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北路，我脚下的琴键

                        曾宁

         刚刚走出浦东国际机场，我就和各拉着行李箱的两位家庭成员——老公和儿子讨价还价：恩准我在虹口区单独待半天，然后坐上开往南京的火车。老公居心叵测地问我：“不是去幽会吧？ 和青梅竹马时代的小男生？”我不置可否地笑答：“差不多是。”

我撂下最亲近的两个男人，从机场打的，直奔四川北路。一到路口，我就对带崇明口音的“差头”司机嚷嚷：“让我下车吧！”热情得有点过分的“差头”说：“小姐，送侬去目的地，是新亚大酒楼伐？”我谢过，说不必，这儿就是。他恍然大悟：“哦，是来血拼咯。”他别着舌根说出新学来的洋字眼。我付了车费，关上车门前，诡秘地甩下一句教他莫名其妙的话：“我来弹钢琴呢！”

        是的，我要以穿着踏遍万里风尘的平底鞋，把梦绕魂牵的四川北路，当作乡愁的大钢琴，以脚步弹奏。黑键白键，带着寻常百姓的悲欢歌哭，起伏低昂；高音低音，带着我此生的泪痕与梦痕，逶迤绵延。太紧张了，踏出第一步时，在马路和人行道相交的石级前打一踉跄，它在警告我：携带的记忆太沉重，怕要压得我闪腰。

         开端却是我万万预料不到的——弹下一个奇妙的“白键”。在新亚大酒楼旁边的联华超市前，遇见一个地道的白种人。他有如狩猎者，警惕地盯着路人，把我的点头和微笑捕捉到了，忙不迭趋近，用美式英语问我，他手头的兑奖收据是否能当钱钞用。我摇头，用英文说：“那是收据， 可以参加抽奖，就像美国的乐透”。他知道我是大洋那边来的“同乡”以后，兴奋莫名，喋喋不休地交代行程，声明他是斤两十足的缅因州乡巴佬，出生以来，没踏出美国一步，一飞就飞到彼岸的黄浦江畔。 我告诉他，我也和他一样，没去过中国以外的地方，可是，一走就从上海走到旧金山湾区，一呆十六年 谈论不一会，居然有了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他把手头刚买的啤酒罐子晃了晃， 他告诉我，他 从美国东海岸飞到这里，时差的困扰一点也没有。“我有的只是好奇心------。”他一屁股坐回到石阶上，猛喝一口啤酒，“来中国三天，哪儿也没去过，一天到晚坐在这门口，早上端星巴克瓶装咖啡，下午拿啤酒罐，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头。他来了劲儿，指着交通繁忙的马路，高谈阔论：“这里的车流比纽约皇后区的百老滙还堵，而且，车子都好像没有速度限制似地横冲直撞，动不动越线超车，抗议的喇叭声此起彼落，好几次我看见车子不理睬红灯，照样冲过去，看得我心悬上嗓子眼！行人呢，不走斑马线，在车流中穿来跑去，毫无畏惧。在人行道上，摩托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够乱吧？然而，教我惊讶万分的是，没有发生一次事故，哪怕极为轻微的擦撞。”他激动万分地大喊大叫，“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我不甘心，一直等，非看到事故发生不走！”白种人的蓝瞳忽闪着怪异的火。我微微一笑，道声再见，继续弹奏我的“琴键”。

        说话就到了黄昏，华灯初上的四川北路却失去昔日的喧嚣。处处大兴土木，尘土滚滚，商店关门装修，车辆行人比去年少了一半。我这识途老马，左一脚，怀旧的咏叹调，以穿街过巷的“小钵头甜酒酿，糯米小圆子”“栀子花白兰花” 叫卖声为和声；右一脚，如歌的行板，那是后现代时尚的变奏。

         我所面对的灰色大厦，别看色调有点伤感，却有过显赫的往昔。它建于清朝，正面排列着混合英国古典主义风格和古罗马气派的圆柱，不必看它的外表，光是按时间排出的名字，就有足够的沧桑意蕴：“大清邮局”、“远东第一大厅”、日寇占领上海时期，它是什么指挥部，日本军刀曾在这里发出瘆人的寒光。小日本投降后，牌子变成上海警备区司令部。这60年，它是上海邮政总局。

          阴森的大楼所拥有的历史，在脚下化为钝重的长调，然而，我家族的小人物，只配在低音部充任卑微的和弦。沿命运的五线谱倒溯60年，那个夜晚，两声沉闷的大炮声夹杂机关枪炒豆子一般的碎响，穿过位于四川北路尾山阴路的两层厚窗帘。黑洞洞的房间里，外公外婆紧紧搂住年幼的妈妈和舅舅。他们不能不满怀疑惑，这些被激进分子们渲染为给无产阶级带来黎明的硝烟，是否也给这个洋行高级职员的家庭带来希望？几天前，在离他们住处才几步之遥的吉祥路上，一群年轻人被抓上囚车——围观的人指着一个门口说，那是上海地下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总部。

其实，这是决定上海人命运的夜晚，发生过解放上海一役中至关重要的四川路桥枪战。国民党守军在最后关头没有杀害共产党的人质，走玉石俱焚的绝路，放下了武器。他们交出军人的尊严，成全了上海百年以来命若游丝的荣华梦幻。

        大厦旁，依稀有水声的音符流转，啊，是苏州河！它该是黑键敲出的吧？ 记忆中，外白渡总是倒映在乌黑的酱汤里。然而，风水轮流转，好几代被污染整得苦不堪言的两岸居民，在千禧年以后，不但目睹苏州河渐渐变清，周围新建的公寓大厦群，每平方米动不动卖出五万十万的天价。老上海人从前为困顿所苦，如今却为了暴富而浮躁惶恐。

        向深处走，向记忆走。琴键委婉，如梦如幻。布店在哪里？外婆最爱带我去逛的地方，看着打扮素净整洁的外婆，在柜台前志得意满地选料子，披在身上，对镜顾盼。熟识的店员漫不经心地用铁夹装好收据，猛地一扬，“呜！”的一声，铁夹子顺着纵横交错的铁线从空中滑到高台上收银员的手中。外婆低声与我争执起来，她喜欢色泽典雅的毛料子，五岁的我则被花花绿绿吸引，外婆瞥一眼我手里的花布，不屑地说：“乡气！”我说我偏要学“李铁梅”。我说不过她，却乘她不注意，一溜烟跑到街角的烟纸摊，递上一分钱，一颗白粽子糖就捏在手里。有时我捧上五枚硬币，换来结结实实的一包“话杨梅”，纸包大得小手抓不住，黑红的糖浆渍透米黄色薄纸，直抵我酸酸麻麻的舌根。身后，拖辫子的电车悄悄开来，我靠着贴着大标语的墙壁，看衣着光鲜的乘客上下，丢一颗话杨梅在嘴里。外婆呢，在布店旁边的里弄加工组，不厌其烦地询问拷边的价格。

         文具店呢？我追问飘渺的琴声。七岁我上了小学，为了买到五彩缤纷的橡皮泥，从山阴路走到武进路，沿途的文具店至少有三家，家家缺货。我的心里回响童年的脚步声。

        横浜桥到了，桥下的水来自苏州河，当年尽管是稠稠的黑色，却不怎么让人嫌弃。我喜欢爬在桥头的石栏杆上，俯首看桥下摇橹缓行的船家，猜想着：厚帆布遮盖的舱里，有什么稀奇玩意儿？调皮的男生对着下面喊：“乡下人！”不时用弹皮弓打些石子过去，朴实的船民通常只是骂两句我们听不懂的江北话。船儿在我们的起哄声里匆匆穿过小桥，那时刻，旁边点心店里小笼馒头的香味，总是恼人地钻进鼻子，我多么渴望，有求必应的爸爸，哪个周末带我来吃一顿？尽管，比起这种制作粗放的大众食品来，我更喜欢复兴中学对面伊斯兰馆子的咖喱生煎。 那仅仅是空想，妈妈的病很重，刚刚以照顾家庭为理由调进复旦大学任教的爸爸，忙里忙外，心力交瘁，哪有带我逛街的心情？那时，我八岁，不识愁滋味的年龄。

       “斯为美”理发店该到了吧？我问脚步，脚步问硬邦邦的马路。那根永远不会把红蓝双色旋完的圆筒要在就好了。妈妈和妈妈的妈妈都是斯为美的忠实粉丝。带点异族血统的妈妈，一头天然卷发，常常受师傅们赞美，说可以做各种造型。那年代，妈妈长得确实出众，然而谁敢直截了当的赞美呢！尽管妈妈为了爱美，被同事批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但不妨碍妈妈的照片被“斯为美”贴在玻璃橱窗内，作为发型模特。我在九十年代初期，步我家两代女性的后尘，走进“斯为美”，仅仅一次。做完头发，好端端的长波浪，曾经是最热门的时尚，我却气愤地刷平了，对着镜子皱眉：“真土！”从此不再踏足，转到淮海路的“红玫瑰”去，那里的年轻发型师去香港实习过，不但会为我盘妖娆的“宴会髻 ”，还会剪利落而帅气的时尚短发。过了好几年，我终于为了那次抗议“斯为美”负疚——拍陈逸飞的《海上旧梦》时，我省悟，一头兼具温柔与豪迈的汹涌“长波浪”，配上团花紫旗袍，是何等的淑女风情！

          找不到斯为美。 我对着霓虹灯低声问：玻璃墙闪闪发亮的精品大厦，可是建在斯为美的旧址上？谁会回答我？光阴无言。

         -------忽然之间，我触到一个低音区的白键，脑际里的天亮了，公园里，陆续走进晨练的人们，大路旁梧桐树行，不理民间的困顿，一味欣欣向荣。有七十年代末期大饼油条的香味绕来绕去，闹猛的叫卖声压倒滑梯前孩子们的喧哗。我骑着小小自行车溜进鲁迅公园门口，赶往儿童乐园。在后面妈妈焦急地喊：“当心掼交！”尚未过门的舅妈，慌忙搀住刚动完癌症手术的妈妈：“侬自家当心，唔要被人撞了。”儿童乐园里，我兴致勃勃地玩大转盘，被癌症折磨了足足七年的妈妈，眼窝深陷，极度疲倦，被舅妈搀着，坐在一旁。在闹成一锅粥的场地里，这两个大人的交谈偏偏清晰地传进我的耳鼓：“阿丽（舅妈的小名），我这次怕是不好，熬了那么多年，也该去了。”舅妈急急打断她：“你乱说什么，别让孩子听见 -----”“你和我哥哥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有办结婚------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们了-----”我急忙从转盘跳下，差点摔个嘴啃泥。舅妈为我裁制的绣花连衣裙，随着风儿张开，降落伞一般，我的充满着妈妈伤感目光的童年，就这样随风而去------

        脚步直着敲人行道，横着敲斑马线，音符起落。四川北路快要走完，迎面是鲁迅公园，从前居民叫它虹口公园。门口两株高大的广玉兰无恙？那馥郁的香气熏遍远近。即使能见度有限，也可断定，外墙刚刚修理和粉刷过。里面的树木影影绰绰。儿童乐园里的转盘又在缓慢旋转。我按照从少年时养成的习惯，往右转去，我当然知道，走过两排水杉树夹着的甜爱路，便是山阴路，穿过梧桐绿叶密布的山阴路，到欧阳路，再右转就是老家。橘黄色的小灯如豆，把最富诱惑力的光晕印在墨绿色窗帘上。舅妈在等我，她知道，我为了探望被摩托车撞伤的爸爸，从旧金山飞回来，今天路过上海。

此刻，我徘徊复徘徊，以犹犹豫豫的脚，把马思聪的《思乡曲》来来回回地弹。-----小学即将毕业那年，每天放学回来，墨绿色窗帘上，外国小人儿在舞动。橘黄色的灯光下，我牛饮舅妈专为我做的火腿骨头冬瓜汤，一碗灌下去，连渣滓都不剩。舅妈疼爱地望着我，又盛上一碗递过来，轻声问：“功课做完了？不要让外公外婆操心。

        近乡情更怯，近乡情更切，我快步向橘黄色的灯光奔去。手机响了，是老公打来的：“幽会够了吗？提醒你，别误了火车，上海的亲戚不要见了吧？” 我仿佛看到，拂动的墨绿色窗帘，清晰地印着舅妈苍老的身影，掐指一算，她也该六十出头了。舅妈，对不起，错过了，都错过了！一如来不及看山阴路的鲁迅故居、秋瑾公寓、瞿秋白旧居，还有那曾经让我骄傲的多伦路文化街。

  我坐上出租车，走上回头路。缅因州来的白人还在门口喝啤酒，旁边堆着易拉罐。他一定还没等到交通事故，我为此庆幸。 他身后便是四川北路一号，那个著名的“上海邮政总局”。我向他笑笑，他没看见我。 。

        火车启动，我和家人离开上海。爸爸从南京打来电话：“你舅妈准备了一桌子菜等你呢！”我不敢回答。上海在背后。琴声行将休止。

“囡囡，火腿冬瓜汤已经炖好了，放在桌子上，快去吃。”火车铿锵铿锵的轮子，代替我的脚，敲出最为荡气回肠的尾声——每次归国，舅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它。