拿到的本科文凭,然后就职于上海电视大学总部编辑室,任报纸副刊编辑。后又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当老师,直到一九九四年退休。
回首人生,十九岁困守在家,三十四岁参加工作,年近五十考大学,什么都比别人晚一大截,就连恋爱成家,也因为“性质”问题在大好年华中错过了,所以她终身未嫁。
江小燕说:“多少年来,我的努力,我的挣扎,真是一言难尽。”但她仍然一再强调,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未后悔,因为一个人内心的平安是任何名利所换不到的。
许多年后,再谈当年的非凡之举,江小燕将自己评价为——一个连自己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的一介草民,却想为他人的冤屈一振细臂而呐喊!
至于那封写给总理的小民告信,她自嘲道: “我很幼稚,很单纯,是吧!”
人性都是有一好一坏两面的,但坏的一面,从未如此集中地暴露在一个时代——知识分子苍白失血,文人风骨荡然无存,热血青年疯狂破坏……
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却怀揣一丝微光,照亮民族良心,伸张世道正义。
如今,这位勇敢女性,单身住在上海远郊,闲时绘画,兴时书法,或诵诗词,亦奏音乐,过着与世无争的平淡生活。她有一句奉行一生的处世格言:
她是一个平凡无名的女子,却当得起“伟大”这两个重逾千钧的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