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70年代后两年在内蒙和林格尔，我们这些外地的大学生们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大家纷纷找门路回去。我们最好的朋友广西的小韦，湖南的小刘，江苏的陈鸿厚夫妇都走了，而我们要回北京就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啊。虽然我们已经找到了可以接受我们的单位，但是户口是大问题，何况我们是五口之家呢。

1979年 ，那时候真是挺乱的，百废待兴，毫无秩序，政策多变，人心惶惶。我们在办公室也在讨论，一位同事说：＂经济要上去，还是要有竞争＂他意思是吃大锅饭，没人出力。我觉得关键是没有权威了，谁说话都不算数了，就说了一句＂中国还是要有上帝。＂

谁知没多久就接到了二姑的电报说要我马上回京，因为二姑父平反了，他们同意我可以回北京照顾她，因为二姑没有孩子，二姑说需要我回去帮她办事，同时先生和孩子们户口也可以随我进京。于是，我整理了一下，带上马二就回北京了，剩下内蒙的手续就让先生办，那时候，老大和马三已经在北京了，那是79年9月。

调回北京需要有接收单位，我们之前一直在联系的中国农科院，正好这时候中央批准给他们200个进京名额，补充科技队伍，我们是63年入学，68年毕业的大学生，又在基层工作了11年，所以立刻就批准了，事情就这样顺利解决了。办完所有的手续，先生到黑老夭子公社把我们的档案拿上，把全部家产装了一辆大卡车，先生跟车，搬回了北京。感恩啊，5口人落户北京，没有恩典不可能的事。

安顿好了，我就开始帮忙二姑跑给姑父平反要处理的具体的事，陪她去探访文革中他们那些受难的老战友们，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整理平反需要的材料，对于国家，党和家庭的历史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这也直接影响了我看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一生有益。

因为文革时姑姑住的房子没有了，领导又给她分了前门西街的新盖的宿舍楼，我们帮助她安顿好，把在内蒙新做的家具都给了她，她的家也有了样子，当然她让我把我的户口落在她那里，怕老了没人照顾她，先生和孩子们户口则落在交道口我母亲家。

等到姑父的事办完，追悼会开了，我就正式去上班了，34岁的我们成了所里最年轻的科研人员，要知道77年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呢。

信了主，知道神是主宰一切的神，祂的恩典够用，感谢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