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落何处
夜,我坐在玄武湖边。
零落的雨脚,洒在岸边的垂柳上。周遭静得有点诡异。暑气笼罩的炎夏,来水畔的本该很多,此刻人影都很远,仿佛都特意留一僻静处,好让我这远客低回似的。我凝视着墨绿的湖水,雨点制造的一圈圈细纹,次第绽开,湖面,灯光的倒影益发迷离。恍惚间,看到淤泥下的一颗千年莲子,兀然发芽。
刚刚送走故人。长久分别后一场荡气回肠的聚会,每个参与者的心,都像此刻的玄武湖,被往事的雨点敲着,迷离,酣畅的痛与快意,时空错置,伤逝加上不甘----她们离开以后,我来到这里。
昨天,在南京火车站的出口,一声汽笛之后,30年前的弄堂小姐妹相逢。
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人来说,南京很远,远得被划为“半江”,曾虎踞龙蟠的古都无非是“半个江北”。上海人天性里排拒“乡下人”,正牌上海人如果被定性为”江北人”,简直要了他的命!至于更远的安徽贵池,在我们眼里,那是“蛮荒”了。这就是为什么,30年前弄堂五号的羽,因为没有上海户口而被送回原籍贵池,临行前和我们的泪水拥别,不约而同的泪水,一直流到如今。“我会回来的,我是上海人!”羽挥手时倔强地说。那天,我们四人手牵手走进洪流照相馆,拍下一张黑白合影,那家照相馆就在四川北路山阴路口。
最先走出火车站的是羽,短短的发茬,高个子,憨憨地笑着,清纯得像是当年那黯然离开上海的少女。我问:“从安徽过来?女儿呢?”“女儿读书,正在高考,要不,我会回上海去玩玩。”羽笑着说。10多年前,大学毕业后在老家事业有成,担任贵池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丈夫则在安徽国家银行里担任信贷部主任,生活极为风光。然而,两口子毅然放弃如日中天的事业,卖掉在安徽的宽敞大房子,回到梦想中的天堂——上海。
去年,杀回上海的羽又一次离开,原来外地人和他们的子女生存上海并不容易,羽住在廉价的破旧公房内,每天跑浦东从底层的广告专员做起,拿最低的工资,上街分发传单,遭到多少白眼,总算熬成房屋销售员。丈夫在一家日资企业干保安,为人勤奋老实再加上大学本科的学历,被老板看中,三年前被提拔为部门经理,眼看着羽的上海梦就要实现。然而,只有外地户口的女儿只能在上海“借读”,临到高考,须回到户口所在安徽的试场去。
我和羽并肩来到玄武湖,日落黄昏,湖上星星点点下着细雨。羽还是那么乐观:“临离开上海,女儿哭了,就像我当年一样,她那么爱上海,说一定要考进上海的大学,我支持她!哪怕卖房子卖掉全部家当,也要让她在上海读大学。”我望着她问:”外地万一有好的大学录取,那也不考虑?” “当然不!”“还卖掉房子?那你将来-----”羽抱肩不答,也许暗笑我不通世故。
身后传来晴和梅的笑声:”早知道羽一定先来!“我抱住晴,昔日最美丽的女生如今满身岁月的风霜,我被记忆触动,鼻子一酸,强忍泪水。也是10多年前吧,晴扔下一岁的女儿和刚刚生意失败的丈夫,孤身闯荡澳大利亚,一直当黑工。原以为,以她的精明能干,马上能赚到钱,然后杀回马枪。不料一“黑”就是16年!直到去年澳洲大赦非法入境者,她才拿到签证,回到在上海的家。
上海参差的矮屋檐早变成摩天大厦,那含三间精致卧室的单位是她打黑工的血汗钱换来的。大厦高处风寒露冷,17岁的女儿跟少女时代的晴简直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然而在美丽的外表下是令人心碎的冷漠,她眼神尖刻无比,面对母亲,小巧的嘴蹦出一句:“你是谁?怎么还回来?在澳洲混不下去?”含泪的晴转眼看向在旁的丈夫,16年不见,丈夫老了许多,当年因英俊高挑而被晴一见钟情的小伙子,现在已经发胖,成了秃顶、迟缓的中年人。他面无表情,目光落在桌子上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上:“16年了,你想过我们吗?”-----
在昔日的弄堂,晴还是找到了栖身之处,年迈的父母颤巍巍地迎上来,她一把搀扶住父母,三人都泪流满面。很快,她发觉曾经精明能干,将家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双亲,已病弱得做不成一顿像样的饭菜。家里一团乱,杂物东一堆,西一堆,没人打理。唯一的弟弟自幼弱智,人到中年还不知柴米油盐。白发父母为他揩去口水,端着饭碗一勺一勺地喂。好强的晴,来不及洗去万里风尘,立刻动手清扫房间,抢过母亲手里的碗,喂小弟吃饭。她决定,暂时留在上海找工作。
梅在一旁静静地聆听我们诉说别后种种,很少插嘴,她永远是娴雅端庄的。这些年断续地见她过几面,知道一点她的情况。那年她还是名大学生,才二十岁,如花似玉纯洁无瑕,寻找课外兼职的时候遇见了她的初恋,一位颇有魅力的中年台商,她一直隐忍地下,去年总算等到他办完离婚手续。在深圳商场已颇有斩获的梅,终于披上等了20多年的婚纱。结婚以后,冒风险在高龄怀孕,却失去腹中胎儿,在上海的母亲又重病在身----。
都进入忧患中年的女人,满身是负累,满心是烦恼,可是没有泪,只有大说大笑,四个人象当年去洪流照相馆一样,牵手走路,晴还是那么牙尖齿利:“咳,我说,既然来了南京,怎么不让我们看你爸爸?我爹妈可是吩咐我来看老人家的。”我摇头:“人越老越希望生活平静简单,他一见陌生人就紧张。”大家争着说:“谁说我们陌生啦?当年你爸爸教我们数学呢!”好在羽替我解了围:“你爸的性格和我爸爸一样,越老越怕见人,还不要钟点工照顾,幸亏我早就安排他到上海住,将来我回去照顾他还算方便。”
夜,我安排她们住进旅馆。我们站在客房 的窗前,头上一弯新月,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城里一片静谧。她们说:“怪吧?聚会在南京不在上海。”晴说:“在祖国各地照顾老人的照顾老人,陪读的陪读,工作的工作,怎么可能在上海聚会呢?还算走运,我这个澳大利亚黑户头,终于在上海找到工作,不然来不了。“我问:“还回澳大利亚吗?”晴点上一支烟,站开一些,让伙伴少吸些二手烟,说:”回去!一定要回去!本来九月我就走,只是,我要等我女儿,她答应跟我走才行。如果----如果不答应,我明年只好自己走了。“大家都沉默下来,早听说了她女儿从不曾叫她一声妈,也坚决不肯去澳大利亚。我问:“你父母和小弟呢?”晴猛烈地吸着香烟:“本来我想拿到国籍就给爸妈办绿卡,可是他们不能去!因为小弟一刻也离不开爸妈 。”羽问:“听说西方社会残疾人的福利很好,小弟若去澳洲,日子一定比这里好过。”晴抽烟一根接着一个,停不下来,她的声调十分平静,仿佛说的是别人:“澳洲正取消兄弟姐妹移民,小弟这辈子无法去了。”
雨蓦地落下,来势汹汹,依稀看到玄武湖的水面,被雨晕成一片迷蒙。
夜晚,梅送我下电梯,悄声问我:“有没有发觉,晴抽烟上瘾了?”我淡然一笑;“在国外格外需要麻醉,你看我,不也咖啡上瘾了么?”梅仔细打量我:“你要保重。”我又是一笑:“放心。” 从头到尾,内向的梅没有多谈自己。
就在半年前,上海第四人民医院急诊室外,弄堂里的几名白发老邻居神情焦灼,低声地商议着什么。一名医生匆匆出来:“怎么才送来?谁是家属?”我舅妈迎上去:“她女儿在深圳工作,怕是赶不过来。”医生皱眉:“她患的是癌症,要家属签字动手术。”舅妈慌忙掏出手机要打,梅的母亲挣扎着手术床上大喊:“不要告诉她,她有孕在身呢!”几位老人“啊”了一声,手足无措。 梅到底知道了。她匆匆结束商务会议,赶来签字陪夜。母亲手术后刚刚歇下,梅就被推进妇产科急诊室,多天劳累奔波使她失去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因为年迈体弱的母亲不愿意迁居深圳,而丈夫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进入晚年后也要在台湾定居,他为了梅抛弃了原来的家庭,如今只有梅一个依靠。梅为了陪伴丈夫照顾母亲,只好一年到头提着行李箱,四处为家。
深夜,我回到下榻的宾馆时,儿子和丈夫都已熟睡,我端起一杯咖啡,走到窗前,想起美国的家,院子需要整修,大批帐单要支付,孩子新学期的课程需要安排,课后活动的各个老师需要联系,而在南京,无力行走的老父一个人在家里失眠,病重的他脑子已不听使唤,他不敢见昔日的邻居,然而私底下又渴望在晚辈面前维持昔日的尊严。当年,我刚入籍美国,爸爸为了照顾百岁的奶奶,卖掉上海的房子,移居南京,他被里弄的多年邻居称作“孝子”。然而,从此,我在上海无家可归。
现在,在宾馆另一头的旧日姐妹淘,一定也没有睡,也一定没有再往下谈,30年河东河西,30年升沉歌哭,从何说起?
南京的日头从来不等人,晨曦上来,我如期接她们一起去吃饭,游览。秦淮河,玄武湖,紫金山,地方只是陪衬,我们漫无目的地走,饿了,吃一餐秦淮家常菜,渴了,喝一杯冰冻雨花茶。絮絮叨叨地议论南京的山色湖光,巨大的梧桐树,还有美味的小馄饨。她们说,在上海满街乌央乌央的外地人,不但没有正宗的小馄饨,河鲫也一点不好吃,有一股药味,南京的白鱼个大味美,还是野生的呢!她们还说,南京市中心的绿化带漂亮,上海连郊外也没有如此茂盛的绿色。
我很想问,我们昔日小学旁的万寿斋,小馄饨不是很好么?排行上海小吃第一名呢,上海小菜场的河鲫鱼用葱油红烧,味道总比美国的石斑鱼强吧?我们春游常去的青浦大观园还在吗?那里一定绿树成荫了吧?听说七宝老街开了,里面的本帮菜馋死人--------至于上海满大街的外地人又能算什么呢?我们自己,现在哪个不是“外地人”?
天空雨点益发密了,我们只好停脚步:“该回去了。” 回去?我抬起头,看见三双晶莹的眼睛,她们渴望什么,却欲言又止,“时间太短。”我说,“下一次聚会要多安排几天。” 她们笑着说是,心里都起了莫名的怅惘,“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长途汽车把羽带走了,滚滚烟尘中,羽还是那么倔強:“女儿可以弥补我当年的遗憾,一定要当上海人。我也会在上海养老的,哪怕穷得当乞丐。”语气一如当年的决绝。
我怅惘地望着,雨中的长途汽车渐渐消失,忽然想起了我们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的,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发誓有朝一日功成名就,回到上海去工作、生活。待到儿子生下来,我叹息:没有办法马上回上海了,只能在老年落叶归根。但是,眼看着上海越来越繁华,我反而越来越疑惑。
我刚才问了梅:“养老之地,是否在上海?”梅说:”没想好,送走母亲后我可能跟老公去台湾定居,也有可能移民加拿大,肯定不在上海,那是什么消费水平啊!“晴又点上烟,眼圈红了:“只怕我都不能服侍爸妈终老了。”我安慰:“明年你可以不走的,现在工作不是很好吗?”晴连连摇头:“唉!不习惯了,每天穿高跟鞋跟一帮八十,九十后的小年轻一代一起挤地铁,别提多艰难!这饭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砸掉。只能在澳洲养老,我早就习惯那里穿拖鞋汗衫的日子,打拼16年,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再拾起来比在上海容易多了。你呢?”我没回答,其实答案早有,却总有一份不甘。
她们两位登上火车,前往不同的地方。
雨里,我独对玄武湖。对自己,我总算可以这样回答:“终老之地,我们已经没有选择。”
一如此刻,雨落在哪里,由不得雨作主。
太沉重的上海情结.
俺去过多次上海.上海,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上海.我有若干朋友,当初都是上海人看不起的外地穷学生,现在都算是上海的上等阶层人物.他们的下一代,则自以为是正宗的上海人.现在的上海新一代,可没有这么重的上海情结.
俺弟算是暂时的海归,在上海某大公司当什么O, 年薪基本上和他在米国的收入打平,但他只愿意干三年.毕竟有雾霾和污染什么的.
俺表哥在上海是高中校长,则整天想着要把他大学毕业的孩子移民出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