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14 09:51:21) 

四人帮倒台了，一下子一潭死水活起来了，可是过去的规矩好像也不那么规矩了。那时候，中央由“你办事，我放心”的华国锋领导，也没有多大威信，地方上土皇帝们突然各自说了算了。我们是搞园林的，当然鼓励农民多种树，在自家周围种树是自己的事，可是董家营公社的书记就是规定每家只允许种多少棵，不可以在院墙外几米之外种。我们林业站的站长更是私下里乱砍乱伐，把许多的树砍倒偷卖。县委更是把地震救灾的钱盖了招待所，好像谁也管不了谁了。我回家跟我哥说起此事，他说你怎么不去告他们？我没说话，那些土皇帝们就是地方的霸，每个公社干部家属都不干活，都欠着队里的口粮钱，老百姓能说什么。
 
一切都乱起来了，法律不管事了，就连人也变坏了。林业站赶马车的车夫和技术员小康的老婆说他的亲戚可以帮他买个缝纫机，钱拿走了，机器也没见到，那个亲戚也跑了，最后也没找到。现在这骗钱好像是司空见惯，那时候可是很少有，因为人也实在是穷，骗也骗不了多少。

这个康某家也发生了一件事，我们外地去的都生了三个孩子，为的是他们将来在内蒙好互相照应。康家生第三个又是个女孩，他老婆就心里不高兴，可是他是个干部又不能把孩子淹死。有一次他们回父母家，坐着拖拉机，因为是冬天，穿得厚，包得严，等假期回来说是孩子死了，是在车上喂奶时憋死的，大家都不信，说是他老婆故意干的。
   
我76年时被调到县苗圃工作，搞技术兼做会计。马家爸爸在继续帮助县里的农民建果园，早建的果园也都开始接果子了。我们天天在果园里修枝剪树，施肥打药，嫁接果苗，果子长得特别好。到了果子熟了的时候麻烦大了，好像全县城的干部都要进园子里来摘这果子似的，我就让工人把住门。不管你是谁，局长，县长也别进来，怎么卖果子还和打仗一样呀？但是这样处理完果子，也没得罪任何人，因为大家都一样的待遇。
 
其实世道也在变，过去没希望的事情变成有点希望了。
 
收音机里也开始教外语了，我就先念我的英语，小刘他们也来找我学。回北京的时候我就买了日语教材来读，跟着收音机学。老崔是文革中从内蒙古林业设计院下来的工程师，马二和马三生下来都是他们给看着，老崔大嫂是个大好人，帮我看孩子，看着家。我学习时就鼓励崔嫂的孩子们跟我学日语，后来，她们找工作时也因此得益。
 
最显著的变化是外地来的人，不管是大学生们，还是知青们都有了回家的念头。他们那些从其他省里来的就积极地联系准备了，可是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总觉得回北京就像上青天那么的难，心里也没多大念想。很多本地人很嫉妒我们的想法，从北京早期来的大学生们也都没抱希望。每次大家聚在一起也是在说论这件事。

因为我总觉得没有希望，也不找机会。有一次，农机学院毕业的陈洪厚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他说：“你撒网打鱼时，一网下去也许打不上一条鱼，也许几网下去也没有鱼，可是没有打不上鱼来的渔夫。” 经典！他是在鼓励我们要努力撒网，争取能够捕上鱼来的机会，我们在他的鼓励下开始行动了。
 
老天总是照应，春节过年回北京，和院子里西屋的李大哥说起来，他马上说他帮我问问，真巧，原来他在北京蔬菜种子公司工作，认识中国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人。我们也没抱多大希望，但是问问又不丢人，就请他帮忙。
 
回来后陆陆续续地，小韦回了南宁，小刘回了湖南，知青们也开始走了。我们什么时候能捞上鱼回北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