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深圳以轻工制造业为主，电子、服装、珠宝等产业发达，这些产业都适合女性工作者，为此深圳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说达到了1：7。

王龄学校的工会主席是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妈，她热情地为王龄和张兰介绍了对象。张兰与相亲对象进展得很顺利，半年左右就结婚了。

王龄的相亲对象是大妈的亲戚，在深圳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但被临时派去惠州工作一段时间。第一次在大妈家匆匆见过一面后，不久收到了李健简短的来信，说愿意交个朋友，改天请王龄吃饭聊天。

出于礼貌，王龄也给李健回了信。说实话，第一次见面后，王龄对他的印象非常模糊，因为当时大妈的儿女都在家，王龄不敢盯着他看，但第一印象起码不反感，有兴趣再接触。

但彼此之间发出的信号太微弱了，他给王龄留了办公室的电话和科机号，王龄办公室没有电话，她也没有科机。

再次见面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这时王龄与贺木的关系已经进了一步。

那是星期六的下午，李键从惠州来王龄的学校，小坐一会儿后，他邀请王龄去他深圳罗湖区的公司宿舍看看，三房一厅的公寓，同住的同事都不在。李键没有领王龄进他的房间看看，王龄也没有提议，两个人在阳台看了一下外面的高楼大厦，便去外面吃晚饭。

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把两个陌生男女的相见当成是给对方一个互相认识的机会，王龄和李键都达成了共识，把彼此当成同学看待，不要有明确的目的。

有了这个前提，王龄觉得轻松多了，两个人愉快地吃了一顿海南鸡饭。李键很健谈，谈他的过去、现在、理想和前途，他是广东客家人，母亲在他小时候就过世了，父亲是大学老师，给他娶了个后妈，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正在读高中。他公司的发展不错，但个人福利不好，只有集体宿舍，为了有资格分到福利房，他打算考公务员。

在他面前王龄是一个忠实的听众，她几乎记不起自己说了什么。分手的时候，李键对王龄说：“我没有在其他人面前说过那么多话，我是O型血的，热情、豪爽是我的个性。”

与李键挥手告别后，王龄心想自己是沉默寡言、多愁善感型的，也许与他能互补，但是，李键的个子也不高，与贺木差不多，而且他的工作不是很稳定。这么一比较，王龄的心是淡淡的。

两个星期后，李键跟他的两个同事开车回深圳，绕道来王龄的学校请她一起共进晚餐。

四点前李键先打电话告知了，王龄没有拒绝。广东女孩几乎不描眉画眼，偶尔扑点粉涂点口红是有的。王龄洗过澡后，也稍微打扮了一下，穿了一条紧身连衣裙，让身材显得丰满而修长。

六点钟他们到了，李键来王龄的房间接她，在校门口李健向王龄介绍了他的同事，大家一起走路去学校附近的客家菜馆。

在企业工作的人似乎比较大方、随和，王龄也没有过于拘泥羞涩，大家边吃边聊。他们快吃饱了，王龄的一碗饭还没吃完，李键安慰王龄说：“我们都很粗鲁的，你不用那么斯文。”

他的同事也帮腔说：“当老师的都比较斯文。”

因为喝了点啤酒，再加上他们的玩笑，王龄竟满脸通红了。她不好意思地用双手蒙住了眼睛，忙解释说：“我喝一点点酒都会脸红。”

吃完饭李键的意思跟同事一起回公司宿舍，他的同事不同意，硬要李健陪王龄回学校单独处一处，他们去发廊洗头。

其实，李健跟王龄回来学校又谈了什么呢？除了感情的事，其他的都泛泛地聊过。也许，就是那层窗户纸没有捅破，于是觉得不知道聊什么好。无话可说，王龄打开了电视机。

半个小时后，他的同事来了，李健也该走了，王龄在校门口送他们离去。

王龄能感觉到李健有继续交往的意思，他带同事来一起吃饭就是想让他们参谋参谋一下。王龄也在心里把他和贺木好好地比较了一番，两个人的身高都不到一米七，李健显得瘦弱，贺木有男子气。两个人的长相都还标准，李健是鹅蛋脸型，显得精明，有个性；贺木是国字脸，让人觉得可靠，有安全感。两个人都是在企业工作，贺木在本地人中受排挤；李健是广东人，人缘广，对事业的发展比较有利，而且与王龄都是广东人，处世方式比较接近。

这一比较，王龄的心有点偏向李健了，贺木怎么办？如果他俩中有一个人的身高达到了王龄的审美标准，满足了她的虚荣心，也许她就不纠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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