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开博以来还没有写过母亲的故事，因为母亲节总是忙得昏头转向，又因为实在不知道怎么提笔才能把母亲写好。今天3点多爬起来，决心写点什么。

其实，我写过我的母亲，却没有底稿保存。那是1963年高考时我们的作文命题之一。当时有两个题目：《唱国际歌所想起的》和《我的母亲》。在那个时代人人政治第一，我当然选了前者，可是写了一半怎么也写不下去了，因为实在想不起什么，写什么都是空的。我就在上面打了大叉子，又重新写《我的母亲》，当然是祥祥细细地描述了母亲是多么勤劳节俭，多么热爱工作，多么爱帮助人等等，都是每天生活的真实记录，轻松地写完了。

57年，父亲因为伯父伯母的关系被定成历史反革命，去了天津茶淀农场，母亲一个人担负起了养家的全部责任，当时哥哥刚上大学，我要上中学了。现在想想，我实际上等于是单身母亲养大的。小时候，父亲在天津工作，一年只有12天探亲假，54年回到北京，55年肃反在单位关了数月，57年就走了，直到80年平反了正式回到北京。但是母亲从没有掉过一滴泪，诉过一声苦，虽然当时只有30多元的工资。我从小到大所穿的衣服，鞋，都是母亲做的。没去外边吃过馆子，没花过不该花的钱。靠着母亲一双勤劳的手，我们照样快乐的活着。

我今天没时间多写那些，只想说说母亲的智慧-言教不如身教。

母亲的家里兄弟姐妹9人，外祖父是从英国传教士办的广文学堂毕业的，他也是最早的那批齐鲁大学的毕业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后来一直在山东青州府教中学。孩子多，但是都上了学，女孩子都学了护士。 母亲69年退休时，证书上写了她工龄35年，那包括了她解放前的工龄，实际上她从34年开始做护士的。在她的家庭里，信仰是首位，这也是为什么她嫁到了我的爸爸家，因为祖父是牧师。解放后，每次回老家，姥爷，姥娘还是一样地祷告谢饭，不改初衷。

母亲是50年参加的革命工作，当时在卫生部妇幼保健实验院工作，后来分开改成了北京市妇产医院和西城区儿童医院。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无法把神的事告诉我们，但是每当我坐在她旁边看她洗衣服时，她就会给我唱一首歌，“小小的主耶稣生在马槽里”，所以我就是那时候记住耶稣两个字的。她不谈任何政治的事情，可是经常讲爷爷在解放前每天是怎样祷告的，过了几十年，那些祷告词讲的，让我看到了真实。54年，奶奶到了北京，每个礼拜天带我去教堂，晚上带我祷告，我的母亲从没有阻拦。我在教堂里上主日学，表演耶稣救活的女孩，心里记住了耶稣和上帝。让我们在混乱的年代，心里总有平安。

母亲从不大言大语，也不能讲，但是她所行的每一件事，都是按照‘爱人如己’的原则。解放后她工作的这20年，每天早上6点骑车离家，总是第一个到班上，打扫卫生，消毒医疗用具，冬天还要生火，做好一切班前准备，她从不生病，所以没有一天改变过，小侄子出生后，她决定替哥嫂带孩子，早上抱着侄子坐车去上班，也还是早早就赶到班上做该做的事情，而这一切不是别人指派的，是她自愿的。56年因为年年是先进工作者，她被选中去颐和园里住了一个星期度假，那是很光荣的事情。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文革中，她医院里没有一个人因为父亲的关系整她。等到医院搬迁甘肃，她还要跟着去，军宣队想着她，劝他退休，我们正好在北京探亲，军宣队还让我们劝母亲留在北京，最后是马家爸爸去医院告诉军宣队母亲决定留下，因为母亲实在舍不得离开她的同事，还惹得母亲哭了一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掉泪。如果不是母亲年复一年的忠心和爱心，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后来退休回到街道，居委会开始按反革命家属待她，让她挖防空洞，干苦力活，这对母亲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她一辈子就在干活，无论是在单位，还是去修13陵水库，还是医疗队下乡，她那里怵过，她还是每天兢兢业业地做事，就这样我也没听她报怨过。等到文革一结束，她马上被选为了居委会小组长，我当时觉得太可笑了，专政出了一个人人喜欢的邻居，母亲这回可以发挥特长地去为大家服务了，她也是那样做的，要知道这期间，她还带大了4个孙子孙女啊。还不算以前长大的两个。

我哥的孩子和马大，下面是我两个侄子和我家仨娃

母亲对邻居，朋友，同事更是不用说，富大妈生病的时候，她每天做饭给她，生病厉害的时候，母亲用马大坐的小竹车推她去医院。舅妈的同事生病多年，住在我们附近，母亲常常会做了好吃的给她送去。她退休以后，更是不闲着，常常带着我的孩子去探望她的同事们，无论去哪儿都不坐车了全走着，所以，我的孩子们练出了走的功夫。有一天，她找不到马二，马三了，原来两个孩子从城里的交道口走到了四环外的林学院找爸爸去了，虚惊一场。不过我的孩子们也都跟她学习了有一颗善良的心待人。

母亲走了，没留下什么财产，可是留给了我们一个永远得益的品格，就是爱周围每一位你接触的人，并善待他们。

我感谢神，让我母亲认识祂，并赐给了我一个好妈妈和如何做人的榜样。

先写这些，没时间了，今天是母亲节，还要大拼一天，再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别忘了打电话给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