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写于2008-03-21 06:47:07) 

1979年是改变命运的一年，国家和我们小家都是转折的一年。 那年一月中央决定《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停止对台炮击；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邓小平副总理访美。这是解放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二月对越自卫反击战；六月万里肯定了安徽凤阳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1月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同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国务院确定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 全年每日每时都在对冤假错案进行着平反。

上面列的每一项改革的措施，都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至于对越战争，我们的理解就是过去上政治课讲的是把注意力转移，因为全国万业复兴那个乱是不可想象的。城里人已经进入新阶段，可是农村还在“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的境况。这句话是我的姑父的亲戚，80年代从农村写来的信的开场白。

虽然文革结束了两年，但是很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中，不是每个人都拥护给地主富农正名，因为那土改分田分地，是对还是错哪？当时的乡镇村领导哪个不是那个时候起来的? 从国家而论，各级单位和领导，因着平反出现的文革两派的暗斗都还在进行中，因为说出被害平反的原因时，必然涉及到还在位上甚至高位上的害过人的人。

在建国以来甚至建党以来历次运动中都有人整人，历次运动中又都有整人的人被整了。到底怎么看待这些事？所以许多在文革中被残酷整肃过的，仍活下来的高级领导，也都在反思自己过去的做法，有很多人主动向过去他们整过的人道歉。毛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受到了彻底的质疑。

我们大家在办公室里也在谈论如何搞好经济的事，讨论如何能够把产量搞上去，把企业办好。农业局一位姓叶的老技术员是从福建来的，他说不应该只是一种经济体制，吃大锅饭，没有竞争生产不会搞上去，是呀，那平均主义的害处大家都看得到，人人都有私心，圣经讲是罪性，想象在农村看到锄地时，干得快的总锄到头就歇着，等到大家都到了，再一起锄回去。有多少人真正能够不计较，天天，月月，年年比别人多干得同样报酬，所以我们也很赞同。

至于说到当时的一片混乱，事情究竟如何解决，谁能做好的决策? 我就说：“中国还得靠上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说这句话，总之心里希望有个权威，那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神，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大概和我从小受到的熏陶有关。

就在我说了这话不久，突然收到了二姑的电报，叫我速速回京，办理调回北京的手续。我接到电报立即返回北京。原来，姑父被整死，现在平反了，姑姑没孩子，所以把我调回来照顾她。除了办我们的手续，就是帮助姑姑去办姑父平反的事。姑父挨整时，连累了跟着他的人，包括几十年的老革命，及才工作的年轻人，现在都可以得到平反了，那死去的哪？疯了的哪？他们才是最可怜的。这其中有个人，要求平反时，专案组问他，那你为什么写了这些材料？他说你们看看我在纸的后面写得什么？他们一看，发现他在纸的不同位置上写了四个字“屈打成招”。这是几年后，那个专案组的人亲口告诉我的。

我到内蒙后，就没有想过能回到北京，那时真是觉得比上天都难，所以为了将来，生了个可以挑水的儿子。现在真的办成了，做梦也没想到我也会在姑父平反中得了益。当时报户口要有接收单位才可以，正好我们原来联系的中国农科院需要200名专业技术人员，上级批准，我们有有利条件：一是，李大哥当时帮我找的单位正好在农科院蔬菜研究所；二是，我们是农大蔬菜专业毕业的；三是，我的姑父是在农科院被整死的；所以蔬菜所，农科院里都没问题，毫不费力地我们就被接受了，要知道我们是五口人进京，5个户口啊！回过头想，那都是神的恩典，当我口里承认上帝之后，我的命运会改变得这么快，我怎么能不感谢他。
 
不但我们走了，很多人都出了山。我特别要说的是62年被下放到和林的王健和李枫老师了。王健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组的组长，李枫是对台广播组组长。他们原来在三野，西南军区，是邓小平的部下。57年鸣放时，都听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邓小平的“盖棺定论”说法有异议。记得我们一到和林格尔就听说了他们，说王健因为说了苏联专家的不是，就被定了右派。我们在中学的朋友焦老师说，57年先是李枫出事联带了王健，两人都不认错，当然就发配到下面来了。

王建分到县卫生科当科长，李枫在和林中学当副校长。文革中没少挨斗，特别是打内人党的时候，被打得很惨。焦老师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是64年8月底到的和林。因为都是北京人，他也经过反右，对右派的事情，心里比较清楚，到和林后，王健，李枫和他们关系一直都好，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关系好，所以有时学生斗李枫，把他也拉去。”文革结束了，又要学外语了，王建就被调到中学教外语了。他们回到北京在北京广播学院工作，一个教书，一个在图书馆。后来他们全家都调回了中央广播学院， 现在，李老师去世多年了，王健老师还活着，也跟着女儿在美国。

在文革后期，还有一对夫妇，男的姓刘，也到了和林县。他们象是南方人，穿着很洋化，我和他们很熟，知道他们是上面下来的，但从哪儿来，为什么来，我从没问过。前些日子焦老师告诉我刘某是原来内蒙自治区的秘书长，他出山后回到呼和浩特，给和林作了很多事情，为和林后来成为蒙牛的基地，为山沟里的建设，出了很多力。 

那一年。分配去的外地大学生们也陆续都出了山，广西的小韦，湖南的小刘，就连呼和浩特的王凡夫妇，邻近的托克托县的老高都走了。陈鸿厚带着三个孩子回了老家江苏盐城，最后当了盐城地区电力局的头，上网去查，他在2000年开始在无锡办起了江苏电力系统疗养院。

我本来要写一篇藏龙卧虎，可是因为在内蒙的日子到了结尾，就把题目改成了龙虎出山，其实在那里大炼了一把的每一位，无论在技术上，身体上，思想上，都格外成熟，为后来改革开放作了极好的准备。每个人都成了岗位上的中坚。

圣经里约伯在苦难结束后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 虽然我对毛的许多事不赞同，但是为着11年的吃苦，我感谢毛泽东。不敢说我们被炼成了精金，但是我们确实都被炼成了钢筋铁骨。以后的日子多苦也没有比过内蒙的了，无论碰到什么境况，和在内蒙的日子一比，就不觉得难了，哪里还有烦恼？

在内蒙的日子使我得益一生。

备注：209 年我去广西，请了南宁很多朋友问，也没找到他，愿他们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