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他乡星辰——北美华语作家散文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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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打破缸”等急中生智救人的故事,中国的孩子们都耳熟能详了。我跑到比利时也瞻仰过那位“布鲁塞尔第一公民”、高高在上往下撒尿的小于连铜像,因为他是民族英雄。形势危急能使天真的孩童干出成人意想不到的事,这使我想起了一种人:演员。
因为戏剧表演少不了即兴发挥,演员又得益于规定情景的基本功训练,所以说演员最能随机应变,属于最具急智才能的人。
关于文革期间样板戏的笑话不少,大多是台上岀了差错,演员将错就错紧急救场的,其中最常见的当属《智取威虎山》。我曾在襄樊棉纺厂当过工人,那时候各单位大演样板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位工友说,该厂主要由武汉知青组成的文艺宣传队非常出名,有一回演座山雕盘问杨子荣的那段戏,座山雕问:“脸红什么?”杨本来该答“精神焕发”,不知怎么演员把第二句回答提到前面来了,说:“涂了一层蜡!”座山雕又问:“怎么又黄啦?”杨子荣吭哧了一下,说第一句吧,“精神焕发”显然和黄脸不配套的;第二句又说过了,怎么办?他急中生智:“又涂了一层蜡!”总算圆了场。
80年代后期我到上海戏剧学院念书,有一个笑话在校园里流传。说是在北方那所戏剧院校里,一日半夜熄灯后某女生宿舍楼敲门声大作,保卫科的同志们又来突袭!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男生飞快地从蚊帐里吱溜一下钻了出来,跃上窗台,爬出窗户,双手紧紧抓住窗框,全身就吊在窗外。他不经意间左右一看,不禁乐坏了——周围几个窗口都吊着人呢!他们活像一排挂在窗外的腊肉,直到保卫贞操科的同志们离去。这个故事显然经过太多的戏剧加工,未可全信;下面再说说书上记载的一件事。
喜剧泰斗卓别林有天深夜携款回家,突遇一彪形大汉持枪打劫,卓别林在黑洞洞的枪口面前吓得瑟瑟发抖,可怜巴巴地乞求强盗说:“这点钱都是老板的,请在我帽子上打两枪,我好给老板有个交待。”强盗拿过帽子,嘭嘭就是两枪。卓别林又说再朝裤脚打两枪,这样就更逼真了。强盗很不情愿地搂起他裤脚又给了几枪。卓别林还在苦苦哀求:“请你再把衣襟也打几个洞吧,这样老板就不会不相信啦!”这还是男人吗?这样窝囊!强盗一边颇不耐烦地骂骂咧咧:“你他妈的个胆小鬼……”一边撩起卓别林的衣襟连扣几下扳机,但成了“默片”——没听枪响。卓别林一看子弹打光了,顿时施展起流浪汉的绝技,撒丫子就跑,眨眼功夫无影无踪。
由此又想到有一种最为接近演员的人,那就是政治家或政客。这是表面看来差异极大,本质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两类人。大家想想里根总统和施瓦辛格州长,想想克林顿原来的理想生涯是演奏沙克斯风,想想江青的一生,就明白我这样说是多么有道理了。
据《西行漫记》记载,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及随行三人在张家坊(地处浏阳和铜鼓边界)被团防军逮捕。毛回忆说:“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从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毛泽东先用金钱软化麻痹民团,在最后的关头他终于瞅准机会,利用青少年时期锻炼出来的强健体魄飞速逃走。
区区几十块钱和短短二百码距离,竟然就这样匆忙决定了中国现代史的轨迹,这不禁又使人觉得急智也须有“缓智”作基础的,也就是要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周密考虑,否则急中生智也有变成“急中生蠢”的。如赫鲁晓夫在联大会议上用皮鞋猛敲桌子,在世人眼光里,这个农民的儿子、矿工出身的前苏联最高领导人,无异于村夫莽汉。
不过这个鲁莽粗野的人,也是一个喜欢即兴发挥,善于急智应变的人。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批判了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在全世界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又在反复批评斯大林犯下的严重错误,这时有人从台下递上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一个极其尖锐又使他特别难以回答的问题。上千双眼睛紧紧盯住了他,赫鲁晓夫无法逃避。他沉思片刻,拿起纸条,对着麦克风大声念了起来:“那时候你在哪里?!”
全场一片寂静,大家在紧张地观看事件的发展。赫鲁晓夫望着台下大声喊道:“谁写的这张条子?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台。”
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吭一声。赫鲁晓夫又重复了一遍:“请写条子的人站出来。”全场仍是死一般的沉寂。
漫长的几分钟过去了,赫鲁晓夫平静地说:“好吧,我告诉你,我当时就坐在你现在的那个地方。”
可不是吗?这个著名的座位是属于历史、属于地球村的。岂止赫氏,我们每个人在需要站出来的时候都曾经在那里呆着,包括你、我、他,我们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