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的日子（25）- 拨乱反正
 (写于 2008-03-10 04:30:39)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是百废待兴，确立领导，整顿组织，统一思想，发展经济，千头万绪，从上到下，都是乱糟糟的。
 
以叶剑英元帅为首的元老们和华国峰为首的新党中央，在让邓小平复职的问题上明争暗斗。我们也都听了中央传达的邓小平给中央的要求出来工作的信，说心里话，还是希望他能再出山，因为他毕竟是个抓老鼠的实干的猫。经过叶帅等人的努力，终于让邓小平回到了工作岗位，并逐步取代了华国锋。
 
大家实在对华国峰不感冒，说实在的不是毛老人家那句“你办事，我放心。”他怎么能当上主席呀。这个人实在没本事，有的就是教条。姚文元在回忆录里说毛根本没说过这句话，到底怎么回事儿，我们也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提出和推行了“两个凡是”，就是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抱住老毛的那些错误做法，死不放手，国家怎么能这么发展哪。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也开始题字，可是写得那笔字实在不敢恭维。有人写到他退下来以后每天都练书法，看到过发表他的后期的书法，真的进步很大。
 
人们总结那段历史，是这样记载的：由于存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挺身而出，针对“两个凡是”，他向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理直气壮地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1978年，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黑体字的这句话是引的邓小平写信的原文）。谭震林在红旗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两种思想之间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但是最终这一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樊篱。在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后，划出了我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中国人民真正拨开了“文革”浩劫的阴霾，踏上了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
 
上面大刀阔斧地改变着政策，人们从僵硬的思想中跳了出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记得我的嫂子叫苦连天，她是在中学教政治课的老师，教材实在是跟不上变化。头天还在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下子给敌，富，反，坏，右平反了，没阶级了，这政治怎么讲？其它如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割了，三自一包的政策又回来了。”
 
我们当时很关注有关赵紫阳的消息，因为他曾在内蒙古呆过。说他每天办公就在面包车里，在四川的各个地区视察，努力促进生产，他还发令制止买卖人口，因为那里把女人卖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北贫穷地方。万里也带头在安徽试点，实行包产到户，让农民有更大的干劲多种粮食，不但自己能吃饱也可以有余粮卖给国家。到78年后期全国大力推行包产到户，当时的顺口溜是“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内蒙则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很多造反的领导也还在位上，观看着风向。
 
报上不时传来给老干部平凡落实政策，在出席代表大会的名单里，可以看到文革中许多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名字，又登在长长的名单里。报纸，广播，电视上不断地报道给国家领导人平反，开追悼会的消息。每个部委都有10几个副部长，老领导恢复了工作，新领导也还在位上，当然名单一大溜了。其实这些都和胡耀邦同志的直接工作有关。有段报道说：胡耀邦当时进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大胆排除上面来的干扰，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直到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不但还历史以公正，而且为改革开放大业找到了一大批得力干部。十年浩劫后，不做好这两件大事，就无从拨乱反正，打开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所以大家都认为，耀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推动历史前进的先锋人物。”
 
我们这些人，特别是从内蒙以外来的人，也不怕忌讳地讨论着。在小小的和林格尔县也是像小平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瞧一步。老百姓欢天喜地，鸡可以多养了，羊可以多喂了，树可以多栽了，自留地可以多种了。城里办起了化肥厂，水泥厂。农业局的那些婆娘们也不东家长，西家短的在老崔家瞎掰虎了，办起了爆竹厂，日子一天天地变着花样。这一切都给人们带来了新希望，我们这些人当然毫无顾忌地帮助农民和县里发展着生产。知识青年也开始分配工作，很多人回了城，77年开始恢复高考，老三届又有了上学的希望。我们这帮大学生中的小韦回了广西，小刘也回了湖南老家。
 
77年我回北京过春节，去农大看我们的老师，看到我大娘的侄子郑培尧，他是我们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的教授，他鼓励我努力调回北京，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句老话，可是句真理。我们也开始认真地准备着，当时我一直在认真跟着电台努力地学习英语、日语。但是回京的路仍然那么渺茫，那边也渺无音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