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1976年夏天
暑假到了，母亲要去胶东的工地驻点儿。家里两个放假的孩子，怕父亲忙不过来。父母决定一人带一个。我就跟母亲去了工地。
住的地方是一个大院子，北边两间瓦房是传达和建设单位办公室。西边一排瓦房是设计单位的宿舍兼办公室和民工房。北边有两件房是厨房。其余的地方都碓满了各种建筑材料。我跟母亲住西边中间的一间，里面是床，外面就是办公桌。有时早上晚起，母亲跟她的同事就已经在办公桌那边忙起来了。
刚到时，只要母亲和同事几个人，民工还没有来。白天，他们都坐船去测量。整个院子就我一个人瞎晃着。后来我在河边找到好玩儿的。退潮后河滩上有很多小孔，用手指一捅旁边，小孔里就爬出小螃蟹，很小，就像虾皮里混杂的螃蟹一样大小。
河边还有一个小变电站，台子很高。我喜欢爬上去，坐在台子上等母亲他们从对岸回来。一天等出了神儿，一个路过的渡船上的人大喊，才发现已经涨潮，变电站都被水包围。幸亏还能淌水回去，如果再晚点儿，就留在变电站上了。这才知道为什么台子盖这么高。
建设单位的戴叔叔告诉我他儿子比我大三岁，再过半个月也要来了。听到后很高兴，这样就有人跟我玩了，我想。
一日，戴叔叔给了我两只大螃蟹，红红的漂亮极了，等不及母亲就先吃了，原想跟母亲留一个，吃着吃着发现，没了！母亲回来告诉她，她笑骂道：也不知道给妈妈留着，真馋！
第二天起床，母亲叫我起床。哎呀！了不得！鼻子没了！原来是因为螃蟹过了夜，我又不知要蒸熟，严重过敏，脸肿得只看到两个鼻孔了。母亲赶快送我去公社医院，打了针，回去继续吃药。母亲说是我太馋得到的惩罚。因为不痛不痒的，又没有镜子，所以我并没有在意，继续到处瞎逛。
当地的小学暑假只放半个月，所以已经开学了。母亲怕我无聊，就让我先去那边上课。教室是土胚房，残破的桌子，土克拉地，凳子还要自带，一个同学自愿帮我带一个。他们也不交学杂费，但交猪草，那个同学也帮我交了。
第一天上课，顶着颗肿着的头，四周围满了好奇的同学，当时就觉得跟城市不同。原先我们班有插班生，下课时没有一个人理他，孤孤单单的。
同位是班长，脸蛋儿总是红红的，学习很好，可他两只手都多长出一个拇指。我的凳子和猪草都是他带来的。他的嗓子极亮，在生产队的一次集会上，听他唱过“我是公社饲养员”，印象深刻。
脸终于消了肿，可我逃学了。母亲他们一离开，我就在工地找一只独轮车推着乱跑，刚开始一推就倒，很快就可以箭步如飞。最喜欢帮炊事员推水桶。
一天雨后，炊事员小张带我去钓田鸡。他站在小池塘的一边熟练地下饵儿，记得好像一放下去就有条上钩。他便一甩过来，我在地上拣起再往地上一摔，青蛙便晕了，然后再拣起来放在篮子里。(罪过罪过！)。当天晚上大家吃了一顿辣子炒田鸡，我并不觉得好吃，大人们却吃得很香。
民工来了。大院人来人往，热闹了起来。看过电影<春苗>，听说队上来了个赤脚医生，就赶忙去看，有些失望，是个男的，而且穿着鞋。我看他给一个肚子痛的女民工扎针，很快就好了，很神奇。
院子里倒有一个喜欢赤脚的，那就是我。用母亲的费图纸做了双纸鞋，穿着刚一出门就踩到钉子。母亲看到大怒，边给我消毒边骂：“工地到处是钉子，怎么可以光脚？看看，钉子生锈了，明天你的脚就会烂掉！”。担心地入睡，第二天起来发现脚还在。
那个小哥哥终于来了，可他根本不理我，因为他是来干活贴补家用的。不过
我找到一群很好的玩伴儿---女民工们。她们白天就在大院儿里砸石子儿，坐在地上，把大个的石头放在石板上，用一个铁皮做的带把手的圆圈套着石头，再用铁锤砸成小块儿。那个小哥哥也是在做这个活。工钱是按车数算的。
嘈杂的工地上，一群女工戴着头巾，坐在地上奋力砸着石子儿。我，一个小女孩儿，混杂其中，趁有人停手休息时，赶忙也砸几下。太有趣了。就这样我每天白天跟女工干活，休息时跟女工学织网兜。
9月9日，我正在河边等我妈妈回来。看到大人们坐船过来，连忙迎过去。这时工地的大喇叭响起哀乐，记得很长很长。接着广播员念着长长的头衔“我们敬爱。。。。。”大人们都站在原地严肃地听，我离母亲十步远，也吓得不敢动。当时心想“会不会是毛主席？”。不敢作声，认为自己反动透顶。
广播完毕，大人们窃窃私语，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最早学会写的字就是“毛主席万寿无疆！”。我以为他永远不会死的，可又不敢问。
饭后，大人们聚在一起，李叔叔说：“应该是江青，她是毛主席的爱人。”突然大家看到我在旁边，马上闭嘴，母亲就把我支到一边儿。大人们的表情很奇特，后来第二年，父亲从上海出差回来说看到打倒“四人帮”的大字报时的表情也是这样的。
母亲带我参加公社的追悼活动，会场黑压压地站满了人。主持人念道：我们敬爱的。。。。旁边一群老太太马上伏身嚎啕大哭。我吓坏了。母亲紧搂着我，我就在她臂膀下偷看。
因为要穿素色的衣服，可我的衣服都是带红色的，穿不得。只有一件淡黄色的勉强合格，可已经穿几天，一条条浅黑条。没办法，也只好穿着。
大家排队向主席像鞠躬，我是第一次，很紧张害怕。学大人的样子，战战兢兢地向前，鞠躬，退后，出会堂。赶快问后面的母亲，表现如何。母亲很严肃地回答：“90度角度很好，只是两只手在背后翘起来了，像坐飞机。”当时觉得丢脸的很。
终于可以回家了。火车站人山人海。母亲和同事们分成两部分，几个年轻小伙子先挤进车厢，然后在月台上看行李的人，把行李和我从车窗塞进去。
回到省城，当时闹地震都有段时间了，父亲、哥哥和全院儿的人都睡在防震蓬里。母亲嫌人太多，坚持带我睡家里。晚上很怕，经常盯着电灯看，生怕会摇晃。
学校已经开学了，看到操场上有个光荣榜，我们班一个学习甚差的女生在榜。一旁同学悄悄地告诉我：她在学校的灵堂哭得厉害，每个班选一个哭得好的去省礼堂开会，才有这个榜。另一个同学就没这么幸运，他看到那个女生哭得响亮，在一旁扑哧一笑。老师一个大嘴巴把他给煽出灵堂，大骂：你阶级敌人！我们伟大的领袖去世了，你还幸灾乐祸。同学们都担心公安会来捉他，他也灰溜溜的不敢造次。后来倒也没事儿。
9月18日，我们排队去另一个学校开追悼会。每人穿白衬衫兰裤子，胸佩白纸花。在路上就开始下大雨，纸花都湿得扁了。站在操场上，倾盆大雨从头淋到脚，广播里讲的什么根本听不清，只记得政治老师站在我前面，举着颤抖的手宣誓的样子。
追悼会结束，我们飞奔回家，地上水流成河。我们踏得水花飞溅，好玩儿极了，可没人敢笑。刚到家，看到我们院的东风车开来，后车厢上站着淋成落汤鸡的父母和同事们。
由于防震，我们就在田野里上课。工宣队每天给我们读姚文元的文章，无心听讲，就盼下课。一声下课哨响，同学们一哄而散，在大坝的边坡打滑梯，草丛里抓蚂蚱。
夏天很快过去了，我们搬回了教室。
难忘的1976年夏天，我八岁，三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