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儿香两岸……”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说实话，这些歌词伴着悠扬、铿锵的乐曲，还有罗盛教、邱少云、上甘岭、最可爱的人……从少儿时代就让我激动。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情感的浪花还将我的心藏和敲击键盘的双手拍打得微微颤抖。至今，许多抗美援朝的老军人依然为参加这次“保家卫国”而荣耀，许多捐躯朝鲜战场的烈士亲属也在吟咏毛泽东丧子而诵的古诗句“何必马革裹尸还”……对于这些烈士及亲属、伤残军人、老军人，本人心中其实充满敬意。他们，毕竟在主观上是为了和平、正义。
     
多年浸透空气的宣传使抗美援朝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目中保家卫国的圣战。然而，大量阅读与思考使我的灵魂不断受到扣问。

我相信嘲弄历史就是嘲弄以国家为单位的集体人格，也是对现实和未来的出卖。

1．抗美援朝的决策怎样出台？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决策上，曾经苦苦思索、举棋不定，因为就连当时政治局、军事将领当中，也基本上反对出兵朝鲜的占据上风。抗美援朝作为重大战略决策，是毛泽东犯下的一个超低级的错误。而铸成大错本身，就说明建国之初，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的设计、营构上，是存在严重缺陷的。抗美援朝的决策，依托着、也加重着这样一种体制上的弊端。
    
毛泽东说过，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宣传说原定林彪带兵援朝，他到苏联养病。其实林彪早在辽沈战役就是带病指挥的，听到有人说说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给金日成送礼，林彪说：“这个礼也送得太大了！”可见他是找借口不同意出兵。当时东北最高领导人高岗本意也明显反对中国涉朝。周恩来曾经极力主张避免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但后来在毛泽东的强硬面前让步。粟裕、贺龙、彭德怀等将帅也都从战略上不同意出兵朝鲜。
    
导致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的两大因素：第一是严重的不自信，从意识形态上以及中国对苏联的认可等方面有着严重的依赖心理；第二，毛泽东早已萌发并愈演愈烈的帝王情结。第三：独断专横，正是这一独断专横后来酿成大跃进饿死数千万农民。
     
抗美援朝决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失误，使新中国建立之初就使集体领导和民主决策、重大决策的机制与程序遭到严重破坏。

2．美国会“侵略中国”吗？

当时对于抗美援朝最大的理由就是：美国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唇亡齿寒，中国将受到侵略。直到今天，依然是这样一种借口作为评价抗美援朝的主基调。
美国当时会侵略中国吗？这是认识这段历史的极为关键的环节。
     
众所周知，美国在二战中是代表正义的，在协约国当中实为领衔。无论是西方主战场还是远东战场，对于彻底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抗战胜利没有美国的支持，至少要大大拖延或付出更加惨重代价。在整个二战日本投入天平样战场的军事力量中，美国一个国家独力消灭了日本的全部海空军以及日本陆军主力。战后日本局统计的数字表明，被美军击毙的日本军人共有1，587，814人；如果加上在中国战场被美国空军击毙以及印缅战场被中美联军击毙，这个数字约为188.8万人；分别占二战中日本军人阵亡总数239.2万人的66.38%和78.9%。中国抗战的胜利，不应该感谢美国吗？二战结束后，无论是审判战争罪犯、遏制军国主义，还是成立联合国、建立反战阵容和规则，美国也都是主倡者和推动者。
     
关于“美国侵略中国”的判断，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罗斯福提议由“四大警察”共同维护战后世界和平。况且，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迅速升温，国内主流意识是美国管好自己、照看欧美。美国的军事力量，从1945年的1210万人，迅速减少到1950年的不到160万人，减少了大约87%；1950年预算军费开支计划只相当于1945年的1/8，约110亿美元。军人大批复原，直到杜鲁门一直都削减军费。
    
从国际战略到国内政策，从军事力量到军费预算，打中国？门儿都没有！具体到当时的中美关系，美国早就放弃了对蒋介石独裁政府的支持，甚至极力主张按照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成立“联合政府”，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允许共产主义分子进入政府。罗斯福、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都是这种主张的积极推进者，原来有利于蒋介石的《军事使团法案》、《援华法案（俗称“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彻底作废。所谓美国侵略中国的说法，纯粹是一种主观臆想。再说得不好听一点，有点恩将仇报。也可以说，毛泽东有意无意地上了斯大林的当！

3．韩国临时政府是“伪政权”吗？

1895年《马关条约》使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韩国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919年的“三一起义”风起云涌， 200多万民众奋起参与。当起义受到日军残酷镇压，一些起义领导人流亡到中国。当时中共也是支持他们的。后来成立以李承晚为总理或总裁的流亡政府，这个政府当然是代表人民意愿的，在国际上受到美国等正义力量的支持，1944年7月4日中共《新华日报》的文章也说：“韩国临时政府是当前能够代表韩人的惟一的统一的政府；同盟国能够迅速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积极援助韩国光复军……这是打击日寇当前这种企图的必要措置。”这个流亡政府的临时议政院通过新宪章时，《新华日报》发社论说：“韩国实现了民主团结，不仅在韩国临时政府的发展史上有光辉的意义，而且在世界的民主浪潮中，在东方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中，也有着极重大的意义”。为什么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李承晚集团”成了伪政权？
      
其实，金日成在苏联斯大林策划、怂恿和直接扶持下非要建立一个政权，才是地地道道的伪政权。斯大林从“朝鲜人民军”组建到装备、培训，一手操办。真正的、为解放朝鲜而长期奋战在中国东北、朝鲜义勇军7个支队数千将士，与八路军、东北军长期并肩奋斗，却被苏联禁止回国，直到金日成站稳脚跟成立王朝，他们才被接收，但其中战功显赫的骨干遭到金日成镇压。
     
1945年二战结束，当年的12月美、苏、英之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就韩国问题达成协议，由这几个国家对整个韩国托管5年，然后再通过选举产生统一政府。但是，斯大林不仅在国内搞个人独裁，而且将大清洗普及到东欧各国，在朝鲜问题上撕破协议，拒绝共同托管，封锁“三八线”，扶持苏联红军朝鲜支队长金日成组建政府。金日成本来是朝共党员，但他合并了该党，另成立朝鲜劳动党，建立朝鲜革命军，全面接受苏军提供的武器装备，接受苏军对革命军的整训。美国在此情况下，明确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接回流亡在美国的李承晚。南北分裂格局由此初步形成。
      
在原来的托管协议被打破的情况下，美国将韩国事务提交联合国，1947年11月，二届联大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韩国临时委员会”(UNTCOK)，其职责就是督促建立韩国议会、选举统一政府。可是，斯大林却禁止委员会中的乌克兰代表履行职责。当联合国委员会的人员赴韩安排选举事务时，斯大林禁止它们进入北朝，并且严令组织北朝鲜参与选举。韩国统一的权利和机会就这样被剥夺了。选举只能在南韩举行，李承晚当选为总统。
     
无论从历史上看、从二战中国际社会（包括中共）的普遍支持来看，还是从产生程序上来看，李承晚政府都不是什么伪政府。
    
我们抗美援朝选择了金日成，实际上上了斯大林贼船而导致了朝鲜分裂，给朝鲜人民带去了什么？时至今日，南韩与北朝之间的对比相差悬殊，北朝在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各领域与南韩相去甚远。如今金正日立三公子为接班皇储，这是世界上一切正义的力量所谴责的私家政权、专制王朝的集中反映。抗美援朝，真的是推动历史进步吗？在世界历史的档案里，究竟该怎样评价？历史，自有公论！

4．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和中国的惨重损失

历史事实是：金日成首先向南方发起军事行动，美国是以联合国名义出兵的。中国在斯大林的蒙骗、威胁、利诱中开赴朝鲜，和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最终打成“平手”。一直以来，就有人认为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取得了“胜利”，因为面对强大的，美国我们打出了“国威”、震惊了世界。这是一种多么短视的眼光。
     
中国抗美援朝之后，在国际关系的格局中长期陷入极大的被动。50年代初期，美、泰之间军事协定、《美菲联防条约》；美、澳、新签订的《太平洋安全条约》、《美日安全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英、法、泰、菲、澳、新西兰、巴基斯坦在马尼拉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美巴防御援助协定》……中国周边环境迅速恶化。直到今天，我们的周边环境依然相当恶劣，真正把中国看成正义、友好、和平力量的“第三世界国家”其实没有几个。可是，美国在世界上基本上可以一呼百应。非要说这是美国霸权主义造成的，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僵化。世界各国评价的眼光全都是邪恶的、只有中国在孤立中坚持正义，这样的看法是井底之蛙的自欺欺人。
    
中美关系的长期对立更是给中国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经济上、贸易上、科技上、文化上、教育上、人才上以及中国整个社会结构和发展战略，由于只能模仿苏联而失去太多国际资源与国际环境，失去太多发展机会和条件。
     
中苏关系，我们用巨大代价换来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实际上只不过使我们成为“老大哥”下面的“小兄弟”而已。而且一旦苏共反斯大林，撤走专家使中国蒙受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苏联模式在中国发展模式当中高度渗透，其实那才是真正的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
     
后来中苏交恶，中国不得不重新利用“乒乓外交”与美国恢复关系，然后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建交和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才重新获得了一些主动权。历史表明：与美国在“三千里江山”打的那一仗，断裂了本来完全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中美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扭曲了中国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角色，降低了几十年中国外交的档次和效益。向苏联“一边倒”，给我们整个发展战略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被动，付出了及其惨重的代价。

美国并不是什么完美的国家，也不是什么很称职的霸主，但是，与前苏联比较起来，无论是国内经济社会政治的发展还是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各方面都要好得多。冷战时期的苏美，都有恶劣之处，但是毕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如果说美国是个不太合格的大学生，前苏联连小学都难毕业。关于冷战，不能只看到意识形态的对峙、大国利益的角逐、霸权实力的抗衡，还应当看到一个深刻内在的线索，那就是价值与制度的比较。否认这一点，无异于对世界现代史的浅薄。比较的结果，不言而喻。
     
中国的抗美援朝，致使我们长期和一个恶劣的“老大哥”捆绑在一起，后来又闹翻，长期和一帮恶俗的“小兄弟”搅和在一起，后来也闹翻，中国国际形象、国际地位、软实力长期在国际社会边缘化、低劣化，从大国发展战略来看，水平之低，足以让忧国忧民之士羞赧汗颜。
     
改革开放，中国内政外交都有较大进步。但是，僵化的意识形态标准、冷战思维、专制情结、制度弊端依然顽固地阻碍我们走向先进、文明。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地反思历史，如果我们一直都固执地将人类筛选、沉淀、检验而确立的核心价值体系视作异端甚至洪水猛兽，我们的人民就永远无法享受人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带来的公正、正义、民主、自由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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